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三十 |对刘查理之死，有色公司有不同看法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第十章
30
月日
去生产指挥组居然没碰见一个熟人，我只是一个死者的家属。尽管我知道有熟人也帮不到我，可还是希望见到熟人。
某个熟人已经面目模糊，对面相逢不相识?可能。
等了半个小时，才让我到办公室。又等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一个干部，他说，你到车队去找张师傅，他送你去凤凰岭。至于其它的事项，会有专门的工作组跟你谈。我不知道其它的事项是什么，只是觉得那个熟悉的走廊变得空空荡荡，冷风嗖嗖。猛回头，发觉好几个门洞有脑袋探出来，又缩回去。
张师傅很健谈，他说，我经常送你爸爸。他说，我也认识你，你到市委来造过反，还呼口号，红卫兵小将。他告诉我，去凤凰岭矿是领遗物的，签上字就走，真正的谈判是跟工作组谈。
我问谈什么?我诧异“谈判”二字，让我回来居然是谈判。
他说谈条件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你爸爸是总工，不会亏待你的。他飞快地瞥我一眼，话又缩回去。我明白那半句应该是，可惜他是自杀。
两只翻毛皮鞋，一串钥匙。这就是遗物了，沾满铁锈样的黄或许还有血迹样的红，它是我的爸爸的象征。这才明白，所谓处理后事，就是领这个，然后，还可以提要求，谈判。
我不会提什么要求的。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些令人齿冷的记忆也已经离我远去。我不想活在阴影里。我长大了，很健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才一天时间，就想回石门关了。
月日
我没提条件，但他们却提了条件。他们说，根据规定，自杀人员家属是不能享受抚恤金的，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还是决定发给你们。又说现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每个人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形势。又说你也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不要听信小道消息，不要无理取闹，等等。说话的人不像是干财务的，倒像是政治家。张师傅说的谈判工作组，果然厉害。
一头雾水听他讲完，我说，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他这才慌了，让我领钱。
办完手续，我想透口气，就没有走大路，想直接翻山回家。没想到被两个老干部拦住了。他们见我疑惑，就掏工作证给我看，原来都是有色公司的。
他们说，你小时候叫刘敏，我们还抱过你!
这样说，固然可以释疑，但并不能让我觉得亲近。反而令我警惕，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母女对老刘有意见他们知道，老刘这个人是有毛病他们也知道，但他是个好人!
他们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们希望你多了解一些真相!他们说我们没有其它意思，只是希望你能理解你的父亲。
老刘是个好人啊! 这声音，悲怆得很，古怪得很。
在山上，风大，他们两个一句接一句地喊，喊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我想，大概是对刘查理之死，有色公司有不同看法吧。
月日
妈妈叫住我，问是不是有人找过我。我就说了昨天路上的事。妈妈说，这些天也一直有人在找她。问，你真的不想知道吗?
我说，不想知道是假的，但说想也不是真的，烦得很。
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爸爸。
这话倪永昌也说过。我说，爸爸也分好坏。
然后她就叹气，流泪，眼看着脸色灰白，说着就出溜下去。我扶她躺下，喂了点红糖水，看着她冷汗一点一点冒出来。我知道这是低血糖，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想想心里也酸。
我想把妈妈带到乡下去，至少她可以修养一段时间，石门关的空气好，山水好，人情也好，没有这么多烦人的事。
妈妈安静地听我说着这些，一声不吭。那一刻，她真美，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神态。我想她年轻时候的样子一定很吸引人的。
妈妈说，你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
我说，可能吧。
其实妈妈怎么能影响我?如果说没有感情，那是我瞧不起这个人，我从心底里以这个人为耻。我都不会喊爸爸这两个字了，我喊不出口，我会恶心。
妈妈说，其实你是应该知道的。我恨他，是他的绝情寡义，是他的自私，不是因为政治。你不一样。他还是爱女儿的。
哈，爱!我说，他交待我参加国民党是因为爱吗?
妈妈说，这正是你应该了解的地方。你不了解他。他是被斗怕了斗烦了，才会胡说八道。
我说我也被斗过，我怎么没有胡说八道?
妈妈说，那是因为斗得时间短，不是因为你特别坚强，你赶上造反了。斗时间长了你也一样，是人都一样。他为什么那样交待?因为他认为那不重要，他以为混过去就算了，人家就放过他了。他不傻，知道有色公司离不开他，这正是他狡猾自私的地方，他从来不考虑别人的。他不傻，但他没想到那些人傻，真的相信了，伤害到你了。说他成心要把女儿推到火坑里，还捏造一个罪名，那不真实。我也不会相信。
我说，妈妈你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
她叹了一口气，慢慢说，现在他人反正已经没了，我就有责任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事，有些明白了，有些还不明白。
我说，你不恨他了?
她摇头，那不一样。但你不应该恨他，他是你爸爸。而且，他曾经很优秀，否则我也不会嫁他。
这么说，我还是爱的结晶?
月日
妈妈说她想明白的事情主要有两条：一是当年她听信组织上的话，站出来揭发刘查理，是上当了。尽管她的揭发只是证明他们确实开过会，没有实际内容，但也足以把刘查理打成右派。二是现在看来，刘查理对妈妈的怨恨也是上当了。因为妈妈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五六十人打成右派。
想不明白的也有两条：一是离婚，明明是领导动员的，界线也划清了，可怎么就摆脱不了右派家属的帽子呢?右派都摘帽子了，可家属却比右派还惨，而且牵连到孩子。二是生活作风，因为工作需要确实和苏联专家接触的多，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舞会，刘查理心里也清楚，她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为什么拒绝为自己作证?只要他站出来说句实话，妈妈的工作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家里的条件也可以好一些，他就是不说，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妈妈说的这些事，明白的和不明白的，站在个人角度，永远想不清楚。两年前，我编《大事记》时，基本脉络就已经清楚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那是档案馆里的文件，是众多受访的老人，正面反面都记载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各种揭密的战斗队，它们也许真的永远是个秘密。可幸的是，它被揭开了，被放到了阳光下。
但我不希望妈妈沉浸在这些伤痛里，所以没有多说，我只是劝她跟我到乡下去。青山处处有芳草，何必恹恹葬残花。
对于我，也许真的需要了解，刘查理究竟差在哪里?
月日
第一个形象是青年才俊。刘查理那年28岁，牛津大学采矿工程学博士，迷信工业救国，于1946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里效力。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后，刘查理开始偏向左翼，多次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妈妈。结论是，他有正义感，并非怕事之徒。
第二个形象是技术权威。初期有色公司的规格很高，属于我国第一批大型骨干项目，总经理是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兼的，刘查理也是国务院指名的总工程师，待遇和副总经理一样。结论是，他意满志得，并非唯唯诺诺的受气包。
第三个形象是吃苦耐劳。那时家里不开伙，领导都是吃小食堂。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他是很自觉地要求自己，常年在井下跑，回来也经常去大食堂。吃红薯不剥皮，吃完饭也学人家用开水涮涮喝下去。结论是，他想进步想融入时代，并非拒绝改造。妈妈说，那时他甚至想入党。
第四个形象是变色龙胆小鬼。1953年有色公司“三人反党小集团”被揪出来后，他开始沉默寡言。那三个都是鞍钢调来的老干部，并没有牵连到他，但其中一个对他最关心的领导开枪自杀了，极大地刺激了他，他在家躺了几天。1958年因为“反苏联专家”被正式定为右派，这一事件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胆小多疑、神经兮兮的人。结论是，他只能被人捧着哄着，做不了普通人，从天上降到地下是要他命了。妈妈说，那时他看人的眼睛都垂着，躲躲闪闪，也有过想死的心。他从来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家的。
以上是妈妈的印象。
在我眼里，这样说并不全面，因为个人只能看到局部，看到表面现象。刘查理，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浪花中的一朵，牺牲品中的一个。个人性格中的优点缺点是解释不了历史的。
细究起来，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有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水。运动中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分析了那么多原因，应该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准确。
如果我没有去农村插队，没有去理解农民，我也会这样想。大概这就是当初我失望的原因，对造反派，对军管会，对文化大革命，都失望。他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一片茫然。
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如果我来概括T市历史悲剧的原因，用一个字：钱。用两个字：缺钱。用多一些字：为了抓钱，就要抓权;为了抓权，就要打击异己;为了打击异己，就要借助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力量。至于使用什么口号，那都无所谓。
事实上这些官僚也是没有理念的，左派上台，他就比谁都左;右派上台，他就比谁都右。比如当初刘查理他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搬苏联”，就明显是左派言论，应该把他打成左派才对，怎么打成了右派呢?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右派。再比如后来为刘查理甄别了，亲苏联的人不吃香了，应该彻底平反才对，怎么还留一个尾巴呢?怎么把责任推到刘查理的妻子身上呢?因为要利用刘查理，要平衡刘查理。这是粗陋的实用主义，连掩饰都不要的。
这一切都和T市的生产方式有关。T市的经济是矿山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铜矿是埋在地下的，开采是需要井下巷道的，而巷道的建设是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这样巷道的走向就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巷道沿着矿体走，铜资源就可以有序开采利用，但见效很慢。巷道直接从矿体走就可以迅速把铜变成钱，但损失太大。按照国家规定，井巷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铜料收入可以作为副产品，不上缴利润。这样采矿工程师刘查理就无可逃脱地成为了政治工程师。也就是说，井巷建设成为一个争夺焦点，争夺的不是技术方案，而是经济利益，后来又演变为政治权力。
那时T市刚成立，地方财政没有来源，急需有色公司作出贡献，这样市委就必须加强对巷道走向的领导。有色公司是中央投资的，干部是冶金部派来的，他们要捍卫国家利益也必须加强对巷道走向的领导。在几场角逐中，地方党委都是最后胜出者，因为党委代表党，公司代表企业。1953年“三人反党集团案”争的是巷道，1957年“反苏联专家集团案”争的还是巷道，这些巷道口水战的背后统统都是一个钱字。
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盖子都揭开了，揭开后造反派大失所望。因为这里面看不到阶级，看不到路线，也看不到走资派，只能看到幼稚和狂热，迫害和冷酷。
至于所谓的苏联专家，更是一个笑话。那时的专家团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学过采矿的，有两个下过井的还是中专生。他们都是来搞规章制度的，编了一本又一本规章手册，连食堂疗养院都编了。另外，就是跳舞，搞女人。那时候给一个苏联专家的工资折合两万斤小米，而当时一个国家主席的工资才折合3000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才折合2400斤小米。请一个苏联专家计算给苏联的债务折合六个国家主席工资。
这样的专家刘查理当然有理由看不起，所以经常会吵架。而市委要驾驭巷道的主导权，很自然地就要打苏联专家牌。苏联专家都说了，你们为什么要反对?你们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党。
客观地说，地方党委想多搞点钱，也不是为个人，而是有那么多干部要开工资，那么多的事业口子要花钱。牛还没长大呢，就要挤它的奶。1955年实行工资制了，干部差别一下子拉开了，可没有钱怎么办?他们拿什么去体现功劳?
有一张大字报描绘的市委书记有点像土匪：光着膀子，拍着矿山剖面图，就给老子从这里挖!还有一张大字报是揭发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说中央要在南京建长江大桥，他就带了一个手枪班到国家计委去争，听说差不多就给他抢到手了，结果被周总理叫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钱，已经让这些共产党员们彻底背叛了自己。他们为了争钱把眼睛都争红了，不惜打杀自己的同志来证明自己正确。
妈妈要的答案大体如此。没什么可想不通的。你能指望他们承认自己错了?即使刘查理能给你证明什么，他们的脸又往哪放?不管你的问题是真是假是大是小，也不管你给谁写信，最后处理你的还是那几个人。只要那几个人还在，你就永远有问题。——这话是妈妈自己说过的。那你还纠缠这些，不折磨自己吗?
月日
晚上那两个老干部又找到家里来。妈妈也认识他们，大家坐在一起除了叹气抹泪，也没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哽咽无语，最后互相勉励保重身体。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有松岗，尚可凭吊，而刘查理，只剩下一双翻毛皮鞋。松岗?还是免了吧。
月日
今天我去了武装部，想见见他，没见着。武装部如今多了岗亭，今非昔比，电话机摇来摇去，威风多了。传话的人说他出差了，可看那种神态，又令我疑惑。
毕竟两年多没联系了，很想跟他说说话。以前是我疏远了他，而现在，竟是相见亦难。
两年，人的变化会很大的，有变化也正常。即使没有那层关系，我也愿意和他谈一谈。毕竟，每个人都有过去。
但是……但是，是另有原因呢?
满大街都是关于“双三万”的标语口号，刘查理自杀，他不可能不知道。我是刘查理的女儿，他不可能忘记了。那么，他在避嫌吗?他不愿见到我?
如果这样的话，幸亏不见。我会呕吐至死。
他会是这样的人吗?他也是新时代的青年，从他的谈吐看，不像。从他的品味追求看，也不像。
但人是复杂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古训如此。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多得是。
忽然明白了妈妈的纠缠不清。明白了那些折磨自己的，喋喋不休的，她并不需要的答案。她其实不需要想明白，她只是抚摸伤痛，是品尝悲哀。明白不明白，重要吗?伤痛还是伤痛，悲哀还是悲哀。
过去的，统统过去吧。对妈妈说，对我自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