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秩序”与“和平”是非常重要的。小到生活中老师总是为了维系课堂的“纪律”惩罚不认真听课的学生，大到国际政治上很多政治家高喊着和平主义的口号。
然而，实践中这种话术却往往带来一些不尽人意的结果：学校里的老师、领导往往为了追求“息事宁人”而将参与某起事件的学生不问青红皂白地“各打二十大板”，或者漠视学生的生活作息，大兴形式主义之风，一切为行政程序所代表的秩序服务；“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往往成为针对弱势群体常见的兜底罪名；国际舞台上，不少反抗压迫的斗争也会被帝国主义指责为“暴力”“恐怖”。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重视所谓“和平稳定的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保守的社会文化所导致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帮统治阶级“维稳”——无论是孔丘提倡的礼制，还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万变不离其宗。在这样的思想主导的社会环境下，民众的思想自然趋向保守僵化。正如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传统人的十大特征”：
（1）害怕和恐惧革新与社会改革；
（2）不信任乃至敌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思想观念；
（3）被动地接受命运，盲目地服从和信赖传统和权威；
（4）缺乏效率和个人效能感；
（5）顺从谦卑的道德。缺乏突破陈旧方式的创造性想象和行为；
（6）头脑狭窄，对不同意见和观点严加防范和迫害；
（7）凡事总有以古人，圣人和传统的尺度来衡量评判，一旦与传统不符，便加以反对和诋毁；
（8）对待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与外界孤立隔绝，妄自尊大；
（9）不重视与眼前的切实利益无明显关系的教育、学术研究等。
这也是中国封建专制能延续2000余年的一大原因——人民群众的思想如此保守、愚昧，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框在统治秩序之中。毕竟，连群众自己都信仰这套压迫他们的秩序了。
幸运的是，中国近代传入了一剂猛药，让人民群众猛然醒悟：原来，我们可以用暴力推翻统治秩序，自己去当家做主啊！
这剂猛药，就是马克思主义。
（图片来自网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事物只有走向其反面，才能进入它的更高层次。具体的演绎过程就是“正题-反题-合题”。这个理论看似抽象，但若以它来分析“和平秩序-暴力战争”的主题，我们便会茅塞顿开：
正题：统治阶级的和平
反题：被统治阶级的暴力
合题：被统治阶级的和平
也就是说，和平未必美好，除非是属于我们人民大众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和平，因为和平有可能只是掩盖阶级矛盾的幌子；暴力也未必恐怖，除非是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因为暴力有可能是人民群众光荣、伟大的抗争。阶级社会的“和平秩序”下，被压迫的人们只能通过暴力斗争，才能实现属于自己的和平秩序。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谁的秩序与和平，又是谁的暴力与恐怖。
（图片来自网络）
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历史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19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恰恰有一个代表大地主阶级、金融资产阶级的政党以“秩序”命名，称“秩序党”，它正是以“秩序”为名镇压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
第二个故事，出自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传》：
“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毛告诉她。
王惊叫道:“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毛说。
姑娘表示反对:“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警告她:“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人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姑娘道:“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你这个人啊，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这是建国后毛泽东主席与他的一位女学生亲戚的谈话。我们不难看出，主席是鼓励学生同校园内不合理的管理制度相斗争的，斗争才能换来属于学生的合理作息时间。
和平与秩序不是什么要无条件崇拜的神像，暴力与反抗也不是什么万恶的毒瘤，毕竟公平正义，只能靠斗争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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