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聋人风暴》1967年6月1日第三、四版
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谈谈对外国人待遇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展过程，我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阶段包括1949年至1959年，这是充满着延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年代。第二个阶段是1959年至1966年这逐渐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的阶段。最后一个阶段1966年5月至9月的五个月的时间——完全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的阶段。
一、1949年—1959年，延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时期。
政治待遇：在这十年间，中国普通干部和我们之间在待遇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和中国干部一块儿参加我们工作单位的所有群众运动，包括“镇压反革命”、“三反”、“肃反”及“反右斗争”。我们参加了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一般干部的所有政治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会。
生活条件：在这期间，我们生活条件和同我们在一起的中国同志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可是党以及和我们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干部和农民出于深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温暖和关怀。我们的生活标准在几个阶段里也同中国同志一样，即首先是“供给制”，然后是“包干制”（供给加上零用钱），最后是“工资制”。我们的工资按中国的级别计算，但比同级的中国同志略微高一些。
孩子：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的待遇完全是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在这阶段的我们不论在哪儿碰到的中国同志，工人和农民都是毫无例外地把中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都把美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严格区别开来，衡量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国籍，而是看他对待革命和群众的态度，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们在中国不让参加中国革命，他们从来都认为参加中国革命是我们在中国时对世界革命所能作的最大贡献，而且认为这是我们在中国时为将来参加世界任何地方的革命所作的最好的准备。
我补充一点：许多外国人根本解释不通受到现在这种修正主义待遇的原因，只好用中国人就这样（对待）这句话给敷衍过去了。必须强调指出中国人决不是这样，这种修正主义待遇决不能代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是充满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决不能把他同一小撮背叛中国革命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混同起来 。
我来中国以前，一直处在资产阶级的环境里，是带着满脑袋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一整套的资产阶级的科学训练来到中国的。我们根本想不到自己的思想里还有什么要改造的，尤其当前已经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并且参加革命 。
对我来说，这十年是我参加了伟大革命学校的十年。这是我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的十年，这是和我一块工作的中国革命人民，所有的干部、工人、农民耐心帮助我的十年,他们真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带着对世界革命的责任感耐心帮助我进一步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以及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他们耐心帮助我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
二、1959年—1966年逐渐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的阶段。
生活条件：1959年给我们盖了一所新的宽敞的房子，当我们反对搬进去住的时候，党支部书记就说，我们应当搬进去，我们应该相信党，告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是对的。要我们搬进去住的理由是：如果外国人到我们农场来看我们，那些原来的生活条件会给他们造成坏印象。
在困难的几年里，我们开始有了一整套特殊待遇——开始是非得让我们在家里吃饭不可，不让再到食堂去吃饭，我们的粮食没有定量。在1962年春天又特殊地供应肉和其他缺乏的东西。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最先感觉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同志特别是与工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
政治待遇：政治待遇上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不许我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到66年5月，离开农场前我们仍然一直参加政治学习，但是（由于）全部活动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种政治学习就减少到几乎没有了。
我们完全被排除在全国规模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之外。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也对我们“保密”，也许是不能让外国人知道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吧！
旅行：旅行变得越来越受限制，到最后以西安钟楼为中心画了一个十里宽的周围，外国人不准越过这个圆圈之外，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圆圈之外，所以受到限制比别人稍微少些，就是想骑自行车走几里地也得向公安部门请示，而且一般都不能批准。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在北京要到附近一个奶牛厂挑选一头分配给我们农场的荷兰牛，光等公安局的签证就在北京饭店呆了一个多星期。
孩子们被排除在少先队之外，这样使他们流露出漠不关心的情绪损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这些年里，我和中国同志之间逐渐出现了一个界限，随着中国同志越来越卷入阶级斗争中去，而我们排除在外面，不能容忍的情况还渐发展起来，到最后我除了工作和无空以外，跟别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了。
我们成了几乎没有政治生活的技术工作人员。资产阶级的礼貌逐渐代替了革命同志式的批评。
1963年，当我来北京时，我的一些外国朋友的情况使我感到吃惊。我的情况已经够呛的了，而他的情况比我还厉害得多。一方面，他们完全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生活，跟劳动人民没一点儿接触；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上升。让他们住在华丽的房子里，穿得也得好点儿，还要穿上洋式衣服，好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他们许多人感到非常苦恼。当我们向一位领导（不是专家局的）为什么外国人似乎有意识地被推到修正主义一边？他回答说：“所有外国人应该有政治学习。同志们一般害怕同外国人接触政治问题会犯错误。有些单位贯彻这项政策（外国人参加政治学习）比其他单位好一些。至于高水平生活嘛……那是必须的，这个问题很复杂。”
这一段时间，史克进医院诊断长期的低显发烧，需要动手术。外籍学院一位认识史克已经十四年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问她的病情。当时没法在电话里把每件事情都解释清楚，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详细解释自己的病情。当她出院回校后，他来看她，说到：“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简直不能设想他竟然害怕收到外国人的信。
（口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万岁！
到这段时间末尾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毛主席著作越来越学不下去了。我怎么能读毛主席的书，又不能按他的话去做呢？忠于党和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两者之间矛盾越来越深：一方面，我们感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党的指示所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革命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决心把自己锻炼成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革命者。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矛盾，在那时候，我们想这种矛盾一定是我的头胸里的矛盾，那就是缺乏知识，缺乏知识。
我补充一句，在农场的许多同志同我们一样感到苦恼，他们和我谈话时，眼里充满了眼泪。
三、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月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统治的时期。
1966年5月，我们调到北京工作。当我们还在农场时，虽然不能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阶级斗争，但仍然继续参加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搬到北京后，我们被排除在三大革命运动之外，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
为了指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念了“九评”里的几段话：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他研究了国际上主要是苏联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指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一共十五条，我从第九条中间念到十一条。
“在科学、文化、文艺、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广泛的、经常的、亲密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渐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对外国人的待遇和“九评”里讲的这几条恰恰相反，我们完全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我们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不能参加任何集体生产劳动。我们得到高薪和特殊高级待遇。联系这些，我们念一段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我认为这段语录非常重要。咱们读一遍（又读）。把人们和三大革命隔离开，这就等于切断了正确思想的唯一来源。
来到北京后，享受的高级待遇，具体情况如下：
政治待遇：突然间，我们完全被当权作资产阶级专家来看待了，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生活，甚至连同中国同志一起学习的机会都没有了。参加斗争的真正的政治生活，被假的政治生活所替代了——那就是偶尔举行的“内部”政治报告。
生活条件：在调动工作的时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孩子的成长，不应该叫我们住到友谊宾馆去。到北京后，告诉我们说由于安全问题，很难找到一个地方住，于是把我们放到新桥饭店，与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和贸易代表住在一起。从5月15日起至6月29日。后来，我们感到必须搬出饭店，因为小孩的情况已经很严重（详见后面）不可能再住下去了。
在一段时期（又是以安全为借口）除了乘汽车外，我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由于突然被迫过着这种坐着不动的生活，我们的身体健康开始出问题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每晚睡觉前我们都从旅馆楼下沿着楼梯爬到顶，爬六次。
给我们的工资也是难以相信的。费了老大劲儿，我们的工资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
夏天，他们尽力劝我们去北戴河休假，还说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去北戴河，或者在北京呆着。我们不干，坚持要带我们的孩子一起去一个公社劳动，（他们）在我们同工农接触的道路上投了重重阻碍。有一个中国同志支持我们的要求，经过十几天的努力，才找到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安全”的公社，并同意我们去。
孩子：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直生活在农场里，他们一生下来就与工农生活在一起，现在突然让他们到新桥的饭店里，把他们送到一个专为外国孩子开办的住宿学校里去。我坚持要求让孩子自己上学自己回家，却被拒绝了，理由是：“他们自己上学不安全”。因为这个学校是在工人区，这个区的小孩不能上这个特殊的学校。因为这些小孩对这个学校不满，仇视那些享有特殊而进入这个学校的孩子，如果你们的孩子步行去上学，这些孩子就会向他们扔石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原文标点如此——抄者）这个学校光强调业务学习，升学考试挂帅，当然也加上一些象征性的劳动。在儿童节时，叫小女孩都穿上裙子参加演出。这样的学校能培养出毛主席所说的那种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吗？根本不可能，这个小学实行的教育制度不折不扣是北京大学所实行的那一套，是为资产阶级接班人所做准备的教育制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让孩子们回家不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家就是新桥饭店。除了坐小汽车外，他们不许上街（可以由大人带领乘公共汽车去），他们不许在公园里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安全！是与中国人们隔离的安全！！！是让修正主义夺走我们下一代的安全！！！
（口号）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想举几个例子：
1.游泳，当我们带孩子到天然湖里和中国群众一起游泳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有个规定，外国人必须到游泳池去游泳，要我们到国际俱乐部去游泳。我们不管这个，仍然和中国同志一起游泳。于是又告诉我们说湖里人太拥挤，我们说我们去了也不会使那里人拥挤多少。他们说这里游泳不安全，我们说那对其他人也不安全呀！我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接近群众，依靠群众，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那么这个规定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一个负责同志笑着说：“其实你们说的有理，我也觉得你们应该在这里游泳。”他们让我们在那里游泳了，这样的事发生过不少次。
2. 体育馆买票：后来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中国朋友排队买票看球赛。有人把他们从队里叫出来。说他们必须在一个专门为外国人开的窗口买票，外国孩子甚至不能和中国的孩子坐在一起看比赛（我们的孩子没管这一套，干脆把中国的孩子带到外国人的位子上看比赛）。
3.医疗：我的男孩得了淋巴结核，需要每天打针，由于我们住在新桥饭店，就拿了医疗证和药品到隔壁同仁医院去，可是他是外国人，他们就不管给我们打针，后来就安排在协和医院。（这也得争论一番，他们说这只管给外国人看病，不给小孩看病，但他们同意破例）。他们叫我们每天用小汽车送到协和医院去打针，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治病的话，我们就不治了。要给他治病的理由就要他成为革命者。我们拒绝了这种医好了身体上的病而毒害了孩子的思想的作法。他们终于同意让他走着去打针。
当我搬到三里屯时，三里屯的医务室也因为他是外国人而不给他打针。有一个街道卫生员，她是个和蔼的妇女，冲破了种种框框，有着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同意给他打针。药品必须保持在冰箱里，当孩子在医务室把药放进冰箱时他们不让，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后来那个女卫生员自己把药放进冰箱里，没告诉医务室那药是外国人的。
这些门诊不给外国人看病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的设备和医生的水平对外国人来说“太差”。这是多么大的毒害！告诉一个孩子说，一个医生给他的朋友看病水平可高，而他看却不行，这怎么能想象呢？他将成为什么样的革命者？
我们的孩子对这种待遇一点儿准备都没有。九岁的女孩神经失常了。对这种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和教育，她根本不能理解。她恨的什么？外国人东西都憎恨。她揍我们，斗我们，见东西就毁（这都是自己的东西，她从不砸公共财物）。她喊：“打倒你们这些美国特务，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外国人。你们是我们的敌人。”有一次她突然拿起钢笔乱写一气，我怕她把墨水滴在宾馆的被单上，就把一张废报纸垫在上面。她发狂似的使劲揍我，并且大喊：“你看！你看！你这个坏蛋狗特务干什么？你还敢让我破坏“人民日报’让我在《人民日报》上乱写。”在她的心中《人民日报》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但她心里明白我们不是特务，当她有时正常时就拥抱我们，不让我们走开。后来经过一个月正常生活——在公社里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她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这段时期不许给外国人《毛主席语录》。当儿童医院一个医生检查了这个孩子，了解她发生的那些情况，这位医生不顾什么清规戒律，偷偷地把一套红通通的小册子——《毛主席语录》给她，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种行动。
那时我们给外事局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谈到了对外国人的这种待遇是多么错误，多么有害，七月十七日晚上有位副局长来看我们。虽然他的态度很热情，可是他对我们提出的为什么硬把外国人推向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为什么要以高水平来收买外国人，同时剥夺他们的政治生活，剥夺他们真正通过实践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机会呢？这位局长找了很多借口，却根本没解决任何问题。解释了半天，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儿——“安全”。为谁的“安全”？为革命的安全？当然不是。这是防止外国人被革命的中国人民“污染”的安全，是让修正主义和牛鬼蛇神，把革命的外国人和孩子用金盘端给资产阶级的安全。
正是这种令人罕见的政治压迫的气势，这种明目张胆地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企图，以及外事局对北京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况完全麻木不仁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这不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矛盾，而是中国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魔爪地紧紧地卡着我们，这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回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北京街道上爆发给了我们这种干起来的勇气，我们永远不向糖衣炮弹屈服。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与中国的阶级兄弟分开。
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头脑中没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无限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他相信中国人民，相信全世界人民，也相信我们这些聚集在这里的人，虽然我们只是一部分人，但我们这个问题的实质却具有世界意义。毛主席只用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个稀巴烂！我们摆脱了它！大门向我们敞开着了！现在靠我们自己去学游泳！
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十五兵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