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渐渐陷入低潮，在中国从劳动人民手中重新回到教授的书桌上，被修正为替统治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毛泽东关于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设想没有实现，中国人民的思想阵地重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
在官方豢养的文丐所营造的话语体系中，中国从来没有修正或抛弃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反而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更高境界。而前后两个三十年之所以在路线方针政策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是因为共产党在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有在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共产党事实上的“核心”之后，专家教授们才发现原来马恩列斯毛都没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有来自四川广安的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学得最好、悟得最透。尽管他一度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甚至屈从于“极左”路线而多次写过极为诚恳的检讨信，但这恰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政治智慧，丝毫不影响他在新的历史时期摇身一变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下，我们党在短短四十余年内天才般前所未有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制高点，其种类之多、名目之繁、文章之精、理论之妙，令旁人羡煞，让世界瞠目。而这一切理论创新都是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号推进的，大名鼎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极热门的话题，养活了一窝又一窝专家学者。无论我们持何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都实实在在地为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提供了逻辑支撑并对群众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官方话语中，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特别是近四十多年来，共产党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视作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两次历史性飞跃[2]。二十大报告中，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当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3]。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而悬置，投入全部精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什么？背后是什么逻辑支撑它成为当今中国的一门显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
谈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家学者们总是会搬出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的这段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搬出这段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改革开放时代新捏造的，而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
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上下文，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用意主要在于反对教条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内涵，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当时的错误倾向而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强调教条主义者抽象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结合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事实上，出于种种原因，在改革开放前的五十多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只在较集中的时间段内（1942年至1945年党的七大这段时间）出现过，随后很快弃之不用，在党的文件中几乎不再出现。唯独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又被理论家们从故纸堆里给挖了出来，奉为圭臬。戏剧化的是，他们一方面拼命否定毛泽东，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另一方面又称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把这一顶“伟大”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真是将“无害的神像”利用的淋漓尽致。
毛泽东作为提出者很早就意识到这一提法有不妥之处，建国后在审定《毛泽东选集》时亲笔将原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因此，建国后出版的《毛选》，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者干脆删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被弃之不用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国内研究者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提法，并不是因为这一提法不科学、不准确或有什么问题，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或出于某种考虑所做出的一种策略上的改变或变通，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修改，本来我们也没有放弃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相反，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是由于某种压力而被动地做出的一种策略上的改变或变通，而是因为这一提法本身不够科学、不够准确，因而是毛泽东本人弃而不用，今天我们则应当慎用、少用或不用这个提法[5]。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过于笼统，会引发误解和争议。什么是“化”?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6]。一物同另一物发生反应，内容和形式尽皆改变，生成一种新的物质，此所谓化。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客观真理只能有形式上的改变，其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怎么能被“中国化”？难道万有引力定律传到中国也需要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万有引力定律？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需要和各国实践相结合得到新的真理以扩展自己的真理体系——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但这仅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了更高阶段，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中国化”了。难道能说列宁主义就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阶级斗争学说、矛盾分析方法等都是高度抽象的理论，不可能被根本上改变；这些理论在运用于中国实践时也仅仅是从抽象变得具体，这种变化是既服从中国实际又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因而毛泽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改法就将原本模糊的表达变得清晰准确了。
即使保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不足够严密的提法，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这同修正主义有什么区别？如果是，那么其他国家可不可以运用？既然其他国家也可以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就还是马克思主义吗？又何必在前加上“中国化”三字呢？
毛泽东作为语文大师，在建国后审定《毛泽东选集》时字斟句酌，力求表达上的清晰明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行为就表明毛泽东意识到了原本的提法存在问题，这既可能包括上文中提到的，也可能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下蛆等其它一些原因。而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学术论著，在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处时，既有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版本的，也有引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版本的，在一些学者那里这二者似乎实质上等同。
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并无问题，将修改的原因归结于苏联或斯大林等外部压力，或者认为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因为不科学而是因为不再需要同王明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了。前一种解释不仅同毛泽东一贯的个性相违背，同毛泽东修改著作时呈现出的稳定的修改风格和目的相矛盾，而且也不合乎当时的历史发展逻辑，许多历史事件都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足够的自信和独立，将所谓外部压力夸大到中国共产党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一些细小提法的修改都要看苏联脸色的程度实在是过于牵强附会，当时的共产党可不是今天的共产党。更何况，1991年第2版的《毛选》仍然沿用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表达方式。后一种解释则看不到不再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斗争工具来使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的不科学性在构成“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这一行为的原因时并不互斥，陷入了非黑即白的错误思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官方解释
从官方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似乎跟官方的意识形态家们自己的说法颇有矛盾之处。一方面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另一方面他们声称：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是“一般规律”，那么谈何“中国化”呢？如果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只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老家欧洲管用，那么谈何“一般规律”呢？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有其客观规律，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对这些规律的正确揭示，就好比爱因斯坦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规律，相对论不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中国化？这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否定。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自己的理论出现漏洞时必然要用更多的理论加以填补。他们又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可能会过时，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完善。譬如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各国应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实现形式。在我国就进一步被完善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实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这样看来，只要科学社会主义哪部分跟中国不一致，就把哪部分中国化，怪不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飞跃到新境界，毕竟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家们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二、总结和提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从而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三、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7]
如果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把这里的中国替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命题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是一句永远成立的废话。既然非要重新恢复这一早就被否定了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后加上“中国化”，那么其真实意图必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而在于“中国化”。至于把什么中国化，如何中国化，老百姓是不关心的，解释权牢牢握在官方手中。
这一定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把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并列。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只要共产主义没有实现，共产党就永远是革命党。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8]可见，社会主义整个时期的主题就是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实现“两个决裂”。社会主义建设也好，改革也好，理论上都是革命的一部分，不存在并列关系。把改革跟革命并列，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都是后朝为了否定前朝而在政治上使用的卑鄙技俩，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
每当重要领导人由于自身理论知识的匮乏、对实际情况了解的不足以及一些个人品质原因而提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理论时，我们的专家教授就派上了用场，他们个个都是以马反马的高手，胡诌什么“这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讲的。而是就其广泛性、深刻性而言，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更有嗜粪有癖者还回去重嚼早已板结了的排泄物，长篇大论地去说明“黑猫白猫论”为什么不是实用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不仅脸不红心不跳，而且细嚼慢咽，斯斯文文，真是马列情深，令人钦佩。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时代被重新捡起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不仅早就在历史上被弃用了，在理论上也存在诸多不科学、不严密之处，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又被捡了起来并迅速成为诸多专家教授热捧的话题？相较于关注毛泽东为什么弃用这一命题，弄明白在改革开放时代为什么重新使用这一命题显然是更为关键的。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逻辑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重新启用带有很大的政治目的，不仅关乎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关键是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逻辑连贯性即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代理论创新的合法性问题。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大叙事之内才能够从形式上保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前后一致性。即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后者不是对前者的修正或背叛，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实现的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某种断裂，而是一根相连、一脉相承、一体相依、一帜相随的关系。在阉割、篡改原理论的同时，又保留了其中无害的部分，并把新理论通过某种名目嫁接到旧理论上去，由此静悄悄地完成了对原有意识形态的颠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完成这一使命的绝佳命题。
为重新解释党的历史提供理论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很多方面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但却总能以种种理由进行微妙的修正。比如它也声称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却又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种表述迷惑性很大，其实就是一种委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而在抛弃阶级斗争的改革开放时代书写百年党史，自然也不宜过多涉及“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绝不能把党的历史都纳入到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中。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种解释党史的全新逻辑，把一部百年党史说成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害的历史，甚至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本质”，这样就巧妙地规避了阶级叙事。虽然处处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处处无马克思主义，何其妙哉。这样就完成了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对党史的重新解释。
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行动指南。尽管党章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并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在今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基本见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从邓小平理论开始代代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当代中国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指导实践、引领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启示
任何一个统治集团在变更社会制度时都要否定旧的意识形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由于新意识形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不一致性，由于马克思主义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由于马克思主义仍是统治集团不能推翻的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共同决定着马克思所说的“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在当代中国仍然适用。
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同任何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有丝毫的妥协，这意味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修正哪些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历史实践直接决定的，但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以使这种修正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则是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承载着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它既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又能为后来者所用；它既能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又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它一端连接着毛泽东思想，一端连接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把二者调和起来的最佳命题。
学者们振振有词，他们会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等马恩的原话来论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同时口头上也承认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为前提，但又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相冲突的地方用巧妙的修辞把二者调和起来，并顺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均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从而完成了在理论上为“虚幻的共同体”保驾护航的使命。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纵然存在概念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但更关键的在于话语权、解释权在谁手中。在工人手中，它们就能为工人所用；在剥削阶级手中，它们就能为剥削阶级所用。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就算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理论家们也总能找到别的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配合旧制度的复辟，此所谓必然利用偶然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9]，今日之中国上演的是悲剧还是笑剧，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的觉悟程度。我们青年人做事的做事，发声的发声，只为人们早日看清这场卑劣的笑剧，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1]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党史的精彩华章[J].求是,2021(3):47.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5] 封来贵.改变抑或放弃——国内关于毛泽东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原因研究综述[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2).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1.
[7] 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2.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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