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中国媒体称为“刘震云月”的11月里，中国作家刘震云短暂现身德国。他谈到中国式审查、万达和华谊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的高速发展。
“我对德国的一个很深的印象是这里的菜很咸。德国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喝很多啤酒了，”中国作家刘震云在汉堡的一场朗诵会上如此开场，话音未落，笑声一片。他的这一印象与其众多作品一样--聚焦生活细节、颇为接地气。
刘震云和德国的缘分要追溯到1990年，迄今为止已先后多次来德的刘震云这次为德国读者带来了《我不是潘金莲》的德语版（Scheidung auf Chinesisch)。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介绍：“在朗诵会上，中国人笑的地方，德国人也笑，中国人落泪的地方，德国人也会落泪。包括世界其它地方的读者，我曾说过，尽管人种、社会制度、宗教等不同，但在最根本的人性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相同的。”
“荒诞的悲剧”
确实，刘震云在朗诵会上多次逗乐了现场的德中观众。但是当读到史为民、董宪法、王公道、荀正义、等人名时，会意而笑的只有中国观众。刘震云说，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在中国放映，一场电影中观众至少笑了80次。他对记者坦言：“其实我特别不想把小说写幽默了。但是生活实在太幽默了。生活的幽默不是事件的幽默，也不是人的幽默，而是事件背后的道理。”
“看似喜剧的《我不是潘金莲》其实是一个荒诞的悲剧”，该书的德国译者、著名汉学家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如此评价说：“这本书从一个政治统治体系内部对这个体系进行的描述，是我看过的最精彩且最精确的此类描述。”
刘震云在今年的“中国时代（China Time）”活动期间出席朗诵会
关于审查
该书描述了农村妇女李雪莲为捍卫个人声誉坚持上访20年的故事。当被朗诵会主持人王竞(Jing Bartz)问及关于上访的作品是如何通过审查时，刘震云答道：“这里牵扯到书和电影的不同，书比较好通过，因为看书比较麻烦，但电影就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爱看电影。电影通过并不是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么容易，从拍摄到影片上映总共经历了四年。”
有人说刘震云的作品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端，但是他本人并不赞同这一点。他向本台透露：“一个作者如果靠揭露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作品就太肤浅了。例如我写的上访涉及政治、社会、甚至官场。但是这些其实只是个外在的壳。更重要的是其中八杆子打不到的人际交往产生的啼笑皆非的东西。”
由刘震云小说改编、并由其担任编剧的《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于本月先后在中国上映，有媒体由此称该月为“刘震云月”。就《我不是潘金莲》电影拍摄公司华谊和万达院线之间广受关注的矛盾，刘震云在朗诵会上感叹说：“我和小刚最深的体会是，通过人的审查很困难，通过钱的审查更困难。”此前，冯小刚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王健林，称万达因为和华谊的矛盾给电影低排片。
变化大是好事吗？
除了《我不是潘金莲》以外，刘震云的《温故1949》和《我叫刘跃进》也曾被翻译成德语。他还称自己的作品其实很适合德国人读，“因为它背后哲学的理念特别强，但未必大家一开始能看到，但不要紧，说不定停一停又看到了，读两、三遍也许就看到了。”
从1990年第一次来德国，到2009年在分别德雷斯顿和杜塞尔多夫生活过一个月，以及来德出席法兰克福书展，刘震云和德国结缘已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有在德华人和去过中国的德国人感叹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德国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
听到这种说法，给人以喜怒不形于色印象的刘震云忽然提高音调反问道：“变化大就是好事吗？”他举例说：“科隆、柏林、巴黎，纽约等地的街道房屋是不变的，但房子很坚固，下水道还能用。中国的楼房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但寿命最多也只有五十年，而且中国城市遇暴雨就会被淹，我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要看外在的变化，外在的变化是虚假的，也不要光看城市的变化，例如，如果去农村，就不难发现有些地方已被垃圾包围。”
在采访最后，刘震云强调：“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发展快慢的标准是认识和思想，不是房子和汽车，发展是很快，但有雾霾啊，而人类的思想，包括人性，一千年都不前进一毫米。”
刘震云在汉堡和德国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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