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强调：“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同时，主席也实事求是的讲了要对斯大林辩证评价，没有和苏联“步调一致。主席讲：“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帮助了朝鲜战争，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本来主席说的这些关于斯大林的结论是完全正确，斯大林自己也做过自我批评——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基本历史常识。但是笔者真没想到，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要给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的严重错误翻案，污蔑毛主席批评斯大林是“迫于赫鲁晓夫压力”。最简单的常识是——迫于压力的话，那还有必要在后面说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这句话吗？！主席显然是根据自己真实感受实事求是的讲的。
一些精苏分子引用了一些苏联解密档案，想借此来诋毁主席、洗白他们的神像斯大林（他们甚至拙劣到拿斯大林1936年的话否定毛主席对斯大林1938年——1952年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错误的批评）。可是实际上，正是这些苏联的解密档案，给我们提供了批判斯大林错误思想的重要文件依据。
第一，斯大林提出了城市中心论，这是王明路线的理论源头，给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某些大人物别给我扣“不会阅读理解”的帽子，因为这些斯大林、共产国际错话的字面含义就足以打倒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错误路线了！
苏联档案明确显示，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提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三个阶段论”。斯大林认为：“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和王明路线在福建事变之后的错误密切相关。
还没有王明路线的时候，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做出了一个决议案（经过共产国际直接领导通过的），这个决议案还是坚持了斯大林的这个错误观点。《决议案》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的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有的学者不长眼，认为六大决议案坚持重点转移到农村，简直是为了给共产国际翻案不择手段。六大《决议案》强调：“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将要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会如何由宣传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可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的六大还没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还把城市放在决定地位——但是城市不可能决定的（只有农村力量发展的比城市规模还大才能起革命的决定作用）。
六大《决议案》强调，1928年之后，党内任务方面，“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可见，虽然六大报告不认为城市暴动是主要矛盾了，但是还没有把主要矛盾放在农村里发展党员，而是放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工厂。而毛主席早就大力在农村发展党员了。
在苏联解密档案之中，斯大林和瞿秋白、周总理的谈话的时候，说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观点。斯大林的这些错误指导观点就是王明路线的理论基础，为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他说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在农村不能长久扎根、长久扎根的话会被腐蚀、当时是革命的低潮（因为他认为农村土地革命不会促进高潮到来而且农民在农村的土地革命本身规模再大也不是高潮）、广州暴动打大城市没有错误、在农村吸引完几万军队之后应该先打大城市而不是先占领敌人的薄弱环节——农村。这些都是他的谬论。
斯大林认为：“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档案原文就是如此——引者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可见，他这里否定了农村根据地政权可以持久存在、长期发展，意思无非是要让我们中共抓紧往大城市赶。这无疑是荒唐的。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强调应该以敌人薄弱的农村为中心长期扎根发展，却口口声声讲农村呆不久，错误显而易见。
从井冈山到抗战，1927—1945，持续十八年，我们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扎根农村发展自己的力量。实践证明，斯大林1928年讲的是错的，我们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以持久存在！说“不能持久”不仅是不对的，而且是在诱导我们往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里面赶——显然是在引导我们去送死！十八年都不算持久，一万年才叫持久吗？解放战争初期，我们的华东、华北、西北、晋冀鲁豫野战军，也都是扎根农村的，东北野战军主要也在农村——这样算就比十八年还久了。
斯大林还说：“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这里又否定工人阶级可以在农村根据地持久扎根、逐渐以发展农村根据地为中心。他的意思——在农村呆久了，就会被农民腐蚀，不想进大城市去了。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农民的“进取”之心可以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来促成。无产阶级可以用思想建党、思想建军、思想建政的方式在农村发展革命先锋队力量、革命军队力量、革命政治干部力量，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可以培养农民的革命进取心、培养出大量农民出身的无产阶级干部的！
斯大林更是荒唐的认为：“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这更是荒唐的。高潮快要到来与否，判断标准不是对大城市掌握与否，而是阶级矛盾的激化程度。在这里，斯大林否定了农村根据地可以推动高潮快要到来，竟然认为只有占领大城市才算革命高涨。
高潮，指的是敌人的统治受到威胁，革命力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农村包围城市全面形成，就是高潮到来；即使是没有占领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正在逐渐发展，农村力量规模发展的比城市还大，就是高潮来了。高潮快来，也包括敌人之间矛盾的激化、阶级敌人和一切被压迫者矛盾的激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需求提高。高潮来不来的标准，不是无产阶级掌握没掌握大城市。无产阶级还没掌握大城市，但是城市和乡村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敌人的阶级统治受到威胁，也是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
正如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说：“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斯大林说：“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假使我们视为潮流高涨了，则我们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简单地(说)，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能坐在城中，因为他们有力量(的缘)故。”这段讲的非常荒唐。他否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可以改变社会性质，否定了井冈山和苏区以及之后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而且，潮流高涨了就是抓大城市作为“中心”了吗？不是！即使资产阶级还坐在城市里，只要我们把农村革命根据地规模发展的比城市规模还大、力量比城市力量还大，照样可以是革命高潮的到来！
斯大林认为：“现在仅仅是农民暴动，说他(它)破坏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对的，但对全国却不能说高涨。”这更是错误的。农村根据地政权的扩大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不仅破坏了敌人的经济基础，而且能带来全国革命的高潮。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对于全国来说就是有高涨的意义。农村发展的力量比城市还大，就可以说高涨了！
斯大林竟然还说：“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 。”他这段谬论，使有的人想给他洗白也洗不白了！广州暴动就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失败！不否定广州暴动所体现的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无法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
南昌起义失败一次还不吸取教训？不否定广州暴动打大城市，就无法实现农村包围城市！他在这里鼓吹广州暴动的盲动主义错误，显然是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力量极度薄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的盲动主义性质，否定工作中心应该在农村。
最后，斯大林给我们提出了送死的建议：“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吸收几万军队之后也应该先打敌人薄弱的农村，而不是城市。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总数发展到七万，依旧是在赣州战役损失惨重！吸收几万军队之后不能打大城市，要根据实际情况先打弱的地方，先攻占敌人的薄弱环节！有几万军队也打不起城市，只能先占领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
博古和王明按着斯大林说的做了，拿着我们吸收了的几万军队盲目的去打大城市了，结果失败了！打赣州损失惨重，守黎川损失惨重，然后在第五次反“围剿”还搞得90%的革命力量都没了！
综上所述，斯大林这里主要有三个观点，相互联系，一看就错，怎么也洗不白。
第一，“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他否定了农村可以建立持久的革命根据地，否定了在农村斗争、先在农村发展力量的持久意义。这种说法在应该以农村为中心持久的逐渐发展革命力量的发展阶段是很不妥的。
第二，“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他鼓吹严重错误的、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而不是反省广东暴动军事空想主义、盲动主义带来的严重失误。对这个严重错误丝毫不反思，还歌颂，鼓励无产阶级去送死是吗？！这就给之后不顾敌我实力的“吸引完几万军队还是要集中攻打去打大城市”的王明路线提供了“精神支撑”。不否定打大城市的错误路线，这也是王明路线的重要依据。
第三，：“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联系上文，他否定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持久性，还鼓吹盲动主义的广州大城市暴动，而且这里又鼓动我们吸引几万军队就去大城市送死，明显是王明路线的理论依据！怎样也洗不白的。吸收了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也难以打下来。我们最终吸收了几百万军队，才实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
直到周总理赴莫斯科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共产国际纠正李立三路线的《十月来信》送来的时候，共产国际才逐渐初步表现出纠正他们关于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认识。
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李立三的火上浇油，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曲折。《周恩来年谱》记载，当时周总理亲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讲：“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使得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是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产物。”这里，周总理明确提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
共产国际发来了“十月来信”，希望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之后的日子，共产国际还是站在了王明这一边、博古这一边、“左”的错误这一边，远远落后于毛主席的规划！
毛主席主张集中力量先进行乡村工作、扩大乡村武装割据政权、以乡村工作为中心、反对打大城市，但是，王明路线执行者们坚决要打大城市。打赣州，就是执行了斯大林“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的观点，结果损失惨重！红军已经发展道路数万，反对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斯大林当然支持“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争取中心城市。”的路线了！
毛主席极尽所能减少损失，坚决主张先打敌人弱的地方、先打农村，反对中央进攻大城市的路线。最终，在宁都会议被彻底剥夺了一切军事指挥的参与权。这个决定被送到了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之后，在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开门见山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总体上同意”临时中央的处理意见。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农村、先打敌人薄弱环节的正确意见！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
后来周恩来回忆：“但一九四○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可见，斯大林为首的这个共产国际是长期坚持城市中心论的。
可见，十月来信不仅没有根本纠正共产国际在思想上路线上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反而为赣州战役战败、福建事变错失良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等等灾难性危害埋下了隐。
第二，诋毁杨虎城、张学良正义的西安事变，为王明过于注意和蒋介石保持一致提供了“精神武器”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毛主席强调，西安事变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是正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杨虎城、张学良出于爱国之心，为共同抗日，发动“兵谏”，本是革命正义之举，何来配合日本之心？！！
斯大林给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尚方宝剑。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我们虽然看到他也告诉王明要注意中共的独立自主，但是斯大林竟然荒唐的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否定了具有革命意义、进步意义的西安事变，在蒋介石和张杨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客观上给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至上派”制造了对蒋介石极度的好感以及对“统一战线”的过度侧重，给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供了“尚方宝剑”。
没有西安事变，能有蒋介石妥协吗？不能的！
谁和斯大林的观点一样？蒋介石！主席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强调：“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把张杨将军打为反动派，把蒋介石划为革命派的不仅有斯大林，还有蒋介石。以及蒋介石的舔狗——王明！
解密档案专门整理了一个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档案，注释等等字里行间充斥着想给斯大林翻案的情绪，但是他们却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弹药。感谢！
第三，不准革命，认为打解放战争就会有让中华民族“灭亡”的危险。
《毛泽东年谱》是目前最权威的毛泽东研究文献。不看注释就看原文，也都是可信的铁的事实。有偏差的记载、有不充分的描述的地方，也会标明出处——例如“两件大事”论只有叶帅回忆讲过，所以年谱标注了出来。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生平研究最权威文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这以前，接到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胡乔木回忆说：“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有关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局来电。电报的底稿现在没有了,收到的具体时间也搞不太清费于这件事,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少奇同志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可见，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胸襟宽广，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大局，后来自己烧了斯大林的这封错误电报。
师哲回忆录记载：“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这样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传》引用的档案资料中，刘少奇亲笔记录的他和斯大林的会谈记录之中，记载斯大林亲口承认了当年他的错误：
斯大林:“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干扰过或者妨碍过你们?”
刘少奇:“没有!但是当时毛泽东确实不打算去重庆，因为周恩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然而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好的。”
斯大林:“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
斯大林:“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指责你们。你们中国同志太讲礼貌，总是责备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无论如何都应当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向你们提出错误的建议。不过，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
1948年2月，斯大林会见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卡德尔。据卡德尔回忆，斯大林自己亲口说：“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会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另一位南斯拉夫中央政治局委员吉拉斯也回忆，斯大林说：“对日战争结束时，我们曾要求中国同志就如何寻找与蒋介石达成临时协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当他们回去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聚集力量，并进行出击。事实表明，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
苏联解密档案之中，斯大林对蒋介石、蒋经国大规模的吹捧、奉迎，都是和这些史料相互佐证的铁证。有的人竟然还给斯大林洗白，说这是“斡旋”、“策略”，还说有些要“秘密进行”。胡扯！请不要假设——真的“秘密进行”的话拿出证据来！但是这种人拿不出证据。
证据是什么？就是斯大林吹捧蒋介石、支持蒋氏父子。
苏联解密档案之中记载：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3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而美国在那里曾有30-32名代表。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苏联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时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注意，这里所讲的“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时该去重庆谈判。”就是斯大林阻止解放战争的重要证据！
看看斯大林如何支持蒋介石吧！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苏联解密档案都有。斯大林和蒋经国的谈话记录档案记载：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主席讲：“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综上所述，斯大林挺蒋如是，就别给他在这件事的问题上洗白了！
小插曲：别拿这件事给主席泼脏水
这里先补充一个小插曲——总有人认为，主席认为建国后应该搞一党制，是在斯大林建议下才搞了政协制。引用证据就是苏联解密档案的那两个电报，实际上胡扯。用不着他斯大林“纠正”。解密档案故意在整理上不加其他文献，给人制造了假印象、用来丑化主席而已。
1947年，民盟解散，所以确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已经不复存在，你想让这种支持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参政，但是这种支持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自己都解散了，我们怎么让这种“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参政？其余没解散的都是挺蒋的买办资产阶级附庸党了，不是1947刚解散的民盟那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我们也不可能争取得到的。所以主席电报里面讲：“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这是符合中国当时实际情况的——当时由于民盟解散，已经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了，只有服从国民党的买办资产阶级附庸政党。而且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加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管控，确实有利于巩固革命的。这是根据中国当时民盟解散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科学、理性、稳健的结论。
民盟自己都不在了，我们去哪里联合这一“党派”呢？我们找不到可以联合的别的党，但是也不等于毛主席不要人民民主专政了，更不等于毛主席不联合解散之后的民盟成员了——民族资产阶级党派没了，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照样可以参政呀！毛主席说的很清楚。
民盟解散也不等于不搞人民民主专政了，也不等于不帮助他们其中的成员了。所以，民盟刚刚解散，194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毛主席在修改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毛主席看得很清楚——即使民盟解散了，也不影响我们团结民盟具体的个人成员。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他的谈话中讲：“资产阶级也有分大中小，一定要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及小资本家，打大资产阶级，对中小资产阶级要放在保护之列。”1947年12月，毛主席就强调，联合政府这个提法，当时可以不叫了，“因工农政府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是联合政府。”主席说的很清楚——因为我们共产党和非党——其他无党的资产阶级代表照样可以组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府。看，我们那时早就知道对资产阶级党派（在他们存在的情况下)和一些资产阶级代表持团结态度，毛主席早就知道！用不着他斯大林“纠正”。
后来1948年1月，民盟自己又重建了，所以我们又有了可以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党派，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恢复活动表示欢迎，并指出，这“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我们早就在1948年1月就知道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用不着他斯大林在4月那么晚的“纠正”。毛主席一直在独立自主的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实行什么体制而已，他根据民盟的解散和重建两个事实清晰的做着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决定，用不到他斯大林“指导”和“纠正”。
1948年3月15日，毛主席给斯大林致电，提出成立中国中央政府和吸收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想法。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回电，把民盟解散之后没有资产阶级政党参加政府误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党派可以参政”就是“没有资产阶级代表可以参政”，他还自以为就他知道一样的说：“也许，必须要吸收这些党派的一些代表进入中华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这用他教吗？不用！我们早就知道，不用他教！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中央会议讲：“中国还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统一战线……中国无自由，无多党，但并非无团体和个人，如我们占领大城市，就都出来了，我们仍遵守解放军宣言，凡参加斗争者皆团结……城市则争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号是‘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同盟一类在国民党区，不能说没有作用，这类团体对我们有很大作用与帮助，将来还准备帮助它。”毛主席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使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党派了，我们照样可以团结无党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参政。另一方面，斯大林在那封电报也表示赞成毛主席在3月15日想法。
综上所述：第一，无论民盟解散前还是解散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允许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参政，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坚持的政策。第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也没用他们自己的“党派”，但是不影响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吸收他们参政。第三，民盟解散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族党派不存在、只有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集团和买办资产阶级附庸党的现实，但是民盟解散之后我们依然坚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吸收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参政，民盟恢复之后我们照样对他们持肯定和团结的态度，一直遵守十月解放军宣言（1947年11月7日毛主席写的话、1947年12月毛主席的谈话、1948年1月中央发言人对民盟恢复的认可性发声、1948年3月毛主席的电报，铁证如山）
第四，斯大林的“建议”客观上在延误我们渡江的战机
苏联解密档案披露，苏联得知我军要过长江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错误建议——希望中共和国民党谈判——并错误的为我们提出了四项条件内容建议。
1949年，苏联认为，国共不谈判的话，就“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而称颂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你们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无法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因为它不想要和平，说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苏联人真的幼稚至极！不管你谈不谈，即使你谈了，条件不可能让他们接受，他们照样可以拿这个为理由大力宣传他们的“宽容”、“忍让”和我们的“蛮横”，以此制造社会舆论、说我们是继续内战拥护者。不管你打不打，只要你根本上推翻美帝的殖民利益，美帝一定会干涉解放战争的。即使你打下了南京，如果你不没收美帝在华利益，美帝也会转而支持你而不干涉战争的，他们会先观察你一段时间）苏联的这段话术简直和传销一样具有“说服力”，容易让我们上当受骗。但是实际上斯大林这三个观点是错误的、幼稚至极，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已经背信弃义一次了，暴露了他们的失信——他们第二次要求和谈，只能说明他们虚伪，继续打的话，和平旗帜也不会归他们了。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说：“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已经把蒋介石老底揭露了出来。
毛主席针对国民党“求和”的虚伪面目，也发表了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阴谋的文章《评战犯求和》，针对这个国民党甩锅的问题，舆论上，主席写的文章发表出来的就很清楚，我们已经驳斥这个观点了。毛主席在《评战犯求和》说：“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毛主席看的很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看蒋介石无法维系他们的统治，他们就会找别的新的代理人。
不管你谈不谈，只要你要根本上推翻美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统治，人家一定会干涉你的解放战争，你谈了的话，人家照样会以你的谈判条件不可能接受为理由说你是战争贩子、把发动战争的锅甩给你、制造舆论，而且你谈了的话还给了人家战争准备的时间。条件不可能让他们接受，让他们接受的话，中国人民就站不起来。所以毛泽东定了敌人不可能接受的八项条件（而不采取苏联所建议的敌人肯定接受的四项条件），并一丝不苟地、一分一秒不耽误的准备渡江战役。
不管你打不打，即使你打过来了，打到了南京，人家美帝国主义还要试探你，希望你倒在他那一边，从而维护他的在华利益。所以我军攻占南京之后，司徒雷登没有撤到广州，而是希望和我们中共取得联系，想让毛主席做第二个蒋介石或者第二个李宗仁，但是毛主席没有同意，拒绝了美帝国主义。谈判的建议是苏联人提的，我们走这形式实际上仅仅是给苏联面子而已。如果真完全按着苏联人的建议做的话，就真的可能被划江而治了。
斯大林在建议中还“帮”我们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表示愿意在中国实现和平:第二，国共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第三，谈判应当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第四，一旦双方就和平与中国的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应当立即停止。”
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不会。一旦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继续打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样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这一局面目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厌恶内战的人，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实现和平的人。”但是他显然说错了！
苏联的这个和平和停战条件，阶级敌人求之不得——蒋匪军就是希望以此来缓和战局、准备战争。而且这里如果空谈所谓的领导权的话，人家形式上也可以“宣誓”自己归属你的领导，名义上宣誓“效忠”联合政府，但是实质上照样可以利用这些国民党军队备战，这种宣誓，起不了实质的领导作用。苏联还认为：“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的军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这真是空想！人家宣誓听你的，之后人家再来个“412”、“715”，再来个“撕毁双十协定”，你能有什么办法？不得不说苏联这种想法太幼稚——宣誓之后，走个形式，过段时间人家又在美帝支持下发动内战，这样的“条件”真对国民党来说是“天赐良机”。这简直就是给了阶级敌人在形式上服从、实质上划江而治的机会！说他们企图让我们划江而治是有根据的——他们不敢直接说，但是解密档案的太多内容表面——按着他们的做，肯定帮助阶级敌人实现了“划江而治”阴谋！
苏联的条件最要命的一点就是不提改编军队，而单纯提让那些国民党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你不把那些国民党军队组织改编为党指挥的军队，人家发动二次战争很容易！关于两党谈而不让老蒋出面，老蒋照样可以藏在背后操纵国民党全局呀。不让外国协调，美帝国主义也可以在背后躲着，而不直接出面，背地支援国民党呀。可见苏联的这些条件，国民党是都可以接受的，而且还有利于国民党趁机实现划江而治、名义上服从、暗中休养生息、进行备战。
综上所述，不用再给斯大林洗白了！他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时候犯了一系列灾难性的严重错误，他的错误思想是王明路线的理论基础、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他确确实实错误指导过我们很多次。我们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在世界公开论战的时候，主席带领我党理论工作者们写的“九评”第二篇已经做出了最公正的结论：
“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党已经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的严重错误定了调子，斯大林的这几个案，谁也别想翻！党的结论，雷打不动！撼山易，撼共产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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