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
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
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话说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共中央报告（即三十万言书）部分内容的报告，作了不少修改，并批示道：
“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1月14日晚，听到风声的胡风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要求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如下：“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上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份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认为胡风的声明内容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
1月15日，周扬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呈毛泽东。
陆定一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
这一天，毛泽东看了周扬的信和陆定一的批示，当日即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传阅。他写道：
“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是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由此引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段公案。毛泽东何以对胡风问题如此重视？此事说来话长。
胡风其人，本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革命思想，曾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1929年，胡风到日本东京留学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了左翼组织活动。1933年，他回国到上海，曾一度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
胡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文艺创作理论方面同其他作家存在着分歧。从30年到50年代，胡风与其他一些作家在文艺思想上有过5次大的争论：
第1次是在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而鲁迅、沈雁冰、冯雪峰、胡风等人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风就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首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第2次在1940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延安，没有发生严重地分歧和论争。而在重庆文化界思想界的讨论中，向林冰等人提出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而葛一虹等人否认旧文艺形式还有可取的东西。郭沫若等人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风却独树一帜，既不同意向、葛的观点，也不同意与向、葛不同意见的观点。他既肯定“旧形式”的作用，又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胡风处于“孤军”地位，他的观点受到批评。
第3次是在1945年及其以后，1945年重庆文艺界的某些领导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认为当前主要是反对“非政治倾向”，而胡风认为主要反对倾向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重庆进步文艺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但胡风没有接受这些批评，而且感到十分反感。1948年，在香港的党内文艺工作者邵荃麟、林默涵、胡绳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等人主张的“主观精神”、“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关系。胡风发表文章，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1949年7月2日，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沈雁冰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对此极为不满。
第4次是在1951年冬，全国文联常委会根据毛泽东“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号召，决定在文艺界进行整风。一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1952年4月，周扬在上海同胡风进行一次长谈，批评了胡风。胡风感到不安。5月4日，胡风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5月25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肯定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但胡风仍没有接受批评。从9月6日开始，文艺界在北京先后召开了4次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但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问题，始终没有什么检讨，而是作了辩解。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肯定的批示。中宣部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指示均曾经毛泽东、刘少奇圈阅。1953年《文艺报》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林默涵执笔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何其芳执笔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的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1954年，胡风借着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定，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7月间，撰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当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由习仲勋转交中共中央。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林默涵批判他的观点一一加以辩驳；论述了“主观战斗精神”问题；指出文艺界存在着的宗派主义没有得到清算；他把提倡共产主义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比喻成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第5次是在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评。他指出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保持资产阶级权威。于是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对《文艺报》进行了批评。胡风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也参加了几次会议，他在两次发言中点名批评了周扬等10多个文艺界的负责人并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的发言，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满。郭沫若、沈雁冰等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12月8日，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着重批评了胡风所集中力量攻击的《文艺报》宣传了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该文送给毛泽东看过。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讲话。
这就是关于反对胡风反党集团一段公案的由来。
正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事不休。新账旧账从头算，几人欢乐几人愁。
且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浙江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
此前，《人民日报》在1954年7月23日发表社论，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昭告全世界。8月3日，美国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9月3日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9月8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8国在马尼拉签订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成了马尼拉条约集团。9月22日，人民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
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
毛泽东在这一段之后加写了两句话：
“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1月23日，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1月24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日，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达赖、班禅欢聚一堂，共度新年。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018号文件中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中国作协主席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2、3期合刊附发。
1月27日，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梁漱溟曾写了一篇《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送给陆定一审阅。陆定一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并就修改和发表问题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道：
“陆拟各点均不可改，只在文尾倒数第3行第2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1月28日，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毛泽东在同他谈话中说：
“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同芬兰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在欧洲国家中，在历史上，中国只同英国、法国、德国、沙皇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等国有过战争，都是这些国家从老远跑来侵略中国的，比如英法联军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参加侵朝战争的有16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卢森堡等国。这些侵略国家都说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却把朝、中两国说成是侵略国。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美国如果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那么，算它要打8年或10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它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也就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搞‘颠覆活动’。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
此时，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其撤离大陈岛。
1955年2月初，李敏眼看快要开学了，便离开母亲，从上海返回了北京。毛泽东见女儿回来，挺高兴，问道：
“你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她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现在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这么胖了，像个大水桶。”
李敏边说边比划，故意逗爸爸。毛泽东惆怅地说：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她过去身体就瘦弱，更何况现在有病，心事重，怎么可能胖呢。”
李敏本来是想让爸爸开开心，看来是瞒不过爸爸的，就照实告诉爸爸说：
“妈妈身体很瘦，很弱，很……”
毛泽东很久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取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从前。
“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她作战很勇敢……”毛泽东说：“你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很有善心的人，常常是一高兴就开怀大笑。过去，我们在茅坪河里抓鱼，她也打着赤脚，站在河的中央，看到鱼游过来了，伸手就去抓。你妈妈比我灵活，有时还真能抓住一两条警惕性不高的笨鱼，她高兴得开怀大笑，差点跌倒在水里。”
伤心人怕说伤心事，可越是伤心又越想说那些伤心的事。有的尽管是过去的快活事，也同样会勾起伤心人的伤感。毛泽东打住话头，又是一阵沉默。李敏坐在爸爸身边，拉着爸爸的手。毛泽东把女儿的手放在他的大手心里，另一只手在女儿的手背上来回抚摸着，又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天下午，你妈妈在井冈山的后山，捡来半篮子金黄鲜嫩的小松菇，洗干净后，煮了一大碗端给我吃。我吃得好香。你妈妈见我吃得额头上都出汗了，问我说：‘田里的泥鳅你吃吗？’我跟她开玩笑说：‘我这个人，4脚的不吃板凳，长毛毛的不吃蓑衣。’谁知第二天早晨，你妈妈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见你妈妈裤脚卷得老高，提着一只鱼篓回来了。我一看你妈妈提的是半篓鲜活的泥鳅，才恍然大悟说：‘你呀！我随口说了声，你就去抓泥鳅。’好吧，我烧水，你妈妈煮菜，我们忙活起来。也不知你妈妈从哪里弄来的米粉，蒸熟了粉巴泥鳅，又放上些葱花、姜丝，还有辣椒粉，那味道鲜美可口，这顿晚餐吃得好开心哟！”
晚上，李敏为爸爸端来洗脚水，为爸爸洗脚。毛泽东望着女儿，又想起了过去。他说：
“1928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的，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
你妈妈看见我这个样子上的山来，她心疼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着去熬药汤，给我洗脚，敷药。‘疼吗？’她抬头问我，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疼过了也就不疼了。’你妈妈说：‘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
爸爸把脚从盆里抬起来，擦干，冲着女儿说：
“好了。”
说着，冲李敏笑了。李敏知道，爸爸该工作了，自己也该走了。
2月2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批复。
此前，海军司令部在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的请示电中说：“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在一旁批道：“不妥。”他又在给彭德怀的批复中写道：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后来，国民党军在2月11日撤离大陈岛。到2月13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又解放了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再说2月5日、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地也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和讨论会。
《学习》杂志1955年第1期发表了《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的评论。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性文章。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也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李讷一大早就将一件小礼物和一封给爸爸的信送到了警卫值班室。这件礼物是一个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出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上头一面画有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李讷 2月8日
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在人大常委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曾志，问她：
“你学过英文吗？”
曾志说：
“我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曾志却有些为难：
“我都46岁了，脑子记不住了。”
“我都62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两年了，你才40多岁就不能学了？”
曾志被毛泽东说得不好意思了。她看着毛泽东，仿佛眼前的毛泽东还是1929年在苏家坡旁若无人地念他那特有的湖南腔英语的那个毛泽东。
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藏历新年和春节的公历时间都是不固定的。有时候相差两三天、有时候相差一个月，但也有重叠的时候），达赖和班禅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拜年。
2月24日下午，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词，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
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新疆、华南、内蒙分局，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热河、吉林省委：
广西省委统战部民族工作组《关于三江侗族自治区目前互助合作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很好，广西省委对这一报告的批语也是正确的，现一并转发给你们参考。
目前，很多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农业区，正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地区中很多是经济、文化上还很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对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还很不够的。只有在当地党委充分注意到民族特点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状况，决心用更多的时间和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才可能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顺利地推向前进。对于任何上述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不去注意当地的特殊情况，企图用汉族地区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式去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就势必会发生急躁冒进的错误，造成工作的损失和困难，影响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这样就正和若干同志的主观愿望相反，不是加速了而是延缓了少数民族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广西省委统战部民族工作组的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正是由于当地党委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不仅不是有意识地用比汉族地区更多的时间和更为稳健的方式去推行互助合作运动，相反地是存在着“硬赶汉区”的错误思想。甚至超越了必经的历程，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建立所谓“直升”合作社。因而群众疑虑很多，生产松劲，干部力量分散，顾此失彼，造成老社陷于瘫痪，新社维持吃力，互助组无人管等恶果。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作法，不仅在广西曾经发生过，其它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中央认为有必要提起各地党委注意，并要求各地党委，认真研究和检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工作，防止或纠正这种“硬赶汉区”的冒进倾向，以便使已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农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更加稳步、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时，尚应注意民族间生活习惯和感情融洽等条件，不顾这些条件，硬把两个不同民族组织在一个互助组或合作社内，是错误的。
附原报告。
中共中央 1955年2月25日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1元新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
3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份，在6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且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应当指出：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中央认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理论工作的忽视是不能容许的。长期以来，许多党委对于理论工作是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地妨害党的思想工作的加强，妨碍党的总路线的实现。
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二、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了初步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唤起了全党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是不能在一个短期的运动中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的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就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省市委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这种工作做得愈加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
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外，各个学术领域中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中也有许多是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对这些问题要分别处理，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必须在根本点上做出结论；另一些问题不是紧急的，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的，可以容许长期讨论。
为了充分地和正确地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各种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下列问题：
1、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这些思想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影响团结”，不敢批评别人，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2、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地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词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3、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讨论应当是有领导的。党委应当掌握自己手中的报刊，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报刊编辑部应当尽最大可能发表讨论的文章，但同时应当防止坏分子借学术讨论为名，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斗争，甚至进行政治性的破坏活动，或者伪装进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行等行为。为此，报刊编辑部对于作者、对于所批评的内容，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对于坏分子或显然别有企图的“批评”和“反批评”，不应发表，如果为了揭露他的真面目而必须发表时，应在发表时加按语指出其阴谋，并立即组织反驳，以教育群众。
4、在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做出结论或总结。方式是由学术机关，或由报刊编辑部，单独地或联合地召开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对可以做出结论的做结论，对尚不能做肯定结论的做讨论总结，以便继续讨论。
5、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6、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拟出计划，以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7、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很好地运用起来。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极为薄弱，或者还没有成立，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学力量和学生数目极为不足，省级以至中央级报刊编辑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也很不够，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工作领导机关应当逐步改进这种状况。
8、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3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他们的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如果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仍可允其继续发行，在加上适当序言或经原著者修改后可以重新出版。有些出版发行机关一看到某种学术出版物受到批评，立即不问情由地停止出版或停止发行，是不妥当的。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对年老有病的、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掌握分寸；对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如需进行集中批判，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
1、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中央认为，应当在今后8年内（即到第2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各级党委，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理论自学的指导外，还应采取有效办法，坚决地完成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
（1）执行中央1955年1月26日的通知，在各大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积极提倡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并把这种演讲工作逐渐经常化，使之成为党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重要政策的定期讲坛。
（2）依照中央1954年12月17日指示的精神，轮训全党干部，并力求在今后5年左右，使全党高级干部凡有阅读能力者经过轮训，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应积极进行轮训工作。为此目的，要逐步发展中级党校，尽可能使各省市都有一个。要逐步发展初级党校，尽可能使每个地委都有一个。为了增设党校，需要训练教员，中级党校的教员由马列学院负责训练，初级党校的教员由中级党校负责训练，对于文化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用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组织在职文化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并限期做完这项工作。党校工作和干部文化补习工作由党委的组织部门主管，宣传部门负责教学工作的指导。
（3）在城市中按地区，按系统组织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去学习。在各县，也应当尽可能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或采用由教员巡回讲课及其他方法。为此目的，应训练和配备大批教员。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方面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4）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
（5）在报纸刊物上组织学术论争，介绍这种论争的情形，介绍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组织对资产阶级思想、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堕落腐化现象的批评。
（6）利用广播向听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7）出版学术论争的文集，出版向各种不同对象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
2、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当按照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们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教育。近年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经常利用宗教迷信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党的组织和人民团体必须同这种破坏活动进行经常的持久的斗争。使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他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为此就应当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
四、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应当讨论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作出决议报告中央。中央和省、市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科学研究机关、文学艺术团体、党校、高等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党的组织也应当讨论这个指示，并作出适当的决定和计划送交上级党委。在讨论中并可适当吸收党外的人参加。
（此件除登党刊外，并可发给一切能够阅读的党员干部阅读。党外人士除在文教系统工作的应发给外，其他方面的由省市委自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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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5年3月1日起草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此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20余年间持续不断地开展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教育运动，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农兵学商有信仰、有理想、有道德、争做活雷锋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并非坦途，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一旦占领统治地位，封、资、修一类残余的沉渣泛起，和全民道德沦丧的现象出现，也是难以避免的。这正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彻底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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