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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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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做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这种斗争有些象无政府主义，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这种情况由小私有者、小业主的本性影响的。小私有者、即小业主，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犯旧的错误，这种错误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的环境里，由于意外的原因，总是会以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尽管俄国居民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大于西欧各国，但是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的布尔什维主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一度发展得非常茂盛，因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为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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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就特别巩固了。布尔什维主义承受并继续了这一斗争，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作了斗争。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她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个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做出严格的客观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它的独特的“革命性”和“左的精神”，在于它承认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摒弃这种手段。自然，我们所以摒弃个人恐怖，只是因为这种手段不适当，（而不是不必要。在必要的时候，在革命战争中，如法国大革命那样，在遭到帝国主义阶级报复和围攻中，我们也会采取恐怖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第三、“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他们的“左的精神”就在于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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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最近似革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在经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一切政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政党更早的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的党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失节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们也在努力的争取，影响和推动中国的党产生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优秀的领袖，带领党，走出修正主义的阴影，恢复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和坚强起来。对修正主义和叛卖、失节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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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直接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的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中国无产阶级的国家观和当前中国实际的国家观显然是不一样的，中国显然是跌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资改派们曲解和隐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奉行了机会主义的国家观。一切向钱看齐，不论黑猫白猫，不争论，摸石头，彻底丧失了无产阶级革命理想，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