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政权吗？

　　文|Andy Clarno（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副教授）

　　译|谭普罗

　　文章梗概

　　·种族隔离

　　·以色列的种族隔离

　　·新自由主义的种族隔离

　　·巴勒斯坦的解放与全球社会公正

　　国际法将种族隔离定义为一种基于种族的政治统治制度。根据联合国《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73），种族隔离包括“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的主宰地位，并且有计划地压迫他们，而作出的…不人道行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2002）将种族隔离定义为一种犯罪，其包括“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一个或多个种族团体,在一个有计划地实行压迫和统治的体制化制度下（实施…不人道行为）”。

　　2017年，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发布了一份关于“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做法和种族隔离问题”的报告。基于对国际法的仔细研读，报告得出结论：“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支配整个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隔离制度”。具体来说，报告指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战略分裂是以色列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手段”。

　　正如西亚经社委员会的报告所解释的那样，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使巴勒斯坦人民分散开来，并将每个部分都置于不同形式的种族统治之下。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军事统治的对象；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只有脆弱的居住权；拥有以色列正式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面临合法化的歧视；巴勒斯坦难民则被系统性地阻止返回家园和土地。然而，每个群体都受到来自同一个种族隔离国家的统治。

　　虽然西亚经社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政治上的分裂，但却忽略了巴勒斯坦人民在经济上的分裂。然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重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阶级分化呈指数级增长。西亚经社委员会的报告之所以忽视了这种分裂，是因为国际法将种族隔离视为一种种族统治的政治制度。在本章中，我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学解释，即将种族隔离视为一种政治经济体系的种族资本主义。这使得我们可以分析新自由主义重组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这还有助于消除巴勒斯坦的例外地位，并将其与其他面临着种族统治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人口联系起来。

　　2001年作者与以色列警察发生肉体冲突

　　种族隔离

　　活动家、学者、记者和一切其他人越来越认识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对许多人来说，这一认知是建立在今日的巴以与1994年前的南非之间种族统治体制的相似之处之上的。但法律学者指出，这种比较并不是特别重要。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国际法禁止种族隔离并且将其视作一种反人类罪行。包括 2017 年西亚经社委员会报告在内的法律分析一再得出结论，以色列违反了这一禁令，可根据国际法追究法律责任。

　　尽管国际法具有明确的价值，但法律方法也存在严重局限性。首先，国际法只有在被国家承认并执行时才能发挥作用，而国家体系的等级结构赋予了少数国家否决权。同样，国际法常常将政治权利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公正概念之上。这一点在种族隔离的国际法律定义中有着清晰的体现。由于仅关注政治制度，该定义并未为分析种族隔离的经济方面提供基础。

　　我们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黑人激进分子的著作中找到对种族隔离更坚实的社会学理解。对种族隔离经济的批判对于南非解放运动的各个部分都至关重要。解放运动中最具实力的集团——这一集团由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及其南非共产党内的盟友组成——将种族隔离理解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殖民主义。”他们认识到，殖民统治的制度与依赖剥削黑人劳工的资本主义体系紧密相关，因而，非国大/南非共产党集团指出解放需要两个阶段：首先是反对种族主义/殖民国家的斗争，然后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运动中的一个较小的派别，其包含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简称AZAPO），坚持认为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不能被如此简单地区分开来，更恰当的说法是，种族隔离应被理解为一种“种族资本主义”。在《阿扎尼亚宣言》（Azanian Manifesto）中，激进主义者认为种族资本主义“为了少数白人资本家及其盟友、白人工人和黑人中产阶级中的反动势力的利益，将阿扎尼亚（即南非）人民置于奴役之中”。他们预计非国大的战略只会巩固种族隔离带来的不平等，因此他们呼吁一场由黑人工人领导的一阶段斗争，不仅对抗种族国家，同时也对抗潜在的种族资本主义体系。【1】

　　上图为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LOGO

　　由于关注资本主义的重要性，非国大对种族隔离的理解框架使得国际法的定义黯然失色。然而，由黑人激进传统发展出的交叉方法为分析种族隔离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学框架。

　　举例来说，这个框架可以帮助解释1994年后南非转型的局限性。当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时，南非黑人获得了法律上的形式平等——包括选举权、在任何地区的居住权和无需许可的迁移权。国家的民主化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表明了在法律平等和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对许多寻求摆脱以色列种族隔离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南非是如此有吸引力。

　　但正如黑人激进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南非的转型并没有解决种族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在谈判的过程中，非国大做出了重大让步，以赢得南非白人和全球资本主义精英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非国大同意不将土地、银行和矿山国有化，而是接受宪法对现有私有财产分配的保护——尽管存在殖民剥夺历史。非国大没有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而是采取了一项基于市场的计划，通过该计划，国家帮助黑人购买白人拥有的土地。这项由世界银行批准的“自愿买卖”计划最终仅仅重新分配了南非7.5%的土地。此外，非国大政府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促进自由贸易、出口导向型产业以及国有企业和市政服务的私有化。阿扎尼亚宣言的创立者之一，内维尔·亚历山大（Neville Alexander）对此解释说“我们过去所说的种族隔离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让位于这种后种族隔离资本主义制度。” 这导致了一个小规模的黑人精英阶层的出现，但旧白人精英仍然拥有该国绝大多数土地和财富。用阿基尔·姆本贝（Achille Mbembe）的话来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发生了革命，但没有任何一个前压迫者失去任何东西的国家。”这使得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如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南非左翼学者对新南非政治转型的研究

　　以色列的种族隔离

　　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殖民定居计划，旨在驱逐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并统治剩下来的巴勒斯坦人，从而在巴勒斯坦建立并扩张一个犹太国家。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宣布了犹太国家以色列的成立，强行驱逐了75万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城镇和村庄，并占领了历史上巴勒斯坦78%的土地。七十多年来，由于法律法规赋予犹太民族特权，那些在1948年成为以色列公民的少数巴勒斯坦人一直面临着正式的法律歧视。【2】以色列还系统性地阻止1948年被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这些正是以色列种族隔离的基础。在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以色列将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了被占领领土。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军事行政机构来统治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口，并开始稳步殖民巴勒斯坦土地并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国家还强行将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口作为廉价劳动力与选择受限的消费者纳入以色列经济之中。以色列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管理着一种种族主义福特制经济，其特点是国家支持工业和农业生产，为犹太工人提供充分就业和广泛福利，与此同时，对工资微薄的巴勒斯坦工人和米兹拉希犹太工人进行超额剥削。1993年，在被占领地区长达六年的起义之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谈判达成一项条约，启动了“奥斯陆和平进程”。奥斯陆进程并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强化了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计划。

　　国际法对于种族隔离的定义有助于理解奥斯陆进程引发的政治和地理分裂。奥斯陆进程使以色列能够通过一些间接统治的方式来重新组织定居者在被占领土地上的殖民统治，以此作为对直接军事统治的一种补充。奥斯陆协议建立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简称PA）, 作为加沙地带和西岸部分地区（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半自治管理机构。以色列分割了被占领的土地，有效地将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分开，并将东耶路撒冷与西岸其他地区隔离。但巴勒斯坦的分裂在西岸体现得最为明显，以色列从巴勒斯坦的城市中心撤军，用检查站、路障、栅栏和围墙包围这些地区，对占领地区实施全面的军事“封锁”，同时引入许可证制度和隔离道路网来规范巴勒斯坦人的行动，从而将约旦河西岸分裂为数十块孤立的飞地。奥斯陆协议授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飞地（A 区和 B 区）内民政事务的有限自主权，例如教育和城市规划，这些飞地合计占西岸总面积的40%，作为交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与以色列军方合作镇压抵抗运动。与此同时，以色列保留对西岸剩余60%（C区）的完全管辖权以及对整个领土的最终主权。尽管在2005年正式“撤离”了加沙地带，但以色列在过去的十五年内一直包围和围困该地区，同时多次进行致命的军事入侵。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新殖民战略包括将巴勒斯坦人口集中到A区和B区的飞地内，并对C区的巴勒斯坦土地殖民化。例如，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译者注：即阿克萨群众起义，第二次因提法达）期间（2000年-2005年），以色列设立了500个军事检查站，使用路障和沟渠孤立巴勒斯坦社区，将村庄从邻近城市分离出来，并通过强制实行军事宵禁和限制城市间的移动从而加强全面“封锁”。六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很少离开新建立的微型封闭区域。

　　约旦河西岸ABC区地图

　　东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殖民活动尤为激烈的地区。目前，耶路撒冷的人口中有40％是巴勒斯坦人。然而，市议会的耶路撒冷 2020 年总体规划提出了城市中犹太人占70％人口的愿景。为了制造这种人口变化，政府正扩大犹太人定居点，并通过法规和暴力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城市。由于规划限制和房屋拆除，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着严重的住房危机。那些无法证明耶路撒冷仍然是他们的“生活中心”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着被吊销居留许可的风险。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犹太定居者使用暴力来占领巴勒斯坦人的财产，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他们的家园，在街上虐待巴勒斯坦人，并声称控制阿克萨清真寺和老城的其他伊斯兰圣地。

　　简而言之，奥斯陆协议加剧而非扭转了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西亚经社委员会的报告详细地解释了这一切。

　　拉宾（左）与阿拉法特（右）在白宫草坪会面

　　新自由主义的种族隔离

　　虽然种族隔离的法律框架帮助我们看到这种政治和地理的分裂，但它淡化了阶级分裂对于当代以色列种族隔离政策的重要性。将种族隔离视为一种种族资本主义体系为我们分析奥斯陆协议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不仅仅将其看作一个政治项目，还将其看作一个政治-经济项目，将殖民定居的统治与新自由主义改革相结合。新自由主义的重组带来了强烈的阶级分裂，这一分裂与上述政治和地理的分裂相互交织。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计划也将一些巴勒斯坦人纳入压迫体系。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哲学，在过去四十年里导致了世界各地的极端经济不平等。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贸易和削减社会支出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给穷人和工人阶级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同时创造了巨额企业利润，并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精英手中。为了遏制这些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总是伴随着对国家和私人安全部队的大量投资，例如警察、监狱、私人保安、边境巡逻、移民执法和军事工业综合体。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色列的经济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从而得到了根本性的重组。面向国内消费的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已被面向全球市场的企业驱动高科技生产所取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使以色列企业能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这同时瓦解了以色列的福利国家体系，削弱了以色列劳工运动，并加剧了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不平等。这些变化与奥斯陆协议密切相关。在以色列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眼中，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将为美国和以色列资本打开阿拉伯世界的市场。

　　巴勒斯坦劳工进入以控区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改革减少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工人的依赖。以色列向高科技经济的转型降低了对工业和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而与约旦和埃及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使以色列制造商能够将生产从巴勒斯坦分包商转移到邻国的出口加工区。此外，前苏联的“休克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全球新自由主义重组导致出现了超过100万俄罗斯犹太人和超过30万名移民工人移民以色列，他们现在与巴勒斯坦人竞争剩余的低工资工作。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改革与以色列的殖民定居计划相结合，已经将巴勒斯坦人变为了真正可以用完即弃的一次性人口。这使得以色列的新殖民战略得以实施，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立飞地，集中并遏制巴勒斯坦的被种族化的剩余人口。

　　如同以色列一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计划，该计划基于巴勒斯坦未来国家的出口导向型自由市场经济的愿景。该计划包括削减公共就业、扩大私营部门投资以及在隔离墙沿线建立自由贸易工业区。尽管进行了一些尝试，但工业区并未能吸引投资者，主要是由于以色列对进出口的限制以及与邻国相比巴勒斯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

　　尽管新自由主义未能创造就业机会，但它却导致了新的巴勒斯坦精英阶层的增长，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从现状中获益。新自由主义改革已为巴勒斯坦资本家创造了机会，但他们的业务都依赖于以色列军事当局的许可。因此，大多数巴勒斯坦资本家接受了以色列的占领，甚至有些人从以色列的殖民行动中获利。例如，约旦河西岸的一些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关的企业主，将石头和水泥出售给以色列公司，用于建造定居点和种族隔离墙。

　　以色列建立的隔离墙

　　除了巴勒斯坦资本家，奥斯陆协议还导致了与国际捐助者有联系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NGO）精英阶层的出现。1994之后，捐助资金的流入也导致了巴勒斯坦民间基层组织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尽管许多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官员具有社区组织方面的背景，但受薪的精英阶层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迎合国际议程。来到拉马拉的游客常常会惊讶地看到私人豪宅、昂贵的餐厅、五星级酒店和豪华车辆。尽管常被误认为是经济繁荣的体现，但这些实际上表明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之间阶级分化的日益加剧。

　　被占领土上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面临严重贫困、长期失业和持续镇压。以色列经济中唯一对巴勒斯坦工人保持相对稳定需求的部门是建筑业，这主要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和围墙隔离墙。以色列的许可证制度要求来自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从军事管理部门获得工作许可证，才能在以色列和定居点工作。这些许可证制度灌输着服从性：在安全记录上留有记录的个人会自动列入黑名单，每当被占领土发生起义时，国家都会限制许可证的数量。在普遍失业的背景下，许可证制度已成为占领的有效纪律工具。如今，以色列将这些工作许可证中的50%定向分配给了定居点。根据2011年的一项调查，82％在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替代工作，他们将离开他们的工作。

　　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另一个主要就业来源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安全部队。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在美国监督下重建。这支新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拥有超过80,000名成员，在约旦由美国负责培训，并与以色列军方密切协调部属，用于镇压反对占领的抵抗运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通力合作，通过共享情报、协调逮捕和没收武器，不仅针对伊斯兰主义者和左翼，还针对所有对奥斯陆协议持批评态度的巴勒斯坦人。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安全协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安全系统组合之一，将美帝国的军事力量和被殖民化的巴勒斯坦人口纳入以色列的殖民安全体制之中。然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官员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棘手的境地——一方面被指控在保护以色列方面做得不够，另一方面又被指控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叛徒。由于其他工作机会很少，许多人不得不接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工作，这进一步放大了心理压力带来的成本。

　　巴勒斯坦安全部队

　　简而言之，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唯二可获得的两种工作机会或是在没收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以色列定居点，或是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合作镇压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统治的抵抗。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工作都会迫使巴勒斯坦人加入以色列的新自由主义种族隔离计划。

　　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则甚至没有这些“机会”。加沙地带是地球上最极端的被设计成可随意抛弃的地区之一。自2006年以来，以色列几乎完全取消了对加沙地带的工作许可。加沙地带被包围、封锁。在过去12年里，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三次持续袭击，造成近4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对约旦河西岸工人的压迫式征兵、对加沙地带的致命排斥，以及巴勒斯坦精英们那炫耀般的消费，凸显了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以及巴勒斯坦人融入以色列新自由主义种族隔离计划中所存在的不平等与差异。

　　以色列甚至在占领区建立了产业园

　　巴勒斯坦的解放与全球社会公正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将种族隔离理解为种族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有助于摆脱将巴勒斯坦视为例外情况的叙事。以色列因其残酷和极端暴力的定居殖民驱逐活动而在当今的一票种族主义国家中独树一帜。然而，以色列的这些政策仍然可以和美国、巴西等其他国家的种族化国家暴力形式产生的相似的共鸣。事实上，社会公正运动正在巴勒斯坦、南非、美国等地反对种族化国家暴力的斗争之间建立起联系。然而，国家暴力并不是巴勒斯坦人与美国黑人、美洲原住民、南非黑人和其他受种族压迫群体的唯一共同点。在世界许多地方，种族统治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合导致了极端不平等和种族化的贫困，同时这扩大了武装警察力量的规模，通过对种族化贫困人口进行警察监管从而保护那些权力上位者。将这些条件理解为新自由主义种族资本主义的产物，可以促进进一步的联系。因为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局部种族隔离政权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已建立了激进的团结。

　　约旦儿童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注释

　　【1】与此同时，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也正在发展他富有影响力的种族资本主义理论。他指出资本主义本身便是在充斥着种族逻辑和等级制度的欧洲背景下出现的，因此不存在一种非种族的资本主义。

　　【2】更有甚者，以色列政府最近通过了《民族国家法》，该法将以色列描述为“犹太人的国家”，宣布犹太人定居点的发展为国家利益，并声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拥有“独特”的自决权，从而巩固了巴勒斯坦公民的二等公民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