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0日，在遵义附近的苟坝，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是否攻打打鼓新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议题？因为当天，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发来一封急电，建议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方向开进，攻打打鼓新场。
会上除了毛泽东外，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林彪的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黔军尤国才旅。
只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林彪的建议，毛泽东认为红军从遵义城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个时候滇军就会追赶过来与黔军汇合，再加上北面的川军和东面的国民党中央军，红军有可能面临敌人的四面合围。
但会上没有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情急之下，火了，如果非要攻打打鼓新场，那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不干了。
最后，按组织原则，举手投票，现场表决，毛泽东只有一票。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议，毛泽东只当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被撤销，由彭德怀接替。
红军再一次面临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林彪的建议和这次特殊会议？
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中央再次看到了在贵州创建根据地的希望，为了实现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滇根据地，中央决定与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周浑元部展开决战。
为了这个决战，中革军委决定特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并担任前敌总指挥之务。
3月8日，中央发布了《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赤化全贵州”
“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
“打打胜仗”
……
从这些口号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的自信和满怀激情，但同时也暗含了急于求成的焦躁情绪。
3月5日，红军在鸭溪准备“突击周敌”，未等到周浑元部。
3月6日，又准备在白腊坎以西伏击周敌，未等到周浑元部。
周浑元不是吴奇伟，从朱毛红军起，周浑元就在江西跟红军打仗，对于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点打援”、“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游击战术非常熟悉。
两次诱敌没有效果，林彪决定给中央建议，改变行动计划，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会议。
林彪不想打周浑元，毛泽东却要打周浑元部。而周浑元部主力在鲁班场。所以，林彪建议打打鼓新场，而毛泽东却要打鲁班场。
怎么办？
最后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也是毛泽东自己。
当天夜里，毛泽东无奈之下，决定去找周恩来聊一聊，争取下最后的机会。按遵义会议的决议，周恩来是“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策者”。
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走了三里多地，来到周恩来住处。毛泽东恳请周恩来再想一想，把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再发。
在关键的时候，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但周恩来不是神，在一天之内说服政治局成员，是不太可能的。
3月12日，军委二局截获了蒋介石的《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在蒋介石的部署中，打鼓新场在其“围剿”行动第一线，这正好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打鼓新场不能去。
事实才能胜于雄辩，何况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决策。军委二局截获的情报，促成了红军行动计划的变动。
3月11日凌晨，周恩来再次召集会议，根据最新的形势，取消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红军要到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到时候可能会面临黔军、滇军的双面夹击，另外还有周浑元部的侧面攻击，攻打打鼓新场的时机已失。
为了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开会讨论、争论不休、举手表决的情况，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这就是与博古、李德、周恩来老三人团对应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新三人团。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到新三人团成员，从军事辅助者到决策者的转变算是完成了。
成功和胜利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即使后来被誉为杰出军事家的毛泽东，从局外到参与军事领导，到成为军事决策者，也是靠一次次成功军事实践和事实证明换来的。
3月13日，新三人团发布的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主要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之。
周浑元部第二纵队三个师于3月11日到14日，先后抵达鲁班场，开始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
红军的游击战术回来了，国民党的碉堡战术也回来了。
所以，攻打鲁班场，也不是很适宜。
毛泽东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因为敌军固守，红军没有运动战的活动空间。在战略上，是要求在消灭黔军的同时，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之，兵力有分散。
鲁班场东有凉风垭，其上摩天岭海拔1400多米。西接马鞍山，南通三元洞。途中有五六公里的槽形田坝，东北面是起伏的丘陵地带。下场口两山对峙，形成钳形口，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面对这些不利条件，很多人都不同意攻打鲁班场。
3月13日，彭德怀、杨尚昆向前敌司令建议：时间仓促，地形于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已无破敌之可能，建议迅速摆脱当前敌军，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川军、滇军向西，寻求机动战机。
应该说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是比较合理的，后来红军的行动计划正是这样部署的，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中央采纳。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打周浑元部？
当时，红军要想在贵州一带立足，非打掉周浑元这支强敌不可以，没有其他选择性。
毛泽东坚持要打周浑元部，还有一个原因，周浑元部是唯一没有吃过红军亏的部队。所以，很有可能主动出击，这就给红军运动战创造了机会。
但周浑元非常谨慎，就是不主动出击。
15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向周部第五师发起正面攻击，遭到猛烈反击。随后，红军向敌军发起数次全面进攻，都被敌军重火力压制，屡攻不克。
仗打到黄昏时分，红军连续数次攻击，均不得手，只能停止攻击，与敌对峙。
夜晚时分，敌军开始向红军后方迂回撤击，黔军两个团也开到鲁班场附近，为避免被敌军夹击，红军撤出战斗，连夜转移到茅台、仁怀。
鲁班场战斗失利了。
1956年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自己打过四次败仗，鲁班场战斗就是其中一次。
失败需要勇气，承认失败并从中汲取教训，更需要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后来说，“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了起来”。
刚成立三人团，毛泽东刚进入中央军事决策层，就面临着鲁班场战斗失败，可以想象当时的毛泽东压力有多大。
土城战役失败，不得不放弃赤化四川的战略计划；鲁班场战斗失败，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计划。
下一步该去往何处？中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寻求北渡长江的机会。
但蒋介石已经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
鲁班场战斗失利，红军三渡赤水，老蒋开始判断红军可能要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了。
于是，老蒋又开始大搞“碉堡战术”了。
湘军李韫珩部，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师在桐梓、遵义之间修筑碉堡；刘湘川军到长江以南叙永、土城、古蔺一带构筑堡垒封锁线；滇军孙渡部开进到毕节一带修筑碉堡；
蒋介石企图用堡垒战术，把红军困死在贵州。
局面已经非常危急，如果敌人的封锁线形成，红军将再一次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局面，要想打破包围圈，难度很大。
三渡赤水，但很快古蔺、叙永地区已面临三面受敌的局面。紧急关头，毛泽东决定再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再次寻求战机。
3月16日晚三渡赤水，3月20日四渡赤水，间隔四天。
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蒋介石最初以为红军会在川、黔、滇一带分散打游击，所以计划用“碉堡”战术把红军封死。
封锁线还没有形成，红军就四渡赤水河，蒋介石的“碉堡”计划破产。
蒋介石认为红军反复徘徊于此，是大方针未确定的表现，所以还有歼灭红军的机会。于是，调整了战术为为碉堡战术加重点进攻相结合，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开进，南北夹击。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在遵义、鸭溪地区。
局势再一次十分危急。
25日，三人团做出部署，致电各军团，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黔军，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方向，然后在运动战中歼灭剩余敌部，以扭转战局。
当时红军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伤员多，粮草给养不足。所以，中央三人团的计划，很不现实。
关键时候，彭德怀、杨尚昆给中央建议，红军转向东南乌江，渡过乌江再寻找战机。
这次，毛泽东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
27日，中央红军“抢渡”乌江。
在“抢渡”乌江时，军委二局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委二局利用掌握的敌军密码和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越级指挥，给周浑元、吴奇伟部发电部，命令两部向泮水、新场前进，将敌军主力调开。
敌军果然中计，使红军避免了一场血战，为南渡乌江赢得了时间。
3月31日，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四渡赤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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