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刘都贵就劳权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提出了他的反对意义。他说：“今天我要告诉钟建民的是学术创新不能靠引经据典。”“我对把引经据典的作用看得非常高的作法非常反感。如果全文都是引经据典，那你写它干什么？不过，这样的论著（不仅仅是某篇文章）真是太多了。”“钟建民的劳权概念从马文中引出，然后对应资本提出‘工本’概念，接着就有了‘劳权制度’，‘劳权企业’等说法。再后来就是这些概念加马克思‘经典’的文字游戏。比如他今天的发文中说：马克思的《哥德纲领批判》所说所谓的‘个人消费品’是……说了一大堆。”
“说实在的，马克思的这些概念与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不能照搬。我们坚持的应该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不是用马列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狐假虎威。”
“我真诚地希望钟建民按松树提出建议修改其理论基础，把劳权先说完整，然后刻苦努力，去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记住：一，仅有些劳权方面的概念不成科学，必须有经济运行规律的发现才算科学。二，经济发展规律必须到社会中，生活中才能发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到实践中才能发现，经典中没有。”
刘都贵先生如此认真地帮我纠正错误，我当然要认真地对待。为此，就以上问题我作出回答，以示我对他提出意见的重视。
一，劳权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是怎么来的？
劳权经济学理论是怎么来的？如果是一直关注我的同道，那就不难知道，我对这个问题已经作出过说明。
我不是科班出生，我只是在读高中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高中毕业前后的两年中进行了哲学专题的学习，并掌握了辩证分析方式。并同时养成了日记观察和思考的系统方法，由此走上了一条研究经济问题的道路。
在高中毕业后，我回队务农，“怎样搞好生产队？”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开始观察和思考生产队的生产和管理状态。因为我家里负担较重，因而我很早就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开始争工分；并且我在读初中和高中时，同时也兼任着队里的记工员。因此，我对工分制有着比较深入和长期的了解。
1977年，我发现了工分制的具体制度与劳动状态的变化规律：任何一种工分制的具体形式，因为适合当时的劳动状态的基本特点和生产要求而被采用，又因为它自身对劳动状态的调节作用而使它自身总是由适合状态走向不适应状态。因此，生产队的工分制具体形式，在它处于适应阶段时起着促进生产队的发展作用，而当它发展到不适应阶段时，就会影响生产队的正常发展。这时，就需要生产队的管理者来用新的工分制具体制度取代原有不适应的工分制具体制度。但是，以队长为首的生产队管理人员自身也有一个适应状态的差别：如果这些管理者也处于适应状态，那生产队工分制具体制度不适应的状况会及时得到改变；反之，则生产队的工分制具体制度会处于长期不适应状态，并影响生产队的生产状况。这就是生产队的变化规律。这一规律的认识使我感到很兴奋，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我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思考。
在1980年，我买回了《资本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知识，并开始到图书馆借阅书籍。原来我读书局限于自己所买的书。
在之后的理论学习中，我了解了按劳分配理论，并对生产队模式的按劳分配实践进行了总结和理论归纳，形成了对实践中按劳分配规律的系统认识。在1983之后，我进入国企，又开始了对国企的观察、了解和思考，在1994年思考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终于取得了“工资不是按劳分配的合理形式”的突破性认识，从而解开了苏联模式缺乏活力的谜团。在此基础上，我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要求、对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对公有制的基本性质性质和特点及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和要求等问题形成了明确的、系统的认识。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我形成劳权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恰恰是从社会实践中开始的，而且也正是对实践中经济运动客观规律的认识。如果要说理论基础，在当时我也仅只有哲学基础，对经济学的认识我尚且处于空白状态。
二，劳权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区别。
劳权经济学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又不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以资本范畴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而劳权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是以工本范畴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有三个部分的内容：商品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为主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为主的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消费价值为主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商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践，因而只能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并阐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方向及未来社会的特征，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由于十月革命的发生，使劳动阶级推翻旧社会的革命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了成功，因此，导致了这些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特殊性，即它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必须首先经历一个实现工业化的过渡阶段。苏联模式，即产权制度与公有制相结合的、以指令性为特点的经济模式，性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经济模式。因此，以苏联模式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性质上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经济理论，而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点和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采用了苏联模式。但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通过合作化的过程建立的人民公社模式，却是劳权制度与公有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由于采用了工分制而实现了按劳分配，从而为我们展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消费价值生产方式的特点和客观规律。而劳权经济学，正是体现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和客观规律的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主体上具有劳动所有者与资产所有者的区别，在权利要求上具有劳动所有权与资产所有权的区别，在生产目的上具有消费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区别，在基本制度上具有劳权制度与产权制度的区别，在运动方式上具有工本生产方式与资本生产方式的区别。因此，劳权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必然有着以工本范畴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与以资本范畴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的区别。
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社会，也可以称为劳动阶级社会，它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劳动者，劳动所有者有着与资产者或资产所有者不同的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体现这种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必然需要一套与资产者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的范畴体系。不认识这一点，就不能说真正懂得社会主义，更谈不上进入社会主义的大门。
三，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关系问题。
刘都贵先生反复强调“我们坚持的应该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不是用马列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狐假虎威。”对此观点我十分赞同。
对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我之前也有专文讨论过。在这里实际上要解决三个问题：
1，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会和弄通马克思主义。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础原理和基本原理都不能很好地领会，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门都进不了，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句空话。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阅读量很大，但对一些基本的经典著作，是要反复阅读和领会的。这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必要条件。
2，要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就要能够明确地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从而区别哪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些理论是与当时具体情况相联系的特殊论述。这是需要能够长期和系统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才能做到的。
3，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代替实践研究中对研究的事物的观察、了解。在认识现实事物的运动规律，只有实际去接触那个事物，进行长期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对实际发生过程的观察和了解。对实际事物的规律的认识，来源于对实际事物的观察、了解、思考，来源于通过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到理论认识的转变。
对劳权公有制模式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我经历了七年时间，对产权公有制模式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我经历了11年时间，对于产权私有制模式的实际了解和认识过程，我经历了五年的认识过程。
我在写作中的确也引用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但是，大家从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的理解中会发现，我对他们的经典理论的认识与校院派的学者的认识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认识，对《共产党宣言》要点的认识，对按劳分配原理的认识，对资本概念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都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在认识了实践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原理，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