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是因为“讨打”和“作死”吗?

挨打是因为“讨打”和“作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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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教授们习惯了跪在美国与西方的面前,不知道站起来的人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跪得久了,看着身边的人们已经站起来了,他们心里就不爽了。他们不但不希望自己站起来,更不希望身边的人们也站起来。他们害怕。如果美国和西方与中国发生了冲突,他们曾经美好的日子就不复存在了。他们怕吃挂落,怕受牵连。

  吴国盛教授在他的微博里所说:“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曾经对此进行了批评。只是有给吴教授帮腔的,指责我在很多方面不如吴教授。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跟帮腔者辩论。我只是要求这位帮腔者解释那句吴教授说的所谓讨打和作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帮腔者两次都顾左右而言他,仍然是一味的指责我如何本事没有吴教授的本事大。现在感觉,我那次对吴教授的批评,自己感觉似乎还不是太深刻。有些问题,如果只是从字面上来看,确实能够看出一些问题。但如果没有结合历史,似乎也很难真的深入进去。

  多年来,“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一直都似乎在被人们奉为真理。这样的说法确实存在着简单化的问题,在逻辑上也很有欠缺。但“讨打,就必然挨打,作死,也必然挨打”,这样的说法既与历史无关,也与逻辑无关,而只是某些人头脑想象出来的一个他们企望能够成立的命题。说这话的吴教授是不是认为,中国曾经的挨打是因为中国曾经讨打和作死来着?这个历史的问题我们在上次文字中已经讨论过了,这里就不重复了。但从吴教授的这两句诅咒中,是不是可以看到他对今天中国的深深的仇恨呢?

  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上一代的人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需要过程的。因为在我们的出生与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又经历了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同时,那时的美国,对新中国极度仇视,搞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形成对新中国的半月形包围圈。在经济上,美国以及其盟国,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这种封锁比起今天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制裁来,还是要凶狠得多。因此,在这种外部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少年,当然对于当时的美国没有任何好感。这也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对于世界已经一点点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中国人民也是从那时起,对于国外,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就有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新的认识。发达国家确实发达,也确实富有。这种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就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印象。

  有的人就对于曾经视为敌对势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一下子就转变了观念,把美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他们的眼里,美国什么都好,而中国根本就不及美国之万一。不仅美国是最好的国家,欧洲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同样也比中国好了很多。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下子就成为这些人十分向往的地方。

  当然,也有些人并不这样来看问题。他们认为,发达国家之发达,不过是表面现象,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在这类观点之中,也是有所区别的,有的人比较偏向僵化,不接受发达国家比中国有很多先进的方面。这样的人是个别的少数。另外,也有的人虽然看到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方面,但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来看问题,还是能够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我们需要承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科技、在生产领域的先进性,但我们同样也要看到帝国主义内在的本质,特别是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观点并没有过时。当然,持有这类观点的人也不是太多。

  因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上述最后的那类人们的观点认为,开放是一定要搞的,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与生产技术方面也是一定要学习的。但是我们不能迷失自我,不能对发达资本主义盲目崇拜。我们要有自己的定力。其实,即使在最初实行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问题就已经存在了,比如,在1973年,由于中东第三次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一下子就把曾经在短时期内,西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给拉了下来。其中不但他们的增长速度下滑了很多,而且有的发达国家还出现了停滞与衰退的现象。

  但那时的很多中国人,对此似乎无感。因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量,发达程度与西方相比,距离还是太大了。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的眼里,看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和劣势。他们对西方崇拜的心情有增无减。在当时的一些中老年知识分子当中,以及在一些比我们年轻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对美国与西方极为崇拜的大有人在。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在科技与生产方面的先进与发达,而且在人文与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也对西方盲目崇拜与向往。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中国变成西方民主制式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制度,没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切都要学着西方的全部,不仅是在经济与政治制度上,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里,都是唯西方马首是尊。

  在这个阶段,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一些高校与社科研究机构严重泛滥,相当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与研究人员对西方崇拜得已经忘了他们自己到底是谁。己巳风波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西方思潮泛滥的恶果。

  后来,虽然对那股子歪风和邪风进行了必要的约束,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侵入中国,那些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中国社会搞资本主义唯一形式的知识分子,对传播新自由主义理论尽心尽力。他们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力图用私有制来取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这股子邪风吹拂下,我们的经济建设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党的十八大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开始成为党的一系列重大任务之一。那些盲目崇拜西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收敛并不等于认输,更不会心甘情愿。他们对于有人提出,中国人要有自信的说法,也是恨之入骨。

  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着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这一点,连西方媒体也否认不了。中国人民在取得这样成就的基础上,真的开始自信起来,那些公知的话再也不能像曾经的那样呼风唤雨。他们内心之失落,之失望,之不甘,之压抑,也是前所未有的。

  电影《战狼》(II)的放映,让诸多中国观众为之振奋。在很多人们的心里,这部电影里的中国人的形象,才是真正中国人的形象。这也让那些公知非常不爽。他们拼命攻击所谓战狼精神。所谓要发扬战狼精神,或许就是吴国盛教授们所谓一种“讨打”或者“作死”的行为吧。在他们看来,美国与西方那么美好,那么伟大,你中国国再大,民再众,比起人家美国与西方来,你还是很落后,你还是什么都不是。现在居然敢对美国与西方如此叫板,如此张牙舞爪,这不是讨打是做什么,这不是作死是做什么?

  当然,中国并没有对美国与西方叫板,也没有对美国与西方张牙舞爪,电影《战狠》(II)里所表现的中国人,不过是敢于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战斗,对于一起合作的非洲人民抱有一种帮助他们的侠肝义胆的战士。这里没有傲慢,没有疯狂,没有自大,怎么就成了讨打与作死了呢?

  说到底,吴国盛教授们习惯了跪在美国与西方的面前,不知道站起来的人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跪得久了,看着身边的人们已经站起来了,他们心里就不爽了。他们不但不希望自己站起来,更不希望身边的人们也站起来。而在身过的人们站起来之后,他们的内心是恐慌的,是不安的。他们害怕。如果美国和西方与中国发生了冲突,他们曾经美好的日子就不复存在了。他们怕吃挂落,怕受牵连。所以他们才会恶狠狠地诅咒着中国人民说,讨打,就必然挨打,作死,就必然挨打。

  只是,帝国主义们的好风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公知们的好日子也已经过去了。公知们除了诅咒,也再没有什么可以说得出口的了。公知们其实根本不懂得帝国主义老爷们的本性,人民大众越是不怕帝国主义的老爷们,越是敢于和他们斗争,那么帝国主义就越是认怂。这样的教训帝国主义老爷们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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