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
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
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
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
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话说1951年12月3日，毛泽东给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了一封信，随信送上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的绢本楷书长卷《双鹤瑞舞赋》墨迹。他在信中写道：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顺祝健吉
毛泽东 12月3日
原来在前些时，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知道毛泽东很崇敬明清之际的湖南籍思想家王夫之，也知道画家姚虞琴有一王夫之的稀世墨迹，便在与姚氏商酌之后，将此物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后，十分欢喜，又怕放在自己身边会损坏，于是连忙让人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送去，请他加以保存。
姚虞琴，浙江余杭人，近现代著名爱国画家，与齐白石齐名，时有“北齐南姚”之誉。早在日本侵华期间，姚虞琴画兰不带土，寓国土沦丧之意。
不久，毛泽东获悉郑振铎将墨宝交给故宫博物院珍藏，甚为欣慰。但他又不愿将墨宝赠与之事过分张扬，便批复道：
“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
12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批转北京市委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速即转发所属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和各县委；各大军区党委和志愿军党委，并请速即转发所属政治、军事、后勤各部门，直到团级为止：
一、中央批准1951年12月4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
二、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3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
三、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军事系统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须组织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951年12月4日20时
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
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福建省委办公厅12月7日15时电询问，可否将中央12月4日发来之北京市委反贪污运动报告和中央的批示以绝密文件印发至县委，以便统一展开反贪污运动和统一执行关于反贪污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制度等语，兹答复如下：
一、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这是半公开的文件，不是“绝密文件”。
二、中央于12月4日转发的北京市委报告，12月5日转发的中央贸易部党组报告，12月7日转发的中央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轻工业部、中央水利部等各党组报告，以及尔后转发的各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概照上条办理。
三、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这点已在中央12月4日指示中说清楚了。
四、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中央 1951年12月8日
此前，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3师在12月2日、5日、8日大战美国空军，3天共击落敌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此次空战规模空前，战果辉煌。毛泽东闻讯，欣然命笔，批道：
“向空军第3师祝贺。”
12月11日，毛泽东给毛泽连、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直至团级，志愿军党委：
一、兹将华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是军事系统在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第2件。第1件是装甲司令部许光达等的报告，已发给你们了。
二、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毛泽东 1951年12月11日
12月12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举行，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14个民族的代表451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土地改革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请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南局1951年12月10日关于中南区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地改革完成情况适时的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1952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
二、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并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2月15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他在通知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二、这个草案比10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10月草案收回作废。
中央 1951年12月15日
12月17日，毛泽东给王震复了一封电报。
王震是在12月14日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提出，准备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10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看罢王震的报告非常高兴，他在复电中写道：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10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坊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做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请各中央局转发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12月13日关于在西南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请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局所规定的6项办法，也是正确的。
中央 12月17日
是年冬，胡志明在罗贵波陪同下秘密访问中国。罗贵波记载了这一外事活动。
一天下午，罗贵波陪着胡志明来到颐年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迎出门外，他们先后与胡志明拥抱问好，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亲切。
胡志明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带有广东味的汉语，可以不用翻译。他把越南抗法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他还对毛泽东说：
“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显然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感染了，他站起身来动情地说：
“我和越南同志们，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吃饭的时间到了，周恩来因有其它外事活动提前告退。毛泽东和胡志明、刘少奇、朱德、罗贵波一起走向餐厅。餐厅与会客室只用一道屏风隔着，一挑帘就进去了。这间餐厅并不大，只摆着一张餐桌。胡志明看到端上来的一盘辣椒，对毛泽东说：
“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不能下饭？”
他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就接着说：
“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长得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
“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厉害。”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罗贵波：“他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
胡志明说：
“我们是把朝天椒放在鱼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笔者注）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
毛泽东说：
“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在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哩！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饭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把罗贵波留下，继续谈话。他说：
“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刘少奇补充说：
“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报告中央。”
毛泽东接着问罗贵波：
“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罗贵波回答。毛泽东说：
“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到中国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3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12月20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
此前，河北省委在12月14日向华北局报告了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财产，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河北省人民政府在12 月16日也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材料，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华北局的意见是：“为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在报告中还附上了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地委8名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中，对刘青山同意判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死缓的有8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死缓的有7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
毛泽东为慎重起见，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2月22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951年12月20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
中央 1951年12月22日
12月23日，江青从武汉回到北京，她又病倒了。
据李家骥回忆说：“江青这个时期体质弱，有多种疾病，加之工作条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时常常痛得浑身出汗，我劝她去医院看病或休息几天，她都拒绝了，而且告诉我，不能对别人说有病的事，怕产生影响。她还让我别担心，说这是慢性病，有药，服后会缓解的。据我所知，她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所以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
江青带病整理完在湖北搞土改工作的总结材料，上报中直机关和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材料，表扬他们干得好。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今年以来，我们发现有一部分致敬信是由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的”，“从7月开始，又有大批群众拍发的致敬电报”。“群众对党与革命的热情，应由群众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决不应由党、政机关普遍动员去写信发电，表示庆祝。这样做，必然引起群众不满。”“今年4月主席在批发我们的工作报告中，曾经指示说：‘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但这一指示至今尚未引起地方上的注意，而且情形更为发展。”“关于赠送礼品”，“不仅耗费巨大，影响也不好。”
毛泽东在《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中央邮电部党组：
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1年10月下旬向毛主席所作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报告上所举的件数，仅是寄给毛主席的，若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其他同志所收到的，数字尚不止此。在秘书室作这个报告以后，又收到湖南的长沙、常德、会同、沅江、耒阳、宁乡和川东的忠县、辽西的阜新寄来一字不写的白纸信共94件。有的群众来信说：写信是“接奉上令”，是“奉农会指示”。各地的邮电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的统一布置下，从今年“五一”以来，采取发广告、作讲演、挨户劝说、下乡宣传等方式动员群众拍庆贺电报。有的群众反映说：“经费困难，请免了吧!”有的群众认为“这是变相的敛节礼”。这样动员群众来写信拍电，不仅非常勉强，而且已经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的情形。送礼物是不必要也不应该的，动不动制送锦旗，更是铺张浪费。各地党委对于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必须养成朴素节省的风气，必须制止任何一种浪费民力、物力的事情。今后任何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不许动员群众写信发电。这种事情一定要出于群众的自动与自愿。机关团体一概不许送礼。非有隆重大事，不得送锦旗。过节不许送食品。对于要送礼物的群众，应作适当解释，劝其不这样做。鉴于这一问题虽然中央曾经提出过，但未引起各级党委注意，特再电达，望即经过党组用适当方法通知当地机关团体，切实遵行。
此报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共中央 1951年12月25日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
据新华社西南总分社12月22日内部情况报道说：“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订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均已开过党代表会议。川东、川西、川北、川南、西康及重庆市已作了一般号召。其他各地也将进入动员阶段。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萧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支借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等语。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中央 12月26日
12月27日，李家骥跟着毛泽东去散步，毛泽东问他：
“这次参加土改有什么感想？”
李家骥说：
“很受教育。”
“哪方面受教育最深刻？”
“关于阶级斗争。”
毛泽东点点头，说：
“土改，在农村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他们都必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旦利益对立，就会产生矛盾，甚至是尖锐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还特别问江青表现怎么样？李家骥便如实地作了汇报。
原来在9月25日，江青和土改工作团就到了武汉，接待人员将他们安排在中南局交际处。这是一所刚盖好的房子，条件还算可以。江青正想去拜访一些老同志，没想到邓子恢等人马上就来看她了。她笑着对邓子恢说：
“邓老，我应该去看你，还劳你大驾到我这里来。”
此后，在延安时期和江青熟识的老同志络绎不绝地都来看望她，直到晚上10点钟以后还有人来，工作人员都感到有点儿应接不暇了。没办法，江青只好向湖北省委负责人李先念求援。第二天，李先念派人接江青和卫士们到他的大楼里去办公。省委驻地的安全警卫非常严格，江青这才消停了下来。
9月29日，土改领导部门安排江青的工作地点是武昌县新屋乡。这是一个处于武汉市南部的一个郊区乡。江青想早点介入工作，进入角色。李先念劝她说，别着急，省里安排准备过了国庆节再进点。
此时，中南局来人说，要接江青去中南局过国庆节。李先念为了让江青好好休息一下，就说：
“不麻烦你们了，省里已经安排好了，就让江青同志在这里过节吧。”
10月3日，江青已经看完了不少有关材料，与李家骥等3人又听取了武昌县委办公室主任和新屋乡负责人关于当地情况的汇报：新屋乡有多少湾多少人口，其中男女各占多少；有多少土地，现在占有情况；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有多少等等。
这时候，省里进驻这个乡的土改工作组的人员尚未确定，说是到4日才能定下来。后来确定的干部有4人，他们是左光真、任玉磊、夏炎，还有一个姓韩的。武昌县也抽了几个人参加工作组。这样，整个工作组共十几个人，主要负责人由省里的干部担任，江青是负责人之一。
10月11日，李家骥和李德华、贾士兴跟着江青正式进驻新屋乡姚家湾。这里是全乡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大湾，又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
武汉的天气和北京大不相同，在北京，早晚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凉凉的秋意，而以火炉著称于世的武汉，此时还很热。江青和卫士们穿着单衣单裤，农民们却仍然穿着短裤、赤脚光膀子。江青和卫士们在农村跑上一天，汗流浃背，全身泥土，这才领略到了武汉“秋老虎”的厉害。就在进湾这第一天晚上，李家骥、李德华、贾士兴蓦然间听到了枪声，立刻紧张起来，他们害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湾里谣言四起，纷纷传言：“现在搞土改，国民党回来还得把土地还给主人”。整个村子人心惶惶。还有人叫号：“谁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就打烂他的狗头。”江青闻之，也感到形势严峻。她对李家骥等人说：
“我们必须深入下去，摸清情况，才能分清敌我，明白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否则两眼一抹黑，不知如何动作，不仅被动，而且必定犯错误。”
她决定，不管好人坏人，赞成土改还是反对土改的，都要见，都要听，全面掌握情况。
此后，江青等用了3天时间，召开了不同类型的会议，详细摸底：一类是中农会、贫农会、雇农会；二类是富农、地主会。他们向各类人员讲清形势，交待政策。对第一类人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土改，自己站起来，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对第二类人，是让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党的土改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组工作，脱胎换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还敲山震虎地说：
“对那些反对共产党，与政府对立，不与工作组配合，四处散布谣言的人，我们绝不会客气。”
她和工作组还特别重视做好干部工作，相信和依靠当地干部和党的组织。为此，工作组多次召开乡干部会，让土改队员也参加。江青在会上说：
“用什么态度参加土改，是对党员干部的重要考验。有3种态度，一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这是最好的，这些党员干部占多数，我们搞土改重点靠这些同志在第一线组织领导；二是虽然不反对土改，但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积极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们是半心半意搞土改，这种人也不少，要提醒他们，不要落伍，赶快跟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里有剥削行为，甚至是富农或地主，或者有这样的亲属，在我们党内肯定有这种人，我们乡里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种人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不多，但必须提个醒，请他们千万注意别倒向敌人一边。”
江青的讲话对这个乡的党员干部震动很大。会后她又与重点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个别谈话。这些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党员干部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大家都表示一定在工作组指导下，积极参加土改，把新屋乡的土改工作搞好。
江青常常工作到深夜，和党员干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步工作。她还经常和李家骥3人讨论问题。有一次，李德华向她汇报说：
“现在有坏人挡道，阻碍我们工作开展。”
江青问道：
“哪几个挡道？你说说看。”
李家骥说：
“一个是恶霸地主黄麻子，一个是乡长。他们俩影响着全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搬掉。”
李家骥说的黄麻子叫黄金龙，此人人高马大，有钱有势，无恶不作，人们都不敢惹他。乡长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敢得罪他，还和他勾勾搭搭，一起干坏事。江青为了搬掉这两个绊脚石，带着李家骥3人到县公安局去求援。县公安局负责人陈光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江青提出打掉这两个坏人的想法，陈光义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后来，江青建议当地党组织召开批斗黄金龙的大会，并请陈光义派人参加。会议由土改积极分子主持，五六个受害人用血的事实揭露了黄金龙的罪行。台上血泪控诉，台下口号震天。在这群情激愤中，江青发表了讲话，她用简短的语言阐明这次土改的伟大意义，痛斥黄金龙的罪行，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势力斗争，真正翻身做主人。
批斗会结束后，一些地主、富农、一贯道、土匪纷纷主动向工作组交待问题。
新屋乡有40多个湾，很分散，远的湾离江青住的地方有二三十里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他们到哪湾工作都吃住在农民家里，从不搞特殊化。李家骥考虑到江青身体不好，这个乡的情况复杂，阶级斗争激烈，为她的安全负责，劝她别下去了，让她在乡里或在姚家湾听汇报。江青很不高兴，她说：
“我们到这里是工作来了，不是享受来了，要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要吃辛苦，甚至牺牲。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连心，才能和我们说真话，一起斗地主恶霸，把土改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我个人身体能否坚持，我会尽力克服困难，我个人安全也不要考虑太多，和农民群众交上了朋友，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
李家骥觉得江青说得有道理，又是领导，只好按她的意见办。李家骥等和江青到几个湾去抓落实，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搞清各湾土地、人口以及占有的具体情况。甚至把这里一头牛与多少粮食交换等具体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每个湾的人员情况，包括成份、历史、表现，特别是一些情况复杂的人，搞得一清二楚，而且专门安排人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动向。江青高兴地说：
“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现在心明眼亮，心里踏实，对以后工作充满信心了。”
江青脸上常常笑容满面，她那轻盈的身影，得体的一举一动，带有山东味的普通话，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进入11月份，按工作计划应该进行分田了。工作组和乡、湾干部、贫下中积极分子在一起进一步核清各湾土地和人口及占有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及本地实际情况开始作分配土地的计划。做计划必须准确，为了准确，还要一一丈量，这些工作很具体，很麻烦，又必须做好。江青和地方干部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地、一个湾一个湾地往前推进。
11月间，在江青和新屋乡干部积极配合下，县里一举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土改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们有联系。黄金龙在被批斗后，表面上老实，但在暗中仍然制造谣言，参与“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活动。工作组根据他的表现，逐级上报请示，把他给枪毙了。
江青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还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培养和发现新的积极分子，酝酿建立新的乡、湾两级领导班子。积极分子曹洪宽和一名妇女在工作中表现非常好，被吸收到乡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不少积极分子入了党，有的还当了省市级劳动模范。
12月17日，江青结束了在新屋乡的土改工作，进行工作小结并向省委汇报情况。李先念对江青的工作很满意，他说：
“江青同志，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常得到主席帮助指导，与我们基层不一样。大家反映你江青同志水平高，为各地做出了榜样。”
李家骥3个人议论起这段时间的工作，也都认为江青是有能力的，从内心佩服。李德华说：
“江青不简单，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李家骥说：
“江青聪明，干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一言一行，都很得体。”
毛泽东听完了李家骥的详细汇报，高兴地说：
“好，你们做得好。”
再说12月28日，毛泽东就陈毅等人在12月25日和26日电报中汇报的华东军区进行“三反”的情况，复电陈毅等人，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各中央局：
12月25日长电及12月26日短电，均已阅悉，很好，望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起来，并力争于3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并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微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毛泽东 12月28日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毛泽东神色凝重，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说道：
“对那些有贪污腐败行为的人，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的分别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会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
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的新闻稿时，郑重批示：
“应于30日见报。”
后来在公审大会召开前，曾经担任过冀中区党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到薄一波说：
“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薄一波只好将黄敬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12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会12月27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1月份应发4次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此电和西南军区的一周简报均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能够看到，越快越好。
毛泽东 1951年12月30日下午4时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央、大区、省市3级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第二第三两军区；志愿军：
一、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3级的一切工作部门，例如党的宣传部、组织部，政府的财政部（厅或局）、公安部（厅或局），军区的司令部、后勤部，再加各民众团体，除每一民众团体只要总报告不要各部门的报告以外，所有一切工作部门，均应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政府中凡与党外人士在领导工作上合作的部门，用党组名义作报告。在1952年的头4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二、其余照12月4日20时电执行不变。
中央 1951年12月30日
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的情况。他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即“五反”运动——笔者注）。”
12月31日晚8时，毛泽东因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便提笔在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语，他写道：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的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1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批语后，才看到了刚刚送来的中南军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军区党委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内中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军委主席的电报。他又开始高兴了，立即指示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谭政同志：
此件及12月30日15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
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
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3天一会，5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 盼望你们的捷报。
毛泽东 1月1日2时
此时，已经是1952年1月1日凌晨2时了，毛泽东依然毫无倦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尚昆派人飞送”这几个字。他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说道：
“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并附上谭政的报告。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同志：
接到谭政此电及另一文件后，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你病如何，望好好养护。
毛泽东 1月1日上午3时
尔后，毛泽东一直工作到7时半，从12月31日上午11时算起，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了，在卫士们的不断催促下，他这才放下文件，上床休息。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领导“三反”运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2月29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说：“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他还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真乃金玉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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