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许多不朽论著和伟大决策，都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早于一大召开即在建党之前，1917年，毛泽东对湖南⻓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进行“游学”式的考察。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起对浏阳、沅江进行半个多⽉的考察。这些调查研究，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激发了他探索救国救⺠道路的⾰命热情。
1921年9⽉⾄1922年冬，即一大召开后，毛泽东先后4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同资本家⽭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发动和指导工⼈运动。
1927年初，当时在中央主持农⺠运动工作的毛泽东用32天时间，行程700多千⽶，实地考察农⺠运动高涨的湘潭、湘乡、衡⼭、醴陵、⻓沙等5个县的情况。他⼴泛接触群众和农会、工会、妇女会的干部，召开各类座谈会，取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湖南农⺠运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和精辟的论证，驳斥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和社会上反动阶级的无耻谰言，热情地⽀持和歌颂伟大的农⺠运动。没有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便不可能有对中国农村和农⺠的具体认识，更不可能有对半殖⺠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深刻认识。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
1930年5⽉，红四军以寻乌红五十团配合攻克寻乌县城后，毛泽东利用红四军在赣州第二次分兵的时机，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在寻乌开展20多天的社会调查，详细了解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的⼟地关系、⼟地斗争等内容，对寻乌的政治、经济、⽂化、社会等⽅⾯各历史阶段和现实状况进行全⾯⽽详细的考察分析。毛泽东在寻乌等地开展的系列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调研堪称“高潮”。进⼊1955年的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进程是慢一点还是快一点，有过争论。既要避免被胜利“吓昏了头脑”，也要防⽌变成“小脚女⼈”，挫伤农⺠和基层干部积极性，毛泽东倡导做调查研究。他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廖鲁言等⼈在收到的1000多篇发展农业合作化材料中选出一部分。农村工作部选了120篇送给他。毛泽东关起⻔来整整看了11天，有些看了好⼏遍。1955年10⽉，毛泽东亲自编辑成《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发给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代表讨论。根据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和形势发展需要，12⽉，毛泽东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收⼊121篇材料，写了104条按语，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由⼈⺠出版社正式出版。领袖在位时编辑出版调研专集，实为罕见。
1956年2⽉，毛泽东围绕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进行一个半⽉的调查，亲自听取中央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等34个部⻔的工作汇报，研究苏联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多次修改，写出《论十大关系》一⽂。
调查研究活动伴随着毛泽东一生，无论是系统的还是零星的，无论是成作品的还是供思考用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未停歇，即便是在政务繁忙之时，他也请身边工作⼈员和警卫战士到一线调研，把真情实况告诉他。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为让党员领导干部了解新情况，克服本领恐慌，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明确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要准则”。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视为胜利之本，一生实践和全⼒倡导，对调研之理的贡献是最大的。
1929年12⽉，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中指出：“对于政策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主义。”纠正的⽅法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法”。这⾥，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使用“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概念及提出对于形成党的斗争策略和⽅法的重要意义。
同时，在毛泽东的大⼒倡导和率先示范下，调查研究逐渐制度化。1941年8⽉1⽇，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在全党建⽴各级调查研究机构做了具体规定，标志我们党调查研究组织系统的确⽴。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调查认清了中国国情，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和建设道路。领导全党开展全国性调查研究活动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和定论，集中体现在六大⽅⾯。
一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和⼟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在⻄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0⽉）。
二是“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在⼴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
三是“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
四是“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蹲在北京使⼈闷得慌，官⽓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
五是“‘闭塞眼睛捉麻雀’，‘瞎⼦摸⻥’，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们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中国⾰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
六是“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把一个地⽅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寻乌调查》，1930年5⽉）；“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是一辈⼦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农村调查〉序言》，1941年3⽉）；“要从个别问题深⼊，深⼊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或一个问题。……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路”（《在⼴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