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长久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在同盟国的宣传中被当作是民主自由对抗暴政强权之间的斗争。但这样的观点是否全面公允？如果将观察视角拉高到全球的角度，是否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丹尼尔·伊默瓦尔（Daniel Immerwah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22年5月刊上发表文章《改变地图、改变道德》，就英国著名历史学者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教授的新作《鲜血与废墟：最后的帝国战争（1931—1945）》（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作了介绍。奥弗里教授的新作一改过去西方二战史研究局限在欧洲战场的区域性视角，将太平洋战场的情况也纳入视野，强调以全球性视角来看待二战。奥弗里教授认为，二战的起因和核心都在于帝国之间围绕殖民地的冲突和碰撞，常被忽视的殖民维度才是二战的关键所在。
图为本文作者丹尼尔·伊默瓦尔（Daniel Immerwahr）
图片来源：https://faculty.wcas.northwestern.edu/daniel-immerwahr/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为什么而战？按同盟国领导人的说法，这并非难以回答的问题。前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解释说，“这是一场自由世界和奴隶世界之间的斗争”。温斯顿·丘吉尔说，“这是纳粹和民主之间的斗争”，一方是“暴政”，另一方是“自由、和平”的国家。
但愿事情确实那样简单。同盟国也将苏联——“一个与世界上其他独裁政权无异的绝对独裁政权”纳入其中，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形容这是“把水搅浑了”。但其他主要的同盟国也并非完全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当时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美国以及中国均属帝国。根据我的统计，上述国家共将占到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6亿民众置于殖民奴役之下。
这一事实并非无关紧要，帝国是战争的起因和过程的核心所在。然而二战的殖民维度却不常被关注。最受欢迎的书籍影视作品皆是按丘吉尔的说法，将二战描述成是热爱自由的国家和残暴专制政权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美国，人们对二战的记忆仍是“正义的战争” ，是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战胜了邪恶。
当战争故事聚焦在阿道夫·希特勒入侵欧洲主权国家的时候，这种理解是部分可行的。但如果战争故事被聚焦在太平洋战场上，这种理解就会被动摇。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以欧美殖民地为目标，在“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号下夺取了这些殖民地。盟军虽然击退了日本侵略者，但是只是恢复了“欧洲人的亚洲”：将缅甸归还给英国人，又将印度尼西亚交还给荷兰。
围绕殖民地的太平洋冲突揭示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更大的真相，这也是在有关冲突领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观点。在完成了大约二十本聚焦欧洲战事的著作之后，奥弗里扩大了他的写作范围：他的新作《鲜血与废墟：最后的帝国战争（1931—1945）》（Blood and Ruins:
图为理查德·奥弗里的新著《鲜血与废墟：最后的帝国战争（1931—1945）》（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的书影。
图片来源：https://www.penguin.co.uk/books/106335/blood-and-ruins/9780713995626.html
有鉴于此，有一件事变得清晰起来。无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关于什么的，对于交战双方而言，都是一场为帝国而战的战争。
是什么推动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征服进程？有鉴于其好战行为是如此鲁莽冲动且具破坏性，很容易将其视作是病态化的表现。三国的最高统帅部显然充斥着疯狂，但三国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方式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奥弗里认为更好的解释应该追溯到更遥远的过去。
正如意大利外交部所说的那样，19世纪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夺取殖民地的障碍赛”。英国赢下了这场比赛，其他最终加入的同盟国只获得了次等的奖赏。轴心国迟迟没有出场，得到的是残羹冷炙。更糟糕的是，赢家将败者拒之门外，断然拒绝了日本加入大国俱乐部的尝试，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褫夺了德国微薄的海外财产。进入1930年代后，同盟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是轴心国的15倍。
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是正在崛起的经济体，但并非大帝国。这是个问题吗？今时今日这不是问题，21世纪的国家不再需要殖民地繁荣经济。但20世纪上半叶则要适用不同的规则。当时的国内工业强国依赖来自远方的原材料。倘若没有殖民地，工业国家确有理由担忧现成的原材料供应。希特勒从未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封锁，这导致德国的诸如橡胶和硝酸盐等工业原料供应被切断。1929-1932年间的大萧条导致世界贸易激减三分之二，威胁到了一种新形式的封锁。
随着跨境贸易的崩溃，富国尚能依靠其境内的一切资产维持生计。英国和法国可以依靠其建立的帝国，但是德国人呢？正如一本流行小说的书名一样，他们是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译者注1）。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希特勒对于 Lebensraum的执念与意大利人对spazio vitale的追求——这两个词都应译成“生存空间”（living space）。日本人所抱怨的“ABCD包围网”，也指的是他们对石油、橡胶等重要资源的追求被美英中荷四国所包围（译者注2）。
奥弗里认为，这场战争并非和平民族国家与暴力狂徒之间的对决。对此更好的理解是掌权的帝国主义者和反抗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英国、法国和美国之所以倾向保持和平，是因为他们对现状感到满意。“我们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大部分，或者说最好的部分。”“我们只想保住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并防止他人从我们这里夺走这些东西。”相比之下，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试图对战利品进行激烈的重新划分。
在珍珠港袭击的当日，日本政府将战争归咎为英美列强“征服世界的自私欲望”。
从全球的角度观察会得出对战争的不同看法。例如，战争是何时开始的？大多数讲英语的人都会说是1939年，当时德国入侵了波兰。但那时候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两年，并以暴力侵占了北京、上海以及首都南京（中国业已要求中小学教科书采用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作为抗日战争的起始年份）。只有把亚洲排除在外，才能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自1939年起持续到1945年。
日本挑起了战争并使战争成为一个“世界”事件。直到1941年，亚洲大陆和欧洲与地中海的区域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1941年12月7日-18日，日本通过袭击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将这些冲突搅合在了一起。日本抢夺英国殖民地将这个大国猛然拽进了太平洋的战争。这同样是美国被拖入战争的原因所在：尽管美国自我陶醉说要抵抗法西斯主义，但其直到另一个国家试图争夺其领土时才宣战。
图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12月8日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就珍珠港事件发表演说。
图片来源：https://www.archives.gov/publications/prologue/2001/winter/crafting-day-of-infamy-speech.html
1941年12月的袭击事件在美国是相当扑朔迷离的话题。在美国，这一事件被记为“珍珠港”，并被刻在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将这难以磨灭的事件称为“恶名昭著的一天”。尽管罗斯福的演讲集中在日本对夏威夷领土珍珠港的轰炸上，但这远非唯一的目标。正如罗斯福在演讲中一个不起眼的部分所承认的那样，日本人袭卷了太平洋上的英美财产。短短几小时内，他们不仅袭击了夏威夷，还袭击了美国领有的关岛、菲律宾、中途岛、威克岛以及英国治下的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
只有夏威夷和中途岛因为国际日界线的特殊划分使该事件定格在12月7日。在其他地方，恶名昭著的日期为12月8日。由于将时间限制在12月7日，又将地点限制在珍珠港，美国人未能完全抓住这一事件的意义。这不仅是一次击沉战舰的尝试，更是一场对英美殖民地的闪电战。同样地，这也是珍珠港事件所忽视的另外一点——日本人取得了成功。尽管日本人未曾征服过夏威夷或中途岛，但他们拿下了所有的其他目标：短时间内还增加了英属缅甸、澳大利亚所属的新几内亚和巴布亚领土、几乎所有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阿拉斯加的西端乃至一群被殖民的太平洋岛屿。
在太平洋，二战显然是为帝国而战的一场战争。奥弗里认为在欧洲亦复如是。希特勒曾说：“印度之于英国，正如东方之于我们”。他又换了个比喻，指出德国人应该“将当地人视作印第安人（Redskins）”。
霸占土地之意图是攫取资源，轴心国劫掠了其所征服的领土。由于日本人扣押了粮食，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挨饿——印度尼西亚人和越南人都遭受了饥荒。德国人实施了包括将犹太人作为目标的劫掠，但其目标不仅限于犹太人：其难以理喻且残酷无情的“饥饿计划”，即以没收的苏联粮食来养活自己，是在意识到若计划成功将杀死3000万人的情况下实施的。“饥饿与殖民化是德国的政策”，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写道，“讨论、同意、制定、分发并理解。”
但这些政策真的有效吗？奥弗里认为最终是没有的。要入侵一个国家并征服它，迅速恢复其全部生产力并带走其出产的货物，与此同时还要打仗，这是相当困难的。轴心国生活中的极端暴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占领者不顾一切地试图攫取根本无法获得的资源。
与此同时，同盟国尚有不少领土可资利用。英国仅从印度就可调集270万军队。美国的大陆领土是在19世纪基于战争、购买和对土著人的剥削赢得的，并拥有世界上已探明石油储量的60%。当美国人自底特律向北非运送坦克之时，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燃料正走向耗尽。美国的供应由基地组成的全球性循环系统维持，其中不少基地位于盟国殖民地，横跨加勒比海、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
通过从日本手中夺得太平洋岛屿，美国在1945年成功将其网络锚定在对日本本土岛屿的攻击距离之内，并对其实施彻底轰炸。当日本帝国灭亡之时，同盟国就争相夺回其失去的殖民地。
同盟国领导人并未纠结于为自由而战和为殖民地而战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他们并不总是看到这类矛盾。英国殖民地大臣曾在战争结束之时放言：帝国一直是“捍卫自由的巨大机器”。
殖民世界的情况看上去有所不同。奥弗里更关注的是帝国主义统治者而非其臣民——换句话说更关注英国和日本，而不是缅甸或菲律宾。然而他对殖民地生活的一瞥证实了莫罕达斯·甘地对罗斯福的警告，即在这些领土上，盟军对保护自由与民主的自吹自擂是“空洞的”。
甘地的祖国印度于1939年介入欧洲的冲突，并非出于民众平息纳粹主义的渴望，而是因为英国总督代表印度宣战。甘地许多民族主义者同胞辞去公职以表抗议，但收效甚微。英国政府从知名地征用军队与物资，并以欠条赊账支付，战后再来兑现。对于已经限于贫困的印度而言，经济上的消耗造成了一场危机。
孟加拉——一个靠近日本帝国边缘的印度省份的情况变得愈发糟糕。殖民地当局没收了食物、疏散了村庄并销毁了数以万计的船只，只因担心日本侵略者会得到这些船只。然而，这也阻断了当地的支援来源并导致了恐慌性囤积，许多孟加拉人挨饿。
当然，英国人认真对待饥馑问题。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曾写道，伦敦的政府“充斥着营养学家”。战争意味着物资匮乏，但官员们坚持研究公众需求，尤其关注弱势群体，并深思熟虑如何公平分配食物。丘吉尔的态度很坚决：“什么都不能干扰维持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耐心和决心所需要的供应。”
然而丘吉尔所说的“这个国家”指的是不列颠群岛。在英国，国家的营养计划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尽管存在短缺，但饮食仍旧得到了改善。与之相比，在孟加拉，英国官员几乎没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其亲手造成的匮乏演变成饥荒。他们坚持让市场自由运作，眼睁睁地看着大米流出孟加拉和民众死于饥饿。奥弗里仅用一个段落来记述由此产生的饥荒，但记录了庞大的死亡人数，他认为达到了270万到300万。迫于压力，伦敦的战时内阁拒绝提供援助，丘吉尔指责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繁殖”。
甘地及其政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强烈抗议政府导致饥荒的没收政策，并在数日后威胁说，若印度不获得自由就将推动大规模的公民抗争。丘吉尔大怒，他认为“我们不会让霍屯督人通过公民投票将白人丢进大海”。英国人逮捕了包括甘地在内的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到1943年底，约92000人被关进监狱。
“我们对英帝国主义的抵制不会逊于对纳粹主义的抵制，”甘地致函希特勒时写道，“如果有区别，那就是程度上的区别。”非洲裔美国重要思想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不确定其看到了什么区别。他在战后写道：“并不存在纳粹暴行”，“欧洲的基督教文明长期以优越种族自居，并以捍卫优越种族的名义对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种实施此种暴行。”
按照此种逻辑，印度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逃离了英国在孟加拉对其的软禁，逃向希特勒德国。鲍斯招募了数千名被俘的印度人与德军作战；随后转向日本帝国，协助组建起一支印度侨民军队，进攻英属印度。对鲍斯而言，这并非入侵，而是解放。
鲍斯率领的自由战士很快遭遇到失败。但是他们的事业引起了反响。在整个亚洲，帝国正走向崩解。曾经被严格管控的武器在战斗中被广泛传播，而日本又以其终结外国统治的高调宣传火上浇油。白人被驱逐而亚洲人取而代之的景象是殖民地人民无法轻易忽视的。
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但正如奥弗里所指，战斗并未停止。夺回同盟国的殖民地不仅仅要打败敌对的殖民者的。这同样意味着要同殖民地人民对抗，因为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且不愿意回到旧的生活方式。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的短短一个月间，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相继宣布独立，马来亚也处于叛乱之中。
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为了守住其财产，进行了血腥的最后一搏（荷兰士兵被指示“在你被射中之前开枪，不要相信任何黑人！”），但他们最终输掉了这些战斗。1940年，世界上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殖民统治。到1965年，五十人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人遭受殖民统治。
很少有人将法国在越南的战争（或紧接下来的美国的越南战争）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个故事于1945年终结，只因为将重点放在欧洲战场和民主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框架上，将帝国排除在外。
忽视帝国也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一场道德上的胜利。这对胜利者而言是一种宽慰，但也许太过分了。当1945年后德国和日本开展了严肃认真的和平运动，但同盟国尤其是美国却保持了其战争立场。尽管美国在打败日本之后再也没有宣战，但根据学者大卫·维恩（David Vine）的计算，只有1977和1979年这两年美国没有入侵外国或在某个外国作战。
从柬埔寨到刚果，暴力事件频频发生，而且往往以二战为蓝本。首先，“自由世界”在冷战中与“极权主义”的敌人作战，随后是“邪恶轴心”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西点军校教授伊丽莎白·萨米特（Elizabeth Samet）在其最近出版的《寻找正义之战：美国的健忘者和对幸福的暴力追求》（ Looking for the Good War: American Amnesia and the Violent Pursuit of Happiness）中写道：“每一场接踵而来的冲突，都导致了美好战争神话的重现与重塑，并证明或解释美国力量的使用。”美国领导人深信战争本身是美好的，因此一次次地以新的名义寻求再次发动战争。
他们透过甘地而非丘吉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或许会更好：这是一场领土争夺战，而非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末日式对决。由此他们或许会记得这场战争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自私的对手之间的致命碰撞。那场更早的战争甚至让胜利者对军国主义的道德说教产生了怀疑。但通过将注意力限制在欧洲且对全球性战争采取了区域性观点，二战的西方胜利者避免了这一教训。
文章来源：
Daniel Immerwahr, Change the Map, Change the Moral, The Atlantic, May 2022.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5/world-war-ii-empire-colonialism/629371/
译者介绍
姚嘉源，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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