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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裁判何谓“左”的标准自然就掌握在右边那些人手里，正如前三十年裁判“右”的标准在左边人手里一样，是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易位后，阶级斗争在体制内的表现形式。四十多年来，被资产阶级统治的何止是学校，用右派自己的话说：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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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自由派，体制右派才是真正的极右。如果说前者崇尚的西式民主，还具有进步意义，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崇尚封建专制和权贵资本主义的体制右派，则与主张平等公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表明了他们是一种极其落后腐朽和反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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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社会主义是走“弯路”和“老路”，搞资本主义是“回归正途”和“新路”——这不仅是公知们的观点，而且差不多已经成为了主流社会的“共识”，只不过他们在外面披了一件很有特色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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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与二位来访的青年交谈时说：以前我被许多文学同行视为异类。如今在左翼中间，我仍然被一些人视为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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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者认为，我像《黑与白》中的王晟那样，经历了左-右-左的思想转变过程，其实并不准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我都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大约从九十年代后期，我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底层情怀的左翼知识分子（即“新左派”），但思想立场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直到二十一世纪10年代中期，我对正在成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思潮还抱有强烈的共鸣，2011年我在新西兰同温斯顿博士的系列对谈中，还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甚至在这个时期加入了中共）。直到2018年特别是俄乌战争
爆发后，我才重新建立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个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写作的马列毛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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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无疑是一部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著作，但他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当民众未被先进思想武装并组织起来之前，的确是一群目光短浅，任人愚弄的庸众，正如姜文电影《让子弹飞》所描述的那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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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国叫“打鸡血的爱国主义”，左翼不乏这类人，有人称之为“左派五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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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艰辛探索，今天需要探索的则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前一次探索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后一次探索是在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条件下进行，无疑更艰难，更具有普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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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思考的是：除了”党的领导”，“新中国”和“民国”还剩下多少区别？为什么前三十年叫“解放台湾”，现在只能说“两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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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问题要关注，中国的问题更要关注。不可用民族矛盾转移和掩盖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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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只是一介书生，却被他们逼成了一名以笔为旗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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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一切改革都是剥夺少数人即特权阶层利益，惠及多数人即普通民众，惟有改开反其道而行之。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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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到世上。受资本剥削已属不幸，更不幸的是还要受到“官僚者阶级”的奴役，倘若置身这种处境不自知，甚至为某种虚妄的共同体意识而陶醉，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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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到一篇公众号文章说，中国虽然有近十亿网民，其中活跃网民约一亿多人，但这些人大多身处边缘．不掌握社会资源，因此网络民意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真正的民意在几千万体制内公务员、拥有中高级职称的事业编制人员和九千万党员那里。这种胡锡进式的精英主义论调，苏共崩塌前不少权贵精英曾经也这样认为，但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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