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曾从欧洲、日本、俄国等途径传入中国，最终则主要经由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途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初着重接受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这主要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国情与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国情的相同或近似、完成近代中国历史任务的客观现实需求。列宁主义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继承、创新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义和真谛。
关键词：
近代中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创立。1924年1月22日，即列宁逝世后的第二天，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发布《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正式提出和使用“列宁主义”的概念。同年7月8日，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次提出和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概念，被译为中文“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中国人民所认知、接受、运用，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得到零星介绍和初步传播；十月革命之后，则得到更加自觉主动介绍和系统广泛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21年诞生伊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被中国共产党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它在中国的介绍方式、传播速度就随之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俄罗斯时指出，曾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对中国人民而言意义非凡，它和中国的这种渊源关系，在我们心中是很重很重的分量。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双向奔赴”的壮阔景观和壮美旅程。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21世纪的今天对列宁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出现和使用一百周年的纪念。
一、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零星介绍和初步传播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卓绝贡献。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阻断了古老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是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陷入悲惨境地的真实写照。由于先进的西方国家与相对落后的俄国之间的现实反差，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很多仁人志士选择向西方国家寻求救亡图存的药方，却很少有人主张向俄国学习。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时代孕育并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19世纪的欧洲。他们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创立了“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同时，他们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高度关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热切期望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鸦片贸易史》《新的对华战争》等著作。他们曾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毛泽东在1945年4月所作的《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在那一时期的中国，也是如此。除了极少数留学生，“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是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真正传播、实际运用的维度作出这一论断的，我们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循迹溯源，事实上，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极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一些片段接触、零星介绍、初步传播的，但是缺乏全面性、系统性、针对性。
具体地说，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是通过欧洲和日本这两条途径。
关于欧洲一途，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零星介绍的序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最早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是中国出使欧洲的使者、留学欧洲的学人以及欧洲来华的传教士。中国人起初了解的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张德彝在《随使法国记》中，王韬、张宗良在《普法战记》中，都详细地描述了巴黎公社革命。在1873年—1882年初近十年间，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经常刊登欧美工人罢工的消息。它还报道了1878年10月德国俾斯麦政府通过《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进行危害治安的法令》等事件。1878年，《西国近事汇编》还使用了“康密尼人”一词。“康密尼人”，即西文“共产主义者”的音译。中国驻德使臣李凤苞在1878年和1879年的日记中也曾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有所记录。《时务报》《北中国每日报》《译书工会报》等发表了《社会党开万国大会》《论英国机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事》等新闻报道。1891年2月—1892年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回头看纪略》。1899年2月—5月，英国传教士、哲学家本杰明·颉德撰写的《社会的进化》前三章以《大同学》为题发表。不久，英国传教士李提太摩节译、蔡尔康撰述的《社会的进化》中文单行本出版。该书指出，“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马克偲，主于资本者也。”“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偲，一曰恩格思。”马克偲、恩格思，即马克思、恩格斯。“主于资本者”，即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安民新学”、“养民学”，即在欧洲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该书还把马克思称之为“百工领袖著名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出现了日本一途。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东渡日本，探寻救国之道。中国留日学生和出版界，既包括改良派人士、也包括革命派人士，开始从日文著作中译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
1900年7月，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1901年1月，日本学者贺长雄撰写的《近世政治史》一书第三章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提到麦克司（即马克思）和拉司米（即拉萨尔），还提到马克思的“倡均富之说”，并称马克思是万国工人总会“参事会长，总理全体”。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指出：“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即马克思。1903年2月，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中指出：“社会主义，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布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萨勒、马克司。”“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佛礼儿，即傅立叶；鲁意伯龙，即路易·勃朗；布鲁东，即蒲鲁东；拉萨勒，即拉萨尔；马克司，即马克思。该文最后附列了著名社会主义者撰写的26部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5部著作。1903年2月—4月间，《新世界学报》发表久松义典撰写、杜士珍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指出，“近代社会主义，自赛西门贫笃西孟阐明之，而显彰于考鲁玛克斯”。赛西门贫笃西孟，即圣西门；考鲁玛克斯，即卡尔·马克思。1903年3月，福井准造在《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野契陆斯与马陆科斯相亲善，始终同其难者”，“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马陆科斯、野契陆斯，即马克思、恩格斯。作者把马克思称之为“一代之伟人”，把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有力之同志”，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该书还摘引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1903年10月，大我在《新社会之理论》中指出，共产主义“创于法国人罢勃，其后劲则犹太人埋蛤司，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象也”；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旗帜。罢勃，即巴贝夫；埋蛤司，即马克思。该文扼要勾勒了共产主义学说发展的基本脉络。作者虽然并不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等的真正意义，却最早尝试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原理对中国革命实际进行说明。1906年12月，日本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编译、出版幸德秋水撰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书末刊有“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并标明“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合著，中国蜀魂译”。马尔克，即马克思；嫣及尔，即恩格斯。
在1902年—1903年间，孙中山被社会主义深深吸引，以至“极思不能须臾忘”。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其目的“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国际社会党”，即第二国际。在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胡斯曼的会谈中，孙中山甚至提出，当时的中国“可以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艰难困苦”，并宣称中国人几年之内就“将生活在完全的集产主义制度下”。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10月，《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创刊。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11月，蛰伸（即朱执信）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中指出：“马尔克者，名卡尔Karl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Trier。”“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s Engels相友善。”“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卡尔Karl氏马尔克、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s Engels，即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利尔Trier、比律悉，即特利尔、布鲁塞尔。万国共产同盟会、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宣言》。该文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并完整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项措施”的条文。该文还概述了《资本论》的主要观点。朱执信在文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主要内容，诸如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生产资料国有化、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等。
1906年5月，《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指出，社会主义“学说创自德儒卡玛Karl Marx殷杰Engels二氏。近乃风靡全欧。”卡玛Karl Marx、殷杰Engels，即卡尔·马克思、恩格斯。6月，朱执信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指出，“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尔克，即马克思。犟斋（即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从第一国际的成立及历次代表大会写起，着重介绍了第二国际前六次代表大会，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即作者所谓的社会党内软、硬两派）之间斗争的情况。宋教仁还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
从190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也介绍和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内容。8月，张继、刘师培、何震等在留日学生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天义》报作为这一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机关报。9月，《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提到“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马尔克斯，即马克思。实际上，《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作者是恩格斯。12月，《天义》报第13-14卷合刊号刊载何震（笔名何殷震，刘师培妻子）撰写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该文附录则是作者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序言》在《天义》报第15卷发表，这是1888年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3月，《天义》报第16-19卷合刊号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中文译文，译者把《资产者和无产者》译为《绅士与平民》。同时，它还发表了申叔（即刘师培）撰写的序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的译文撰写序言。在序言中，刘师培介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共产党宣言》发表的经过。在这同一期《天义》报上发表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中，译者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并摘译了该书第二章《家庭》的部分内容。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内出版物也开始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其学说。在文章、演讲和谈话中，孙中山表示“竭力赞成”社会主义，并号召“广为鼓吹”，从而“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去”。孙中山极力宣扬卓尔基亨利（即乔治·亨利）和麦克司（即马克思），二者的主张：一为土地共有，一为资本公有，“虽各不相同，而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社会主义家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尤其是“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1912年6月，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载蛰伸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该文认为，“马儿克精密之思想”是“社会主义之学说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漫，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人类栖息于是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富家豪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根本原因”。该文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概要以及《资本论》的主要内容，称誉《共产党宣言》“不啻20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该文还指出，除了《共产党宣言》以外，“其学理之论议为世界所宝贵者，则资本史与《资本论》是也”。马儿克，即马克思。同时，《新世界》第1、3、5、6、8期刊载了中国社会党党员施荣泽以弗勒特立克恩极尔斯、《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作者名、书名，翻译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一节、第二节以及第三节的部分内容。
藉由日本一途，中国人初步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也融进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之中。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日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的程度、水平的局限，也由于译介者多为中国的留日学生和流亡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其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明显不足，致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刻甚至不准确，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受到很大局限而未被普遍关注，因此这只能算是从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进入到了初步传播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部分内容感兴趣，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建立，迅速激发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们对苏维埃俄国的热烈向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浓厚兴趣。由此，苏维埃俄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重要途径。这一途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程中最晚出现、也是最为有力的一条途径，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三途并行渐次转为一途独进。确切地说，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苏俄一途，李大钊是中国从真正意义上宣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拓荒者。李大钊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自觉而系统地接受、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推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笔墨运动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
1917年冬，李大钊把北京大学图书馆变成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1918年—1919年初，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李大钊剖析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区别，指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马客士，即马克思。这些文章，标志着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运用报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并开始学会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
五四运动之前，在真正意义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们中，还有李达、陈独秀等人。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西方道路的幻想。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9月，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发表，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根据《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指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引导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革命学说，这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即将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
从1920年起，李大钊开始为北京大学部分系科的学生开设、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诸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比较及其批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各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特别是中国实施掠夺之状况等。1920年9月，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19年9月，陈独秀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署名为“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马格斯、安格尔斯，即马克思、恩格斯。但是，该书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当年9月再版时，该书书名更正为《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和陈独秀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时，“南陈北李”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两面大旗成了、革命的象征。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相继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18年10月，李大钊安排毛泽东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和了解。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谈到李大钊时曾说过：“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1920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毛泽东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还曾谈到，这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1920年夏—1921年初，毛泽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开始积极宣传、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他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大量销售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革命进步书刊；他参与创建了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在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布）的直接帮助下，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起来。这些共产主义小组，一方面在知识分子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开办工人夜校、创办通俗刊物等方式、途径，向工人阶级讲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各种斗争，并帮助工人阶级建立工会组织。在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开展的同时，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初尝试。中国共产党由此应运而生。
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缘由和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各种思潮激荡，各个政党林立。正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历史性课题，就是完成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历史任务。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双向奔赴”
毛泽东精辟剖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双向奔赴”的历史缘由，指出：“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植根中国，并展现出强大力量，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现实的可能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1.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担负着“为人类求解放”的历史使命，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二者是高度契合的。
2.近代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其国情是相同的或近似的；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则采取了平等的对华政策。
3.“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
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具有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武器”，使“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中国人民走出了“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漫漫长夜。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同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941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二）十月革命之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点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其新的特点的，即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主动、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只能是针对“救亡图存”这一中心任务而选择性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思想，而不可能系统、全面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内容。其中，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中国绝大多数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首先接受和积极宣传的重点之所在。这不仅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当时重大的历史际遇和现实原因所造成的。
其一，主要源于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借鉴。
列宁生活于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头20多年。他科学回答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重大课题，创立了列宁主义，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头20多年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现象、新特征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新趋势相结合的产物。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和必然走势的思想，既有继承和坚持，又有创新和发展。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继承与坚持，主要体现在：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2.与资产阶级伴生和对立的无产阶级，是实现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领导力量、主要力量；3.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创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基本手段、基本途径；4.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组织力量和根本保证；5.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国际条件，等等。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主要集中在：1.由革命“同时发生和胜利”转变为“一国或少数几国首先发生和胜利”；2.由暴力革命与和平发展两种可能性转变为更加注重和强调暴力革命的作用；3.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列宁认为在俄国愿意消灭资本家、地主压迫和沙皇制度的真正的“人民之友”绝不是民粹派而是马克思主义者。
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变为现实的制度，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由此开启。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发展的短暂气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十月革命是一个特殊重要的事件，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对十月革命的重要经验进行了正确总结，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国人的道路。蔡和森甚至提炼出了几个简明的公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当时中国的国情，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原则等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中国人和全人类把目光转向俄国的动因，瞿秋白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分析道：“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人不心动，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毛泽东指出：“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就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的看法，中俄两国之间的交往由可能变为现实并愈益活跃而频繁。
其二，主要源于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客观现实需要。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这一光辉范例，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现实诉求。在爱国热潮席卷中国的过程中，出现了快捷认识并实践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热望，虽然当时缺乏全面、深刻理解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但紧迫的现实则促使人们愿意把已经取得革命成功的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和解决中国的具体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促成了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引起关注和共鸣以致广泛传播和实践，而不再仅仅是西方传教士及从欧洲和日本归来的学人所介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片段。
长期以来，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目光从来都没有投向过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实施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使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苏俄政府还于1919年、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在华一切特权。这同西方列强长期侵略、瓜分中国，尤其是巴黎和会上的强权政治形成鲜明对照。这就是说，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中国人民的渴求。中国先进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认定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得到广泛传播。
上述诸种因素，使苏俄最终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渠道。其中，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组织形式，是中国革命实践运动的领导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其三，从后思索、善于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特质和优良品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和丰富实践的科学总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是共产国际五大提出和使用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并不是到这时才形成的。1924年7月8日，共产国际五大在闭幕前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提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这种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党员的共同财产”，“使每个共产党了解到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意义”。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大会制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案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1929年12月，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毛泽东本人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2022年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部分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载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现实存在，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历久弥新的战略课题、恒久课题。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这些鲜明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使命，厘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指出，《宣言》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随时随地”，是一个时空概念。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所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恩格斯所讲的“随时随地”。这就昭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也有一个适应中国的水土的问题，即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与时俱进地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即守正创新问题。
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形势、肩负着不同的主要任务。在实现这些主要任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深刻理解把握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这是历史的递嬗和现实诉求，也是历史的规律和未来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