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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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表的故事（2）
我决定向派出所报案。
我知道，若要向派出所报案，必须掌握到翁鼻子顺走我手表的证据，而现在，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只有我，作为案件当事人，这显然是不能作为证据的，派出所也不会单凭我的一面之词立案对翁鼻子进行调查，如果翁鼻子抵赖甚至反咬我一口说我诬陷他，那就麻烦了。
高中时，我在学校图书馆读过《福尔摩斯探案集》，对侦破推理之类懂得一点皮毛。现在，我必须找到人证明昨天夜里翁鼻子确实是从东青河回家里过夜了，而不是像王翠花说的那样，翁鼻子压根儿没有回家，既然没有回家过夜，他在半路上与我邂逅并“顺走”我手表也就无从谈起。
我决定先到东青河边查访，看昨天夜里翁鼻子过河时，有没有被人看见。找到这个人，就能证明翁鼻子昨夜的确从河西岸回到东岸了。但昨晚翁鼻子过河时已经半夜了，那么晚了，河边有人看见翁鼻子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这么寒冷的天气，东青河的渔民都已经休渔，准备过年了，谁会大半夜里守在河边挨冻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抱着侥幸的态度去河边寻访了一番。寻访的结果没有让我失望，在距昨夜邂逅翁鼻子不足两百米的河边，我找到了一户渔民，是一对夫妇，男的姓沈，跟我差不多年纪，络腮胡，大个儿，女的则小巧玲珑，胸部很丰满，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他们以前在丹江河打渔，丹江口水库禁止捕鱼后，就来到了东青河。前两年我媳妇生孩子后缺奶，我曾从他们手上买过几次鲫鱼，老沈是个仗义热情的人，听说我媳妇生了儿子，咧开长满络腮胡的嘴巴连声向我道贺，称完鱼，还另外给我加了一条一柞多长的鲫鱼，那高兴劲儿，仿佛是他媳妇生了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老沈虽然结婚好几年了，但他媳妇一直没有生育……
那天下午，当我在河边见到老沈时，他正在补鱼网，他媳妇在船头腌制腊鱼腊肉，桐油漆得发亮的船篷顶上已经晒了一些腌过的鱼肉。他们老家在很远的丹江河下游。看样子是打算在东青河边过年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老沈停下缝补的渔网，蹙着眉头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昨天夜里我喝了点酒，睡得很晚，不过，我半夜起来解过一次手，天上黑魆魆的……”
我见他吞吞吞吐吐，沉不住气了，说：“老沈，你就明白告诉我，你到底看见翁鼻子没？”
我这一催，老沈终于说了实话：“看见了。我解完手刚要回船舱，就看到一条船在离我的船不到五米的地方靠了岸，上面下来一个人。天气那么黑，我原本看不清那人是谁的，可他上岸后踉跄了一下差点儿摔倒，便打亮了手电筒。借着手电筒光，我看清那人是翁鼻子……”
“你认识……他？”
“翁鼻子以前来我船上买过不止一次鱼，每次抹掉零头不算，还讨价还价，怪烦人的。”老沈说，“他是个小气鬼，没准真能干出啥出格事儿来……”说了一半，突然住了口，转过脸去看他媳妇。看得出，他很在乎他媳妇的。
我感激地捉住老沈的手握了握，还递给他一支烟。
我临走时，他媳妇突然叫住我，“老沈昨夜也喝多了酒，没准看走眼了，你不要把他的话当真……”说着，用那双乌黑的眼睛定定地瞅着我。
我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但我没有理睬，心满意足地从河边离开了。
有了老沈的话作证，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但仅仅有老沈一个证人还不够。老沈的话只能证明翁鼻子从东青河西岸回到了东岸，但不能证明翁鼻子回家了，不能证明翁鼻子昨夜回了家，就不能证明王翠花撒了谎。只有证明王翠花撒了谎，才能指控翁鼻子的确顺走了我的手表——否则，她为啥要撒谎呢？
接下来，我还需要在村里找到一个或两个看见翁鼻子回村的证人。
很快，我又在村里找到了两个证人。
第一个是小白，这两个人的家跟翁鼻子斜对门住着，平时关门开门，进进出出，互相都听得见或看得清清楚楚。小白是我的本家侄子，家里穷，中学没毕业就跟人学瓦匠，一年上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快过年时才回到村里，手里有了点钱，经常跟村里的年轻人在一起打牌赌博，一玩就是大半夜……
昨天夜里，小白打完牌回家，正巧看见翁鼻子从村外回来，走到自己家时，摸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摸到大门，后来还是他媳妇起床打开门，才让他进去的。
“当时我就琢磨，翁鼻子肯定是喝醉了，要不怎么会打着手电筒都摸不到自家的门呢？”小白说。
“你确定你看见的是翁鼻子吗？”我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你这话说的，半夜里摸王翠花门的不是翁鼻子，难道还会是别的男人么？”小白挤了挤眼说，“王翠花开门时披着一件花棉袄，露出半个雪白的膀子……”
我没心情听小白扯淡，很快又找到了第二个证人谢婶。
谢婶以前当过大队妇女主任，还是村里唯一的女党员，说话做事一向爽快利索，干起活来也风风火火，是一把好手，村里人私下叫她“假男人”，谢婶的男人在修丹江口水库时，被一辆履带式东方红轧路机给轧死了。谢婶去收尸时，连男人的尸首都没见到。
昨天夜里，谢婶为了准备年货，磨豆腐忙到半夜。临睡觉前，她出去小解。天又黑又冷，她懒得去屋后头的茅房，就在屋门口的地上撒尿，刚褪下裤子，就见黒糊糊的村道上突然冒出一个人，紧接着，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照到她的屁股上，吓得她身体一哆嗦，没等尿完就往上提裤子。这当儿，就听一个男人嘎嘎笑了两声：“哇，屁股好白！”
谢婶听出是住在斜对面的翁鼻子，顿时红着脸啐了一口，骂道：“呸，回家去看你媳妇的屁股吧，她可比老娘的白！”说完，就返身关上了大门。
我问：“谢婶，你确定是翁鼻子吗？”
“不是他是谁？”谢婶粗声大嗓地说，“这么多年我跟他门对门住着，那公鸭嗓门哪天不听几回……”
有了小白和谢婶作证，我心里更有底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乡派出所。乡派出所离我以前读过书的中学不远，紧挨着乡政府，是一座石灰墙青灰瓦的平房。我走进派出所大门时，值班的民警刚上班，是个身材单薄的小青年，留着两撇小胡子，两条瘦瘦的腿跷在办公桌上，衣领敞开着，警帽也没戴，一只手拿着根油条，另一只手端着碗豆浆，正在过早，见我进去，也没有把腿从办公桌上放下来，懒懒地问了一句：“这一大早的，啥事儿？”
我说：“我是来报案的。”
小胡子听了，这才将两条跷得高高的腿从桌上放下来，他把吃得还剩下一半的油条衔在嘴里，腾出油腻腻的手来做笔录。他先是把我的姓名、年龄、住址等一项不漏地记录下来，还仔细查看了我的身份证，接着便让我详细讲述了案发的全部经过。当他听到“翁彪”两个字时，手里的笔停顿了一下，将信将疑地问：“你是怀疑翁……彪偷走了你的手表？”
“不是怀疑，”我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肯定是他偷的。要不王翠花为啥要撒谎说他夜里没回家？”
“你这只是推断，推断就是怀疑嘛！”小胡子咬文嚼字地说，一边用笔敲了敲面前的记录，“我们需要传唤你说的那几个证人，还有翁彪和王翠花两口子的口供，给人定罪，不能听一面之词，得证据确凿，懂吗？”
“这个我懂。”我点点头说，“那几个证人都已经答应为我作证了，至于翁鼻子和王翠花承不承认，需要你们秉公断案……”
“这个你放心，派出所是执法机关，既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小胡子的口气十分笃定，仿佛他不是一个普通民警，而是派出所的领导。但我还是相信了他的话。
半个月后，派出所给村里打电话，让我去一趟。从报案到现在，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派出所肯定传唤了证人和翁鼻子夫妇，案情应该水落石出了。我脑子里浮现出翁鼻子承认偷窃行为后痛哭流涕的情景。我甚至想，如果翁鼻子只是一时财迷心窍，认罪态度诚恳，我可以原谅他，请求派出所免除对他的治安或刑事处罚。毕竟只是一块手表，算不得什么大事。况且，我们曾经同过学，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把人赶尽杀绝呢？
可是，当我来到派出所时，听到的结果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见我的除了上次那个小胡子民警，还有一个酒糟鼻子的中年警官，“这是我们单所长……”小胡子向我介绍了一句，便埋下头去做记录。
接下来，所有谈话都是在我和单所长之间进行的。
“你叫郭文才？”单所长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问，“就是你来报案，指控翁彪偷走了你的手表？”
“是的。”我坦然地说，“上次办案时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翁彪趁我喝醉酒，顺走了我的手表。”
但我还没说完，单所长就态度粗暴地打断了我，说：“经过我们的调查取证，得出的结论跟你说的恰恰相反。翁彪不仅没有偷你的手表，他媳妇王翠花还差点被你强奸了……”
我听了仿佛当头被人打了一棒，耳朵嗡嗡乱响，气得浑身颤抖，“胡说！这是翁鼻子王翠花倒打一耙，血口喷人，栽赃陷害……”
“你说他们栽赃陷害你，翁彪还说你栽赃陷害他呢！”
“我有证人作证，他们可是空口无凭，”我几乎喊叫起来，“你们不能听信他们两口子一面之词！”
“证人？”单所长冷笑道，“那三个人可不都是像你这么说的，你可以回去问问他们……”
我听出单所长话里有话，正感到有些茫然时，单所长脸上突然变了一副表情，疾言厉色地说：“郭文才，根据我们现在掌握到的事实，你涉嫌诬陷他人、强奸未遂和撺掇他人作伪证等犯罪行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希望你悬崖勒马，不要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你及时悔过，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否则……后果你懂的！”
说完，单所长腾地站起身离开了。屋里只剩下我和小胡子。我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单所长的话像针扎得我脑袋生疼。后来，小胡子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机械地签完字，把笔交还给小胡子时，他扎下头，似乎在竭力回避着我的眼睛，那副畏葸的神情，跟上次见到他时判若两人。
我迈着两条像灌满铅的腿，仿佛一只断线的风筝，飘飘忽忽地走出了派出所。我怎么从一个报案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呢？这个疑问反复在我脑子里呈现，可我脑袋想疼了，也找不出答案来。
回到村里，第一件事我就是去找小白。我想问问他被派出所传唤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扑了个空，小白娘说城里包工头打来电话，工地上有事，叫小白回城里去了。
我有点不相信，马上快要过年了，工地上会有啥事呢？小白一定是故意躲避我……
我去找谢婶。
谢婶倒是在家，可当我问她被派出所传唤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她却闪烁其词，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反复催问，她才期期艾艾地说：“文才，你别逼我了，他们说我是作伪证，威胁要开除我的党籍，我一个妇道人家，还能咋办……”
话说到这份上，我不好再说什么，神情黯然地从谢婶家离开了。走了没几步，谢婶忽然叫住我，低声说：“文才，我听说，派出所那个单所长是王翠花的姨表兄，你斗不过他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算了吧……”
离开谢婶家，我又去东青河边找渔户老沈。
像上次那样，老沈又在船头补鱼网，他老婆在尾舱里做饭，锅里炖着的鱼汤弥漫出一股好闻的香味儿。老沈一看见我，像是早就料到我会去找他似的，不等我开腔就说：“你又是为作证的事儿来找我吧？你放心，不管派出所那帮人怎么使花招，我也不会改口，那天夜里我见到的就是翁鼻子，除非他们把我嘴巴堵上……”
听了老沈的这番豪爽侠义之言，我原本感到悲观失望的心里，又升起了一线新的希望。我想对老沈说两句感谢的话，可喉咙梗塞了一下，望着那张因被风吹雨淋显得格外黝黑的脸孔，竟一句话说不出来。“大恩不言谢，等这件事了结后，我一定重谢！”我说完这句话，拱拱手，就离开了东青河边。
回到家，我左思右想，不但没找回手表，自己反而被翁鼻子和王翠花反咬一口。派出所所长是翁鼻子的亲戚，县里地区不可能都是他亲戚。再说，他们家有亲戚，别人家也有亲戚呢！我想起有个表舅在地委宣传部工作，我娘在世时，表舅还来过我们家，那时听说是个副科长，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表舅再不济也会比科长大，说不定当上副部长了。自从我娘去世后，表舅就没再来过我们家，他是我娘没出五服的叔伯祖父的儿子，打断骨头连着筋，我若求他帮忙不会不管。于是，我就给表舅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冤情从头至尾，完完整整地叙述了一遍，最后，我还写了一段话：“表舅，我本来只想找回我爹给我买的那块手表，没成想，不仅没要回手表，反而掉进了翁鼻子和他媳妇王翠花做的笼子，把我装进去了。现在，派出所颠倒黑白，说我犯了诬陷、强奸未遂和作伪证三项罪名，要把我置于死地。请您看在我死去娘的份上，把我的冤情反映给有关部门领导，为我主持公道，让翁鼻子把手表归还我，并对他们进行治安惩罚，还有那个派出所所长，也应该按照党纪给予应有的处分……”
写完信，我去镇上找到在邮政所工作的高中同学张耀祖，请他帮忙用挂号给我寄了出去。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等待表舅给我带来的好消息。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半年……也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正当我快要彻底失望时，有一天，我从镇上卖山货回来，刚走到村口，迎面来了两个穿警服的人，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轻的，年轻的我认识，就是我在派出所见过的那个小胡子。我心里一亮，以为是我给表舅的信起了作用，上面给派出所来指示纠正我的案子了。可谁知他们一见我，年纪大的民警就摸出一张纸片儿，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口气严厉地说：“郭文才，你涉嫌诬陷他人、强奸未遂和撺掇他人作伪证，经上级批准，决定对你实施拘捕。”说完，不等我开口，就掏出一副亮锃锃的手铐把我拷上了……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关进了派出所。后来我才知道，同我一起被关进去的还有渔户老沈，他的罪名是伙同我作伪证。谢婶和小白之所以没被关进来，是因为他们不仅推翻了之前为我做的证，还写了悔过书。
谢婶和小白的翻供，再加上翁鼻子王翠花两口子的指控，我就是浑身有嘴也讲不清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这个结果。但我不甘心。我怀疑表舅没收到我的信，是派出所那个单所长派人把我的信截住了。为了防止我继续给表舅写信，就把我拘捕了。我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趁我媳妇来给我送换洗衣服的机会，我把上次给表舅写的那封信的内容口述了一遍，让她找机会寄出去。
有一天，小胡子和那个年纪大的民警提审我，我对小胡子说：“我又给我表舅写了信，纸是包不住火的，你告诉单所长，让他别乱来，省得有一天上面派人来调查！”
我刚说完，小胡子就掩嘴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被他笑懵了，问他笑啥？他好不容易忍住笑，一边掏出手帕揩眼睛，一边说：“上面早收到了你给你表舅的信，并且派出专案组来调查过了。调查组得出的结论跟我们派出所的一样。现在对你实施拘捕，就是执行调查组的决定……”
我不相信，大声喊道：“你胡说，我想见单所长，我要亲口问他！我还要见翁鼻子和王翠花，我要和这对狗男女当面对质……”
“单所长到县公安局开会去了，哪有工夫见你？”那个年纪大的民警突然打断我，用警告的口气说，“郭文才，你这个案子已经铁板钉钉，不可能翻过来的。我劝你别瞎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不仅对你自己没啥好处，说不定还会连累你那个表舅呢！”
他的声音不高，却冷飕飕的，充满了一种无形的威慑力，仿佛代表了背后某个权威的人。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像被人突然扼住了喉咙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郭讲到这儿，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说话。监舍里一片沉寂。不知过了多久，似乎是为了摆脱这令人窒息的沉寂，王晟问了一句：“后来……呢？”
“后来？”老郭垂下头，沉吟了一下，才说：“后来，我让我媳妇去了一趟专区，找到了我表舅，得到的消息再次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老郭的表舅并没有像他猜想的已经当上宣传部的副部长或更大的官儿，而只是由副科长转成了正科长。收到表外甥的控告信后，他立即通过私人关系转给了地区政法委，政法委十分重视，很快组成专案组，赴老郭所在的乡调查。可调查的结果不仅没能推翻原来的结论，反而证实了老郭涉嫌诬陷他人、强奸未遂和撺掇他人作伪证的事实。
为了慎重起见，调查组不仅找翁鼻子和王翠花核对了口供，还找到涉嫌作伪证的谢婶和小白，他们俩都不约而同推翻了以前提供的证词，否认事发当晚在村里见到过翁鼻子。
另外一个涉嫌作伪证的渔户老沈在派出所关了一个多月，出来不久，老沈的媳妇就跟人私通，并伙同情人把他炸死在东青河里了，也就是说无法找他核实口拱了，这样一来，所有的证人证词都对老郭不利，坐实了翁鼻子和王翠花夫妇对他的指控。
老郭的表舅看了地区政法委调查组的最终结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久，法院对老郭以那三项罪名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表舅一言未发。但这件事影响还在发酵。政法委领导对表舅大为光火，斥责他以权谋私，干扰司法，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要求宣传部领导给予他严肃处分。
表舅以前是个民办教师，因写过几篇有影响的新闻报道，一步步从公办教师，县教育局科员、县委宣传部科员到地区宣传部副科、科长，每上升一步都很不容易。其时已年过五旬，本来在退休之前能够提升副部长的，组织部领导都已经找他谈过话了。可由于这件事儿，提拔的事儿再也没人提起过，甚至没等到年龄，就让他退休了……
“是我连累了表舅，我对不起他……”老郭喃喃自语，满脸歉疚的神情。
“你进监狱后还向上面申诉过吗？”王晟又问。
“写过，进监狱头两年，我每年都申诉控告，纪委法院，一写好几封，可每次都像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一开始我被分在后勤队，算是比较轻松的监区，可后来，我从后勤队转到工业队，又从工业队转到农业队，在这里一干三年，再也没动过窝，还当上了队长……知道是啥原因吗？”
“啥原因？”王晟一愣。
“一个平时跟我很熟的管教告诉我，都是因为我写申诉控告信写的。他还说，如果我继续写下去，上面还会延长我的刑期呢！”老郭苦笑了一下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申诉控告信，五年下来，我就从年轻时还算眉清目秀的那个郭文才，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脸上皱纹比核桃还密，皮肤像木炭一样黑的老农民，其实，我还不满五十岁……”
“老郭，你只剩下一年时间，就可以出去了。”我用安慰的口气说，“你……总算熬到头了！”
“可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农场的生活，我一点也不想出去。”老郭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终于熬出头的神情，“我被判刑不久，我爹在收购山货的路上掉进东青河淹死了。两年后，我儿子患急性脑膜炎，送到镇上医院来不及抢救，也死了……为了一块手表，害得我自己家破人亡不说，还牵连了那么多人，我就是被判无期徒刑也不冤，你说，我回家还有啥意思呢？”
面对老郭那悲伤得近乎麻木的眼神，王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