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革迫害，多数人认为是红卫兵、造反派作孽，但仔细分析，发现老干部的文革迫害多属“神仙打架”，红卫兵、造反派不过是斗争工具，最终遭殃的除了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多数是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草根群众。
一、神仙打架
老干部的“文革迫害”，多缘于权力斗争、个人恩怨，属于“神仙打架”。如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曾组织农垦部党委书记陈曼远和农垦部副部长萧克等人批判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揭发谭震林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叛变”，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曾揭发批判政委廖汉生，廖汉生被打倒不久，杨勇就被其他人打倒。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如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体学、庄果等人，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迫害致死；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曾举报李立三夫妇是苏修特务、“里通外国”，致其文革期间自杀身亡；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文革初期被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打倒。
二、斗争工具
老干部文革期间遭迫害、被打倒，如今都笼统地说是红卫兵、造反派所为，这种说法虽符合事实，却掩盖了真相，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几乎所有的学生组织、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是红卫兵、造反派。所以，文革中大多数老干部遭迫害、被打倒，几乎都有二者的影子，只不过造反派的含义范围要比红卫兵广一些。
但根据政治立场和实际作用不同，红卫兵和造反派其实可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有些是真正的造反派，有些则是老干部的斗争工具，属于保皇派、保守派、保爹派。如批斗彭真其实是某老帅的女儿领着一帮红卫兵干的，虽然文革后这笔账算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头上，但背后仍是老干部间个人恩怨所致，红卫兵和造反派仅是工具而已；又如，卞仲耘、老舍被一些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迫害致死，但文革结束后，这些账却笼统的算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头上；再如，宋任穷、陈锡联文革时期都曾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斗倒对方，因此，两人无论谁倒台，都是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倒的，但其实也是个人恩怨所致。
有很多红卫兵、造反派确实属于真正的造反派。如四川刘结挺、张西挺领导的批斗李井泉的造反派，是真正的造反派，因为二人当时已被开除党籍，批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书记的李井泉，肯定是“造反”之举。但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其实也是老革命、老干部，1960年前后都是厅职干部，后因工作冲突、派系斗争被李井泉打压并被开除党籍。可见，虽然刘结挺、张西挺是真正的造反派，但两人批判李井泉的行为仍有权力斗争的性质，这就决定了，他俩领导的红卫兵、造反派虽然是真正的造反派，但仍有政治斗争工具的成分。
即便如此，红卫兵、造反派也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夙愿。如通过造反打倒一批在他们看来已腐败变质、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纯洁了官场风气，维护了自身和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多数群众其实愿意造反，其中既有中央号召的因素，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之举。
三、小鬼遭殃
虽然红卫兵、造反派获得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但由于复杂的政治形势，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打击文革期间从未停止。如一些老干部为对付造反派，会利用行政权力、代表党组织和斗争经验丰富等方面的优势，组织由自己掌控的红卫兵、造反派，打击政敌和其他造反派组织；有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从而转移斗争方向，坐收渔翁之利；还有的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等运动，将真正的“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进行关押甚至处决。如遇罗克是出身草根的造反派，也是“四人帮”和中央文革的同路人，文革期间被当权派处决，如今却成了惨遭文革迫害的英雄。
文革结束后，更多出身草根、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整肃，有的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有的则一辈子身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典型案例如焦裕禄亲密战友、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因支持文革和造反，1977年被逮捕，197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是“小鬼遭殃”的经典案例；而那些参加过红卫兵、造反派的高干子女、或有大人物关照的人，改开时期却依然跻身高层。
如参与批斗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孙家正改开时期担任广电部长、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曾通过戚本禹向江青提供诬陷周总理“脱党”材料的原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长周荣鑫之女周少华改开时期仍是社会精英，李瑞环、倪志福、张百发、郝建秀等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也都在改开时期身居高位，更多的草根群众则像张钦礼那样，被当作“三种人”彻底驱离政治舞台。（2024-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