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00后，信仰对我很遥远，只在党史书本上见过，伴着各种红色事迹，有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有舍己为人公而忘私。当时我不能理解这些行为，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尊重，敬而远之。
18年到北京旅游
，朋友问我去不去天安门，我说去哪都行，不去也行，绝不会说怀着某种感情非去某地不可。据我观察，这也是很多同龄人的状态，对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没有感情，也不能理解别人。
后来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会对信仰及红色文化有一种无形的抗拒。听其言，观其行。如果有一群人口口声声要别人信仰共产主义，自己却信仰金钱和权力；口口声声要别人艰苦奋斗，勤劳致富，自己却穷奢极欲，不劳而获。表面全是漂亮的主义，背后都是肮脏的生意。信仰本是好的，但从这些人嘴里说出来就让人恶心。
一些号称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引着人们走上了野蛮的资本主义道路。信仰就这样被泼上了脏水，变得不再庄严，成了特色信仰，信仰什么最终都是为了信仰钞票，只要能升官发财的就是好信仰。
由于这种虚伪性，同龄人很少以信仰为话题，大家都认为这是不着边际的。偶尔谈到，也一定是以反讽的形式出现的。有时朋友开玩笑，说他打算响应党中央号召，去点对点帮扶女大学生，贯彻落实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我说你应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将更多对象纳入帮扶范围，蹄疾步稳推进深化改革。官方的自相矛盾损害了它的公信力，一言一行都被人们解构，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但这绝不是信仰本身的问题。
我的思想发展是经历了排斥信仰，解构信仰，最后建立信仰的过程的。
这一过程源于一个最明显的逻辑矛盾。我是工科专业的，了解到所在行业存在严重的压榨和剥削，后来发现不只是这一行业，绝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都要成为雇佣奴隶，给他们的主人或者说是老板打工。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天然是老板——财富是可以世袭的，而我们必须出卖自己，受他的统治和支配。因为据说在中国，工人阶级才是领导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怎么共产党都执政半个多世纪了工人还没解放？这里面恐怕有问题。
我开始寻找解释，特色的说辞漏洞百出，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开始了解真实的历史，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这时我才发现，尽管早就知道他，但我对他恐怕是完全陌生的。
他的行为用今天流行的价值观完全不能解释，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一个身居极位的人亲手粉碎自己的一世英名，他说他不想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说他怕新一代会对曾经的革命感到不可思议，他说，我就是想要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这些话语反复在我心中回荡，我感到震撼，毛泽东站在1966年，越过半个多世纪，直接跟我对话，四目相对，我浑身发颤。他不惜跌的粉碎也要捍卫的，是我的利益，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重复的，是让我千万不要忘记阶极斗争。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我不能让他失望，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感情到理论上逐步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信仰的确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要时时刻刻拿出来擦拭，不要蒙上了灰尘，模糊了方向。我也常常审视自己，怀疑自己的初心。有时也犹豫，但一想到千千万万无意义的青春，难道苟且下去，选择那样的生活吗？
在这一过程中，我了解到中国有魏巍、刘继明、孔庆东等一批另类的共产党人，他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当我还沉醉在“暖风轻轻吹”的春天，他们却清醒地看到了微笑背后的和平演变，毅然向苍天射出了“带响的弓箭”。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觉醒后无路可走，无动于衷，那还不如在铁屋子中沉沉的睡去，灭亡于沉默。
我要拿起笔来，为人民，为我自己，发出无产阶级的声音，尽管幼稚，尽管微弱，我仍然能够说出保尔柯察金那样无悔的豪言：我的青春，投入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