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惊诧”论的本质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于外交领域的典型体现

“友邦惊诧”论的本质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于外交领域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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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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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深深继承了蒋记国府的买办跪奴遗风,动辄“友邦惊诧”,什么事都能扯到“有碍国际观瞻”层面……

  这种“自甘贱民”的嘴脸,让人不由想起蒋介石当年在日本人面前的唯唯诺诺:

  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与某些人士今天的怯日媚日、怯洋媚洋心理何其相像。

  鲁迅当年骂老蒋骂得可谓一针见血: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敢问这些“惊诧派”,19名中国劳工在韩国电池厂群体性死亡,你们出来维护“外交关系”了没?4名中国公民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农场被“处决式”杀害,你们出来维护“外交关系”了没?2名中国游客在泰国曼谷暹罗百丽宫商场遭枪击,你们出来维护“外交关系”了没?

  一个无需争议的见义勇为之举,从两国政府、外交机构,到民间舆论、普通网民,无人不称赞胡女士英雄义举,然而某些人却偏要另辟蹊径给它莫名其妙的“上高度”,上升到无厘头的所谓“中日关系”……

  我只能说,这种“上高度”反而是在给胡女士的义举“降格调”。

  因为无差别攻击妇孺本就是通行国际的会受到绝对谴责的恶行,因而,胡女士见义勇为的救人举动其性质是极其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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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救行为之伟岸,与她救的人是哪国国籍、以及行凶者是哪国国籍并无关系。

  所以强行“上高度”,只会暴露某些群体内心一贯以来的立场倾向。

  也就是毛主席1936年在《反对投降活动》中所言: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

  比如近段时间以来,当我看到太多网络上我们熟悉的那帮精日分子、“友邦惊诧派”、“开明开放派”、“与国际接鬼派”们纷纷不吝笔墨的美誉胡女士,我就知道“死人比活人好用”的卑劣戏码又一次上演了,这位尸骨未寒的英雄卫士就这样成了他们夹带私货、输出反动外交认知与奴性种族主义即逆向民族主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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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当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为这部分人描摹的画像堪称一绝: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看看近些年这些人的做派,我们反腐是不对的,因为会“友邦惊诧”;我们抗疫也是不对的,因为会“友邦惊诧”;甚至我们在伊丽莎白、安倍晋三亡命时不陪着他一同披麻戴孝泪奔哭丧,也是不对的,也是会“友邦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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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怪不得当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敢于发明“中美夫妻论”这个概念: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中国负责存钱,美国负责消费。

  因为山姆大叔太知道了,咱这边的某些势力辫子是永远剪不完的,春天来了,便会春风吹又生。

  日本国旗降下他们是嫌不够的,他们要的中国国旗也有一天能被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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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曾留下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我们在机场不为所动得横挂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标语,用以欢迎“帝国主义世界的领袖”。

  试问:“友邦惊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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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尼克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依然不得不承认:

  近二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对华利益的巨大损失。

  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不论是苏修社会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毛主席?

  换句话说:为什么毛主席从无畏惧苏修和美帝?为什么毛主席从无考虑“友邦惊诧”?

  早在新中国建政之前,毛主席在连年累月的战斗岁月中,已然洞悉了反动势力因不得人心的注定羸弱: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只有在地球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消灭了阶级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毛主席的话,很难懂吗?

  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上面这句,是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的傲语,这番姿态,同样被志愿军带去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

  直到1972年尼克松风尘进京、主动伸出紧张得汗渍满满的双手,中华民族对海洋文明的重新招降达到顶峰。

  一座巍峨的人民政权,是卿卿我我出来的,还是枪炮轰鸣出来的?

  “我们中国有6亿人,死了3亿,还有3亿!怕什么?”——只有这般,6亿尽是舜尧,方才安康无乱;

  “我们中国有6亿人,一个都不能伤着啊!快备好厚礼,前去和谈……”——如若这般,6亿尽是囚虏,被俘不过朝夕。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威严地警告美国: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近七十年后,2020年10月24日,这样的话终于被再次引用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其实早在半年前的1971年7月9日,担负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六人,在章文晋司长等人的陪同下降落于北京南苑机场时,就遭遇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的欢迎。

  基辛格当时看到标语并听到陪同译员的翻译后,还一度感到很愤怒。

  这些,他必然是在回国后向尼克松作了汇报的。

  但是一年后,尼克松仍旧愿意顶着我们中国对他美帝的“另类欢迎”,毅然决然地来到北京向毛主席取取经、讨讨课。

  事实上,就在尼克松访华那年,1972年的下半年中央军委就指示军政大学在原政治学院举办学习班,用三个月世间专学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目的很明确: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能忘记帝国主义本质。

  邀请、获言之“同意”尼克松访华,包括中美关系的破冰,实质不过是同美帝国主义势力继续斗争的新形式罢了。

  这就是毛主席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

  纵向比对80年代之后兴起的“惊诧友邦论”、“中美夫妻论”、“无限和平论”等,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地析出真理:

  投降主义,并不能换来生存空间。

  出击主义,也并不会丧失生存空间。

  庙堂鸽派、江湖跪族、温室萌新,80年代之后这三股势力长期妖言惑众,同时擅长祭出戕责国人的三大棒:旧阶级斗争思维、旧冷战思维、旧民粹主义。

  用古词作,则为“义和团”;今令,则“战狼式XX”。

  总之我们不可与海洋文明交恶,非但不可交恶,连融入都融入不得,非屈膝岸边、叩首迎合不为“开化、开放、开明”……

  中国当代以来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极力鼓吹“融入西方世界”,跪洋卖国主义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所谓融入世界,这个“世界”在李鸿章们所处的东亚格局里是日本,而在最近三十年的后冷战格局里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这种人的潜意识里,美西方是世界规则的天然制定者和利益的第一受让人,因而中国要做的就是仆从和服务。

  哪怕是涉及主权安全这等民族重事,也必须“不可惊诧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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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了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此人2021年时一会儿高声聒噪“加大核武器储备”,一会儿又奴颜奸笑“劝善拜登”(生怕美国人以为中国要反美、生怕美国人对华动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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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输出意识形态……我们是防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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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问: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输出意识形态?凭什么我们要当防守方?难道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输出的意识形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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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非常搞笑。

  我们从前可是赤旗插遍全球、毛泽东思想响彻世界的政治输出大国,什么时候开始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以“内敛”为荣耀了?

  不引以为耻、反引以为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人阶层在经过「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烂了,烂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阵地的媒体群。

  居庙堂之高的文人阶层、处江湖之远的媒体群魔、驭境外之炮的西方资本,这三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合流,成为了在舆论场上重新压迫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针见血: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去年以来,张雪峰对底层学子好心提点却遭到一群高校叫兽的集体围攻,恰得应证。

  文人知识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他们由晚清封建士人进化,于封建除根未尽的国民党体系中如鱼得水。

  得益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配不均,文人群体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所谓“思想”,成为所谓“大师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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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亦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与改造。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或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藉此探究,“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倒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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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年前的华盛顿,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美夫妻”论调曾死灰复燃;一年之后的芝加哥,第二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夫妻论”之后,“主仆论”又横空出世……

  就在那场中美商贸联委会举办的当天,西方集团联手对俄罗斯发动金融战,俄央行继当年12月11日加息一百个基点到10.5%之后,刚刚五天,面对西方发起的攻击和卢布的再次贬值,不得不一口气将利息提高到17%。

  西方集团是在做给谁看呢?是示威,还是炫耀呢?

  抱团集中+扬文抑武+近亲繁殖+圈子文化,体制内文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协”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这部分饱食皇粮的红袍文腐是向来鄙斥群众的,不论是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以下半身文学“不负父望”的贾浅浅,包括倾心西洋政治而蔑视中国群众文化的易中天本人,居高临下的文殿仿佛是他们刀枪不入的象牙塔。

  但其实恐怕很多人不知,这部分人在80年代发迹之前,恰恰是群众运动中最用力过猛的群体。

  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赵匡胤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赵匡胤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

  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在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夫妻论,夫妻论,你想当太太,但人家只想统治、羞辱你、凌驾你。

  夫妻论的顶峰时期大致为小布什末期与奥巴马第一任期,这些中国的碎嘴渣子时常挂于嘴边,一挂就是十年。

  辅以浑身颤抖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外交封锁、贸易讹诈、核威胁”……

  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旧辞。

  自1840年始,这些旧辞中国人听的少了?怕躲让从屈,有用吗?

  倒是1949年,这个站着求生的党率领中国人民第一次间接战胜海洋文明(蒋府为其爪牙)、1953年又第一次直接战胜海洋文明,其意义一举超过半个世纪前日俄战争的日本,中国人民重新成为亚太世界领袖。

  日本挫败沙俄,其目标不过是融入帝国阵营,本质仍是仆从,且这份战争遗产也在二战中被粉碎;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为,则是站着把话说了。

  回到今天,“请政治远离XX”、“我不要大国崛起…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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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开纸醉金迷,有人早已是哆里哆嗦,有人早已是噤若寒蝉,更有人动辄咆哮“恐致战争、恐惊诧友邦”……

  放眼望去,东郭先生不在书里,宋襄公公不在史中。

  还是说回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毛主席彼时曾要求联合公报:

  必须表明中国原则立场,美国必须承诺对台湾断交、废约、撤军。

  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开始是拒绝,希望中国让步。

  结果毛主席直接表态:

  如果达不成协议,可以不发表公报嘛!

  试问,有何不妥?最终《上海公报》美国人敢不签吗?

  千万不要忘记,一个革命政党、一个由革命政党率领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他应该有的样子。

  “友邦惊诧”论调的本质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于外交领域的典型体现。

  以毛主席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本文结尾吧: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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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屈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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