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报道刊载于《参考消息》1976年3月8日第2版。
新贵们和普通俄国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之大，还在于特权阶级能够得到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杂志、书籍和电影，坐西方的汽车，到西方去旅行。据说，特权阶级可以看到禁止普通苏联人看的西方电影，放映这些禁片的秘密地点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各专业俱乐部或者电影界的俱乐部：电影之家。
能看这些电影成了知识分子非常珍视的一种地位。在最高一层，苏联统治者的别墅里备有家庭电影放映机，既放苏联影片，也放西方影片。文化部有时秘密邀请来苏联访问的外国剧团，演一些内容非常庸俗和下流的戏剧，专供艺术界和文化部的官员观看。
在物质方面，苏维埃新贵们从西方学来的最时髦的地位象征，乃是西方昂贵的豪华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一边搞缓和，一边使西方小汽车在苏联时行起来。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酷爱豪华的西方小汽车，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投其所好，送给了他许多西方汽车。
不过，不大为人所知道的是，苏联其他要人也喜欢西方汽车，波德戈尔内主席坐一辆梅塞德斯—６００；经济计划头子巴伊巴科夫有一辆雪佛莱—因帕拉牌；大剧院的主要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喜欢一辆哈尔曼—吉亚１５００牌……拥有西方汽车的人数正在逐年增长，因为离职回国的苏联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出国演出的高薪演员，都神魂颠倒地迷恋西方汽车。到西方去满足自己的贪欲，就是这些人的平生第一大志愿。
“在苏联的制度下，钱算不了什么。”一个工资很高但不能去西方的作家抱怨说，“有钱得有地方花才行。中央委员的工资并不太高，可是他一切都免费。可以送他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或学院，还可以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念书。”他停了一下挖苦地说：“他们现在都忙着把孩子往国外送，就象忙着送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样。”
苏联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形的关系，凭着这种关系，一位将军可以通过一位科学家，把他的儿子录取进大学。作为回报，这位科学家又可以弄到一张缓役证。凭着这种关系，一个有名的反特电影剧本作者，可以到保安机关为他的妻子和女儿，搞到去西方国家旅行的许可证。
在俄国的生活中，“走后门”是个非常重要的、经常的、渗透一切的因素。一个高级科学家告诉我：“我们这儿是种姓等级制度。军人子女跟军人子女结婚，科学家的子女跟科学家的子女结婚，党的高级干部、作家、演员的子女也是这样。儿子盼着父亲或岳父通过走后门使自己飞黄腾达，父亲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别人都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呢？”
某些大专院校已被人们认为是党、政、军高级人物培养自己子女的领地。如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新闻系和法律系，因为这些主要是“政治”领域；又如外语学院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因为这里可通向到国外旅行和在国外发迹。这些就是某些高级领导人，要把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孙女送进去的地方，他们经常通过走后门，使入学考试时的不及格分数，变成了“成绩优秀”。
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认识一个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师，是个党员，他由于不服从院长关于给新贵们的子女评最高分数的命令，结果被解职了。在一些俄国人当中，新贵们的子女被嘲笑为“苏维埃少爷小姐”。我的朋友说，有许多学生出生于名门望族，他们虽然功课非常差，但是在家庭关系的保护下，没有被开除出校。
一天，有几个年轻朋友提议我夹在他们中间，混进国际关系学院去见识见识。它是苏联的一所保密的学院，门口没挂牌子，有警卫站岗不让无关的人入内。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出示证件”。朋友们叮嘱我，走过警卫时，果断地点点头，好象和他们认识，就可以混进去。我发现他们说得对。
陪我来的朋友指给我看贴在墙上的课程表，带我到图书馆，欣赏了一番它专门“储备”的西方报纸和书籍。虽然这是一所有特殊地位的学院，我没有看见一件新式的直观教具，而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非常普通的。
不过，有个美国姑娘与几个东欧国家的朋友（这里也是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的乐园）参加了在这个学院里举行的一次舞会后说，国际关系学院里的私下聚会确实弥漫着道地的西方气氛。
她的朋友指给她看，在一对对跳舞的人中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孙子孙女，在伴舞的学生爵士乐队中，外长葛罗米柯的孙子正在弹吉他。“他弹得不错”，这位美国姑娘说，“那天晚上这个乐队演奏的舞曲没有一个是俄国的，全是硬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一类的西方货色，是用英语唱的。”
有些机构，诸如新闻社或“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已成了尽人皆知的新贵们安插他们的子女的地方。通过走后门，这些年青的一代得以在新闻出版机构或外事研究单位获得轻松愉快的职位。
俄国人自己评论说，上层社会的气氛愈来愈象革命以前的俄国。一个工程师对我说，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预言的情况——经济大权越来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苏联发生。
在许多方面，不论年龄的大小，新贵们都显示了一种阶级感。一个有钱的作家的妻子说，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以前不好意思带同学来家里玩，后来遇到了一个有名的陆军将领的儿子，才把他带到家来，“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生活得这么好，但他觉得可以带这个将领的儿子到家里来。”
苏联统治集团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他们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岗位，同时，在苏联现领导的孩子当中表现愿意或者确有能力从事政治生涯的人确实寥寥无几。
这种对移交政治权力的限制，以及禁止继承公家别墅和其他直接的官方特权的做法，被一些苏联人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人引为证据，认为苏联社会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一个科学家同我争论说：“一个阶级一定要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在旧制度下，贵族感觉自己的地位很牢靠；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地位不是很牢靠的。失掉了地位，就失掉了一切；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女。”
但是新领导人通过使他们的儿孙辈上最有名望的大学，利用权势使他们在最好的机关单位获得工作和职业，他们正是用这种方法为他们的下两代提供长期的地位。而且在科学界和文化界，高级人物除了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了发迹的机会和地位外，确实把诸如别墅、公寓、汽车、金钱等私人财富和财产传给了子孙。
谈不上什么不稳定和不牢靠。苏维埃新贵们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在于他们稳定地和长期地把持着职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行政人员的更迭极其缓慢。这种情况再加上没有斯大林的清洗以及赫鲁晓夫的突然改革，使党和国家的最高官僚机构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某工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我的一个朋友抱怨说，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一个企业经理以上的人被降级”。他主张为提高效率，要经常变动。但是很显然，他并不代表这个新阶级。因而密洛凡·德热拉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阶级”的论点，指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整个政治经济官僚机构，这个阶层独揽大权，独享特权，而且团结一致，因为个人的特权有赖于集体的生存。
正如一些俄国人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苏联的大官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当中有守旧派和革新派，一方面是惯于采取强硬路线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严厉的理论家；另一方面是工业界和科学界的强调效率第一的专家治国论者。
文化界的上层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为了避免分歧、保持统一，只要磨擦公开化起来，领导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保守的折衷。因此，尽管有种种磨擦，但苏维埃新贵们忠于给他们带来权力和特权的花名册制，他们仍然是抱成一团的。
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例如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都谴责特权制度，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冒风险的问题，绝大多数对这种制度表示不满的人都是在私下发泄。
有一天夜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路过一家专为新贵们服务的乳品店时，忍不住对我的妻子抱怨说：“我们恨这些特权。在战时，在他们真是我们的领导人的时候还好说，可是，现在不行。”
阿利卢耶娃曾描述了住在茹科夫卡别墅内的青年新贵们与当地的农村少年发生争吵以至殴斗，使人嗅到一股阶级对立的气味。有个曾给高级军官的公寓安装空气调节器以及厨房装置的技工，对他的俄国朋友愤恨地说：“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难道我们为革命奋斗就是为了这个？”
在一次政治局委员和农业部长波利扬斯基举行的宴会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的妻子爆发了她的不满。这是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事例。宴会上，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醉醺醺的，诗人的妻子带着三分醉意，到女盥洗室去了。不一会儿，客人们就听到了吵闹的声音。原来诗人的妻子正在摔波利扬斯基夫人的法国香水瓶，而且边摔边骂：“真是伪善透顶。还说什么这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人人平等，睁眼瞧瞧这些法国香水吧！”
但是，一般苏联人对要人们享受种种特权的反应只是摇摇头而已。俄国人说，俄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权，人们听天由命。一个在苏联待过十个月的美国展览会的年轻解说员，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