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作者刘震云:写小说本不想幽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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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中国媒体称为“刘震云月”的11月里,中国作家刘震云短暂现身德国。他谈到中国式审查、万达和华谊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的高速发展。

“我对德国的一个很深的印象是这里的菜很咸。德国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喝很多啤酒了,”中国作家刘震云在汉堡的一场朗诵会上如此开场,话音未落,笑声一片。他的这一印象与其众多作品一样--聚焦生活细节、颇为接地气。

刘震云和德国的缘分要追溯到1990年,迄今为止已先后多次来德的刘震云这次为德国读者带来了《我不是潘金莲》的德语版(Scheidung auf Chinesisch)。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介绍:“在朗诵会上,中国人笑的地方,德国人也笑,中国人落泪的地方,德国人也会落泪。包括世界其它地方的读者,我曾说过,尽管人种、社会制度、宗教等不同,但在最根本的人性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相同的。”

“荒诞的悲剧”

确实,刘震云在朗诵会上多次逗乐了现场的德中观众。但是当读到史为民、董宪法、王公道、荀正义、等人名时,会意而笑的只有中国观众。刘震云说,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在中国放映,一场电影中观众至少笑了80次。他对记者坦言:“其实我特别不想把小说写幽默了。但是生活实在太幽默了。生活的幽默不是事件的幽默,也不是人的幽默,而是事件背后的道理。”

“看似喜剧的《我不是潘金莲》其实是一个荒诞的悲剧”,该书的德国译者、著名汉学家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如此评价说:“这本书从一个政治统治体系内部对这个体系进行的描述,是我看过的最精彩且最精确的此类描述。”

刘震云在今年的“中国时代(China Time)”活动期间出席朗诵会

关于审查

该书描述了农村妇女李雪莲为捍卫个人声誉坚持上访20年的故事。当被朗诵会主持人王竞(Jing Bartz)问及关于上访的作品是如何通过审查时,刘震云答道:“这里牵扯到书和电影的不同,书比较好通过,因为看书比较麻烦,但电影就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爱看电影。电影通过并不是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么容易,从拍摄到影片上映总共经历了四年。”

有人说刘震云的作品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端,但是他本人并不赞同这一点。他向本台透露:“一个作者如果靠揭露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作品就太肤浅了。例如我写的上访涉及政治、社会、甚至官场。但是这些其实只是个外在的壳。更重要的是其中八杆子打不到的人际交往产生的啼笑皆非的东西。”

由刘震云小说改编、并由其担任编剧的《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于本月先后在中国上映,有媒体由此称该月为“刘震云月”。就《我不是潘金莲》电影拍摄公司华谊和万达院线之间广受关注的矛盾,刘震云在朗诵会上感叹说:“我和小刚最深的体会是,通过人的审查很困难,通过钱的审查更困难。”此前,冯小刚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王健林,称万达因为和华谊的矛盾给电影低排片。

变化大是好事吗?

除了《我不是潘金莲》以外,刘震云的《温故1949》和《我叫刘跃进》也曾被翻译成德语。他还称自己的作品其实很适合德国人读,“因为它背后哲学的理念特别强,但未必大家一开始能看到,但不要紧,说不定停一停又看到了,读两、三遍也许就看到了。”

从1990年第一次来德国,到2009年在分别德雷斯顿和杜塞尔多夫生活过一个月,以及来德出席法兰克福书展,刘震云和德国结缘已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有在德华人和去过中国的德国人感叹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德国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

听到这种说法,给人以喜怒不形于色印象的刘震云忽然提高音调反问道:“变化大就是好事吗?”他举例说:“科隆、柏林、巴黎,纽约等地的街道房屋是不变的,但房子很坚固,下水道还能用。中国的楼房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但寿命最多也只有五十年,而且中国城市遇暴雨就会被淹,我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要看外在的变化,外在的变化是虚假的,也不要光看城市的变化,例如,如果去农村,就不难发现有些地方已被垃圾包围。”

在采访最后,刘震云强调:“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发展快慢的标准是认识和思想,不是房子和汽车,发展是很快,但有雾霾啊,而人类的思想,包括人性,一千年都不前进一毫米。”

刘震云在汉堡和德国读者见面

来源:德国之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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