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赤脚医生手册》给社员开药，另外用上了之前学的针灸手艺，第一次享受了为人民服务的快乐；生产队穷，挪用了知青的安家费，但想方设法给知青做了补偿。
第一次为人民服务
来到印象特别深的第三家门口，李永昌喊了一声：“老华房，来客人了！”一个30多岁的女子，带着三个男孩，抱着一个吃奶的男孩，从屋里走了出来。看是我们知青，她笑呵呵地说：“是来访贫问苦的吧？上这儿算是找对人了，我们家世代贫下中农。”李永昌问她：“老洪浩呢？”华房回答：“他病了，在床上躺着。”“咋了？”她回答说“还是腰疼那个老毛病，过年都没下地走走。”我们进屋看了看付洪浩。他躺在床上说，本地的医院看了半年，也不见好转。有人建议他去武汉大医院看，可是一提到来回的路费、看病的费用，他就发愁。当时我非常详细地了解了他的病情，并把问到的情况记在小本上。我说：“我能帮你治病吗？”他说，那感情太好了。我说我不能打包票，只能试试，但我肯定不会出问题。老华房说，死马当作活马医。
吃完晚饭在煤油灯下，我们五个人议了议，队里有三户五保（老地主不算），有一户工属，一户军属。我们五个知青一人包一户，要求常上门看看，帮着挑挑水、扫扫院子，做点杂事。开完会后各人干各人的事，我从箱子里拿出《赤脚医生手册》，对照洪浩的口叙判断他的病情。当时我确定他得的是肾盂肾炎，便想好了我的治疗方法。我背着挎包，打着手电筒，摸着黑去洪浩家。说明一点，1965年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以后，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便组织学者专家编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本书共七百零八页，售价一块九毛钱。这本书包括了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五官科，以及常见病、传染病、计划生育等章节，浅显易懂。这本书是专门写给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看的，我实际是个小学毕业生，这本书我看得懂。我给洪浩开了两种常见的消炎药，磺胺恶唑和呋喃坦啶，我写了个条子让他们的大儿子大黑到大队卫生室去拿。
我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扎针灸。关元穴扎一针，两个腿上的阴陵泉穴各扎一针。喝了药，扎了针，我便在他家堂屋里坐了一会。坐着聊天时，我宽慰老华房，我说医生给病人扎的针，都是在自己身上扎过试过，找到了感觉，找到了最佳的位置。至于用药，只要不过量，服药以后勤观察，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像我开的那两种常用的消炎药，更不会出问题。老华房说：“医得好，我们家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医不好，我们也不会埋怨你。总之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不求名利。”
老华房给我倒了一碗白开水， 我不敢喝。因为晚上吃了两大碗红薯稀饭，再喝一碗水怕半夜起床受不了。大黑在送我回家的路上，扯着衣角问我：“洋学生，我该喊你啥？”我说：“按公社规定，喊啥我都比你长一辈。”他说：“那我是叫你叔好，还是喊你舅好？”我想了想说，“叫叔吧！”大黑亲切地叫了一声“鲁叔”，这一叫就是五十年。前年我回朱家湾，大黑的孙子叫我老太，大黑一米八高的儿子喊我爷，搞得我不好意思。其实我比大黑大不了多少，最多五六岁。
第二天晚上，我去华房家时付洪浩在院子里散步，他牢记我的话：多喝水，多走动。看他的精神状况，就知道针灸和药起了作用。我第一次给农民看病就收到最好的效果，真是个开门红！我心里非常高兴。付洪浩在床上躺着，我给他扎了针炙。我和华房在堂屋里聊天，华房问我：“兄娃，你从哪儿学的这个魔？年纪轻轻的还会扎个针灸？”她这话把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说：“我哥我姐是前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去年他们回家过年，说到贫下中农待他们怎么好，他们无以回报。当时我就想要能学会几种为人民服务的真本事就好了，只会理发这一件事太少了。我们家兄弟四个，为了省钱，都是自己在家里理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夏叔叔在给自己打针灸。咦！这可是门好手艺！架不住我死缠烂磨，夏叔叔收了我当徒弟。夏叔叔原来是荆门县的办公室主任，祖上几代都是中医。荆门县原来是省委书记王任重搞三自一包的试点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修正主义路线，王任重的秘书梅白把他的工作组撤回了武汉，顺便把夏叔叔也调到了湖北日报。夏叔叔的医德很好，他要求我凡是给病人扎的针，一定要先在自己身上扎。夏叔叔的马列水平也很高，他是中央党校毕业的，他还跟毛主席照过相。夏叔叔不光教我学针灸，还教我辩证法，因为中医里充满了辩证法。可惜我只跟夏叔叔学了半年的针灸，学了点皮毛而已。”
听到这话，老华房说：“这就不得了了！你瞅娃子他爹今天比昨天强了不少，一天都没听到他哼哼唧唧的。”之后华房又说：“队里面把你们要用的农具买回来了，明天你们五个跟我们女的一等劳动力一起锄麦草。”我说：“明天我拜你为师，你教我。”她说锄麦草简单，你没听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我咋做’”。说罢，心情相当高兴的她唱起了《朝阳沟》里那段“你前腿弓，你后腿蹬……”第二天锄麦草，我们五个知青是丑态百出，女一等里的一二十个老嫂子、大闺女、小媳妇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知青安家费的挪用与补偿
锄麦草的事就不说了，老洪浩的病情继续好转也不说了，单说那第三天晚上，我给付洪浩扎完针留针以后，聊天时老华房跟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队委会开会的秘密决议。老华房的情报是她的好友、副队长李永昌的老婆张远房给她说的。队委会那天晚上的会是在她家开的。会上李永昌先发的言，他说：“前天公社韩会计把我们各队管知青的都叫到公社开会，狠狠地训了我们。韩会计说：‘据调查，不少生产队挪用了知青的安家费，不给知青盖房子，仅把仓库或者牛棚拾掇拾掇就算给了别人一个家。生产队穷，没现钱，看到白花花的千儿八百块大洋能不眼馋？这个我理解：你们要买农具，你们要给五保户添衣服，你们要给队里的耕牛看病，都得要钱，可你们没有钱。但是你们总得‘堤内损失堤外补’吧，总得给人家知识青年点补偿吧！要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有办法收拾你们的。知青的安家费有一半是盖房子的，我们叫人家住牛棚子是有点亏良心。大家议议看咋样补偿？”
老队长付洪章说：“这五个学生娃正在长身体，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能跟‘男一等’一起干活。我的意见，让他们跟‘女一等’一起干，但是记‘男一等’的工分。”当时的工分是这样的，“女一等”干一天10个工分，“男一等”干一天12个工分。生产队每天每人给我们补两个工分。上一年我们队的分值是“两分五”，就是两个工分值五分钱，干一天十个工分值两毛五分钱。这是相当低的水平。
我妈他们后来在湖北天门五七干校，那里生产队的工分高，他们干一天的工分值两块多，我们才两毛多，差十倍。因为天门是产棉区，他们主要是种棉花。李永昌说：“生产队是种庄稼的，小青年在我们这儿连饭都吃不饱，我们对不住他们的父母。”1969年生产队因干旱欠收，1970年开春也就是我们下农村的时候，生产队在吃周转粮。李永昌说：“这一季就算了，艰苦点，下一季，也就是收了麦子以后，我建议由着他们的意吃，吃多少算多少，只要不浪费。”老队长插了一句：“要不了多久60亩地水库就要开工了，到时候让他们知青去修水库。”
公社的工程，公社有补助，别的不说，一天三顿饭吃饱是没问题的。当时是这样的，如果是国家的工程，吃粮食国家有补助，县里有补助，公社有补助，生产队有补助，自己带不了多少粮食，这是国家工程。当时我们枣阳县有个国家工程，就是引唐灌溉的大岗坡。那个时候我们没上大岗坡，但是我听别人说过。修大岗坡国家补助粮食，地方政府补助粮食，公社补助粮食，生产队补助粮食，修大岗坡的干劲大得很，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天吃五顿干饭。我们这是公社的工程，公社的工程当时是一个人每天公社补助半斤粮食，补助六七分钱的菜金。
当时有些地方农民吃粮还蛮紧张，还有吃不饱的时候。我跟别人说，有一些人不相信，说我是污蔑毛泽东时代，说毛泽东时代农村哪有吃不饱饭的？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年轻人听说过没有，就是知青上山下乡的68年，或许是69年，记不住是安徽省还是江西省，有一个叫李庆霖的老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李庆霖是福建人，给毛主席写信是1972年——编者注），说他儿子插队落户，吃不饱饭，病了，看病也难，希望主席过问一下。当时毛主席专门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表示了歉意，并给他寄了两三百块钱，这是真实的事情。后来整造反派的时候，李庆霖还因此受到了牵连。关于农民“吃饭”的问题毛主席还有个指示，意思是，忙时吃干点，闲时吃稀点，粮食不够瓜菜代。
生产队的民兵排长说：“知青不会种菜，吃菜难。听说前两年下放的老知青有的还偷农民的菜。既然粮食能由着他们随意吃，我看菜也由着他们吃。他的种的菜不够吃的时候，让他们到队上的菜地去薅几棵菜，到队上的豆腐坊去端几块豆腐，我看也行。”
妇女队长万青说（妇女队长是那个姓朱的老婆）：“等他们从水库回来，叫我们当家的（指老朱）帮他们买一只壳郎猪（指半大的猪）过年杀了，每人提十几斤肉回家孝敬父母。再买几只鸡，每天生几个蛋，改善一下生活。”会计郑秀理也出了个点子：“生产队分东西一家算一户，小青年五个人五个姓，当然算五户。这样干社员们没有话说”。这就是生产队队委会给我们知识青年的补偿，因为他们挪用了我们的安家费。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情报！给老洪浩取完扎在他身上的针以后，我跑步回家去给几个同学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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