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平:当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

祁建平:当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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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大?人民的力量最强大。在人民的力量面前,他们是渺小的,是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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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已然成形。

  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些遮遮掩掩,今天他们已经堂而皇之摆到台面上来了。

  这种状态与旧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状况极为相似。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们是典型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官僚利用其政治地位,利用其掠夺来的资金,从事金融、商业和产业活动。它与一般资本家的区别是:第一、官僚资本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它的经营无不以政治的有利条件,作为发展的跳板。第二、官僚资本常常利用国家资本发展自己,而国家资本经常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第三、官僚资本的出身,不像欧美等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是资本,然后与政治发生关系,然后成为资本家。第四,官僚资本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骨干,在中国,大资产阶级都产生于官僚资本,因为官僚资本的政治条件,发展的比其他资本要快得多,它们的影响也贯通到工商金融各个领域,包括地方上的大小官僚资本,同样如此。如孔祥熙掌握中华民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十几年,先后控制了中央、中国、农民三大银行与中央信托局,国家的金融机关直接支配了三分之二。还控制着商行,专门买卖原料、煤油等,除此之外,还有七八个大商号。

  与蒋介石时期相比所不同的是,当代的官僚资产阶级是在新中国已经没收和铲除官僚资本的情况下,1978年改开以后,共产党内部的特权阶级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着“改革”的旗号,又重新搞起来的,其发展壮大仍然延续了“四大家族”的“先权力后资本”的模式。

  它的形成和发展有两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事件:康华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兴起一股“下海潮”,“下海潮”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康华”。“康华”全称为“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管理人员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小康华”是司厅级,“大康华”是省部级,进来时是高干子弟,出来时都是高级干部,能量大到国务院有什么部委,康华就有什么公司的程度,石油部出来的,在康华继续干石油生意;向中国人民银行跑关系,就能搞自己的金融机构和租赁公司。

  “康华”事件是当代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次预演。“康华”存在那代段时间,处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期,“康华”的被取缔,一方面证明官僚资产阶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法存在,另一方面,这恰恰让他们看到,计划经济就是他们实现“发财致富”的拦路虎,反倒坚定了这帮特权阶级打破计划经济的决心,他们不再“要指标”,搞官倒,而是要“要市场”,要资本,有了资本、有了市场,他们就可以聚敛巨额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家,而不用背负“官倒”“油耗子”等诸多不好的名声。

  恰逢苏联解体,让他们找到攻击计划经济的口实,于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方面他们影响决策层,接受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物色吴敬琏之流硬生生把全民所有制分割成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为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左右国家政策,实施“障眼法”,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各种花里胡哨的“改革”,这些所谓改革的实质,就是向他们让市场,即把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控制的中国市场让给他们,把资源配置到他们手里,还要在“开放”的口号下,让给寄生在外国金融资本卵翼下的买办资本。

  例如国企改革,并不是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端铁饭碗有问题,而是国有企业成为他们扩张市场、攫取暴利的绊脚石。于是,在“做大做强”的幌子下,通过逼迫30多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让给私营企业,让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资本家。直到最近,仍然在推出所谓“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的政策,退出后谁占领这个市场呢?很显然,首先是官僚资产阶级占领。又比如医疗改革,同样是首先为了让他们占领这个市场,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方面禁止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医院,反过来却大肆鼓励私营医院野蛮生长。对外开放同样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方面中国诺大的市场,中国老百姓却生意维艰,难以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偏偏让外国资本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地进到中国来,让它们在中国市场上跑马圈地,掠夺财富。

  总而言之,所有的“改革”,所谓的“开放”,核心是为了这个官僚资本集团,他们是这些“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相反,有利于人民的改革,无论老百姓呼声有多高,都会视而不见,装聋作哑,阻力也正在这里。至于所谓的发展“民营经济”,实际发展的还是他们自己,那些大量存在的小资本家,只不过是跟着他们沾光而已。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被铲除,那些“民营企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会无光可沾。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98年的“不做假账”。

  这一事件是当代官僚资产阶级与国外金融寡头结合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资本操控在官僚资本和国外金融资本手中,意味着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把手伸到了中国的经济心脏,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根据《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记载,当时即将接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朱某称:“有同志说,这次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是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不适用于中国。我说,我们的所有宏观调控模式都不是照抄西方模式,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不是照抄,而是借鉴,不借鉴怎么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照抄西方。不借鉴不行,西方毕竟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不借鉴何时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现在想请一些很懂行的同志,包括懂技术、懂业务、懂会计的同志,再吸收一些外国大会计公司的专家,共同来草拟一个如何考核国有企业的一套程序、标准和方法。把这套软件用到企业中去,只要问几个问题,查一查原始账,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虚盈实亏,是真的还是假的。要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审计。造假账容易得很,不检查、不审计不行。”今天的读者读到这段话会是什么感受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相信外国人胜过相信中国人。

  就是这个朱某,还为中国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并让他的公子就职于美国高盛公司的在华督办或业务主管,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经济学家。然而他或许没有想到,来到中国的高盛、普华永道等外国会计机构,做起假账来,比谁都狠。

  比起晚清和蒋介石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当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斯密所讲的“经济道德标准”,在他们眼里变成了“弱肉强食”。他们一方面无限扩大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无限缩小或者限制人民的权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搞房地产、转基因、预制菜、毒教材、假疫苗、伪核酸,玩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富人游戏,但是却打着生态的名义不能容忍老百姓养鸡、养鸭、养猪,甚至烧柴做饭都要被罚款、骑电动自行车就要无端扣上违法行驶的大帽子;他们可以把搜刮的巨额财富转移到国外,全然无视大多数老百姓生不起、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他们可以拖欠老百姓的工资,却在政治上、法律上取消了中国劳工罢工和抗议的自由,美其名曰“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总是以所谓的“改革开放”成就沾沾自喜,却不管这种所谓“成就”背后有多少祸及子孙后代的天量债务,他们花着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那代子孙的钱,却丝毫不会感到脸红。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他们根本不懂得,少数人越富裕,财富积累得越多,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队伍越壮大。四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资本主义在制造少数富翁、富豪的同时,也在制造它的对立面:正在壮大和觉醒的无产阶级,一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普通知识分子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几十年,然而,今天的他们已经在道义上彻底失败,正在把自己送进坟墓。这个“坟墓”就是他们的极度贪婪和自私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和社会乱象,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和愤怒。

  这个“先特权后资本”所形成的阶级,已经被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柱上,已经成为阻碍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一颗毒瘤。蒋介石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曾经被推翻的事实证明,当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同样可以被推翻,无论他们貌似有多强大。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大?人民的力量最强大。在人民的力量面前,他们是渺小的,是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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