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毛泽东于西柏坡秘密会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是我党于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发生的重大的外事事件，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与苏共高层领导人会面。正是这次会见，中苏两党就中国革命的前景和两党两国未来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和探讨，使中苏高级领导层更直接地增进了了解和信任，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走向中苏同盟迈出了第一步。
米高扬，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1月26日于苏联启程，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下午，到达西柏坡。行前，斯大林对他说：“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米高扬此行是有备而来，针对毛泽东多次提出的中苏两党需要会谈的问题，草拟了一个清单，预设了答案，同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进行了讨论。
毛泽东非常重视此次接见工作，在他办公的小院门口热情地迎接了米高扬。在简陋的办公室落座后，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大胜仗，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我代表斯大林来中国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情都由斯大林决定。我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
◆毛泽东与米高扬合影。
毛泽东说：“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我们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想法，能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
2月1日下午，双方进行了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几句话，做些解释。谈话的内容，包括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权问题；恢复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问题；军队整编的问题；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等等。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说:“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发展也较快，1947年7月我们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的口号，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
在谈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时，米高扬说，把在革命战争中用武力手段好不容易没收的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实在是太可惜了。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办集体农庄，才是最为适合的道路和方法。毛泽东耐心向米高扬解释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强调中国农民只有分到土地才会感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才会相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才会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踊跃参军参战，保卫自己的家园。
介于苏联对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在会谈中说，除了希望苏联提供保卫大城市的高射炮，制止通货膨胀的白银、纸张和油墨，我们想请求苏联给我们派来一些专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立军事院校和组织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
2日和3日，就建立新的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向米高扬阐述：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必须是一个联合政府，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代表，这是中国革命长期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而自然形成的。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顾虑。
谈及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毛泽东隐喻地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我们欢迎。其他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此番话的弦外之音是，对苏联等友好国家在建国后可立即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对西方国家，则在放手肃清他们在华的旧的侵略势力和影响，然后再谋求建立外交关系。
谈到恢复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以借鉴，中国革命后的生产建设工作，将会较快进展。米高扬说，棉花很重要，应该在生产方面做到独立自主、自给自足。任弼时表示同意，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要注重中国东北的重要性，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提出了提供帮助的几种方式，一是苏中经济联合体，二苏联贷款，三由苏联办租让企业。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援助4亿美元贷款的要求，米高扬表示只能提供3亿，并建议中共确定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物资清单。
2月4日，毛泽东对苏联的援助表示感谢，他告诉米高扬：“我已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中国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的赞助。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布）的帮助下成立的，1924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了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1937年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回的纲领性批示，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在思想观念上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比如，1946年2月，斯大林关于军事历史问题给拉辛的信中指出，撤退也是一种合理的斗争形式。从1947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要求这样和那样的援助。你们对满洲的军事援助占对外援助的四分之一，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需要经济和财政两方面的顾问，请全面提供援助。”
就战后经济建设、新政府总体规划等方面的问题，周恩来单独同米高扬进行了会谈，对将来中央政府应有哪些部委组成等等问题和米高扬进行了商讨。米高扬回答说，这都是些带灵活性的问题，必须依照实际情况而定，各部门必须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避免政府部门臃肿庞大、重叠、复杂。
米高扬多次表示，他听到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知己知彼，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所有这一切使他很受启示。他曾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他还对参加会谈的任弼时、周恩来印象深刻，他认为任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他说，中共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当总理的最合适人选。2月6日晚，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以及整个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 他强调说，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巨大的创造，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非常重要，它的总结至少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2月7日，米高扬一行结束在西柏坡的访问，由朱德、任弼时同志陪同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后，经大连回国。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见米高扬，通过面对面的会谈，沟通和了解了彼此真实的立场和要求，中国革命最终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明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