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重道国药总号”设在爱文义路上，是个六开间的铺面。一天，有个鬓发灰白的老太太，拿了药方，到这里来配药。从她那憔悴不安的眼神里，可以知道，她家里一定有着一个重病的人，正急于用药。
配药师傅按照药方，把一样样药料配安，准备递给老太太。这时候，资本家的一个亲信走了过来，他看看老太太，又看看药方，脸上忽然浮上一层奸诈的笑容。接着他从摆着五个木图章的纸盘里选出了一只，重重地敲在药方左上角上。这个字是个“谋”学。
按照这个“谋”字，他们要收老太太两块大洋！ “什么，要两块大洋？！”老太太大吃一惊。她伸出干瘪多皱的手，往衣袋里摸钱。可是摸遍所有衣袋，也无法凑足两块大洋。老太太不由得浑身抖索起来了。
是的，这样一帖药料，根本不值两块大洋。 两块大洋相等于一般职工个月工资啊！那么，资本家为什么要收老太太两块大洋呢？这里，就说这五个木图章的来历:
资本家经营中药，利润极厚，一分本钱，三分五分利润不足为奇。当时行业中有一句活:“吃的黄连饭，穿的桂朴衣。”意思是指营“黄连”、“玉桂”、“厚朴”等中药都是好生意，利润大。但是资本家贪得无厌，有了极厚的利润，还要处心积虑地向病家敲诈钱财。他叫亲信去刻了“谋”“民”“众”“健” “康”五个木图章，对职工:“你们做生意要活络点，对衣着好的人，药方上敲个‘谋’字，药价开大点；对衣着一般的敲个‘民’字，也好敲一些钱......”敲“康”字，在资本家说是收钱最少的，但其中的赚头还是很大。同样一种药料，如果敲“康”字算二元一两，那么敲“健”学就算四元一两，敲“众”字算六元一两，敲“民”字算八元一两，敲“谋”字算十元一两。“康”字是很少用的，大多数是敲的“谋”字和“民” 字。
老板和他的亲信善于察颜观色，从药方上和买药人的表情上，可以知道病家病情之轻重。病重的，因为急于用药，跑不了生意，进不得价钱，就敲个“谋”学，狠狠诈一笔钱财。那时有个叫“张聋子”的医生，是看伤寒等急症的名医。当时生这种急病的多是劳动人民。徐重道老板一看到“张聋子”医生开来的药方，就知道是急于用药的，就非敲一笔竹杠不可。
眼下，资本家的亲信觉察到这个老太太也是急于买药的，怎肯放过她呢！
这个老太太，家境贫寒，没儿没女，如今老伴得了湿温伤寒症，病情危急。买药钱不够，只得跑回家去东借西凑，凑足了再来买。以后她又借了一些钱买药，但是没有几次，钱就被黑心肠的徐重道老板敲光了。从此，她家债务累累，生活愈加困苦。老伴的病也愈来愈重，过了不久，含恨身死了。
她老伴的死！是病死的吗？不，是被徐重道老板--这个黑心肠的“药老虎”“敲”死的啊！
“药老虎”刻图章诈钱财，是他施骗术的一个方面。更毒辣的是他经营药材以假充真，挂羊头卖狗肉，不惜危害病人健康。
有一天，职工王占华到加工车间去，脚一跨进门，忽然看见资本家的亲信拿着一只罐子，往盛着麝香的瓶子里倒什么。王占华感到诧异， 上前去问他:“你倒的是什么？”
“盐卤”
“啊！盐卤！？”王占华不由得大吃一惊。麝香是一种相当贵重的药材，而盐卤则到处皆有，不值分毫，而且这样掺假充真，岂不要严重威胁病人的健康吗？“啊，不行！不能掺放盐卤！”王占华理直气壮地说。
“谁说不能掺放盐卤？”这时经理走了进来，瞪着眼睛说道:“这是老板叫放进去的，谁敢说不放！”
王占华闷了一肚子气，但是他是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普通职工，他有什么办法呢？
过了一会，老板也来了，嘻笑着说:“盐卤重量大，又便宜，放一些进去，谁能知道！”然后他又对配药师傅说:“你尽管大胆做好了，药料磨粉做丸药，神仙也难识真假！”
看！资本家只要发财，只要赚钱，他什么都会干！他哪里还顾得别人的死活呢！
有一年夏天，老板看到劳动人民中暑的很多，就“发明”了一种“甜汁金银花露”。当时他在各电影院大做广告，不少人上了他的当，来买这种药，于是他的生意一时大发。按规定，这种药是用蒸汽水做的，可是老板见生意好了，就对职工说:“金银花露来不及用蒸汽水，放点冷水和糖精就行了。”职工不同意，要他照方配制，他却说:“你晓得什么？上海人吃噱头，只要每个人上我一次当，我徐某就可发大财！”有些顾客上了他的当，纷纷揭露他的罪行。有一次，职工王占华整理退回来的瓶，发现顾客写来了这样一张瓶条:
“不灵不灵，内有糖精；
滑头店家，卖不出好东西！”
其实，那时候徐重道老板卖出去的坏东西多着呐！如治咳嗽的:“枇杷膏”，配制时药和糖都有一定比例，他却以利润为标准，药价贵时，就多掺糖，少放药；糖价贵时，就多放药，少掺糖。“虎骨木瓜酒”是治筋骨酸痛的药酒，有祛风活血功效。处方中有虎骨胶、木瓜、红花等十几种药品。老板说什么:“这酒是吃白相的，只要饮了能醉就达到功效了。”于是他把药料全部减掉，只把生黄枝子打碎泡在水里，掺入土烧中，加点糖精，看来颜色好，味道甜，可是治疗效果一点也没有。
老板如此偷工减料，挂羊头卖狗肉，害了病人，肥了自己。每当他看着白花花的大洋流进他店里时，他得意忘形地说:“是种田靠天，生意靠骗啊！”
有一天，徐重道老板把临时工龚元华叫到房里，对他说:“从现在起，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给你辆自行车，到外面去兜圈子。看到弄堂口、马路上有医生招牌，你把它抄下来，几弄几号，叫什么名字，拿来给我。”
从此，这个临时工的自行车跑遍了上海大街小巷。一个个医生的名字，出现在老板面前了。老板就把他们编了“一O一”、“一O二”等代号。过了没有几天，这些医生面前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礼物:名医是皮货；一般医生是扇面、雪花膏；业务清淡的医生是水果糖，等等。件随着礼物而来的，是一迭迭长方形的“优待券”，上面印着“徐重道国药号”字样，还印着“诚心为病家服务，七折优待”等文句。不用说，这“优待券”和礼物是徐重道老板送的。老板知道，病家看病都要由医生开方；医生受了礼物，情面难却，开好药方，顺手递给病家一张“优待券”。这样徐重道老板就招徕到了大批生意，他就可以骗取更多钱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人口剧增，因为居住条件不好，患病的人渐渐增加。徐重道老板灵机一动，认为这是推销积压次药的好机会。他在上海的大街小卷、电车上、报刊上、电影院里，大做广告:“徐重道国药号，首创代客煎药，随接随送，日夜服务”。有人看了广告，图方便，就把药方往徐重道店里送。
徐重道老板站在店堂里，看着顾客把药方送进来，脸上总是堆着假笑:“你们放心好了，我们选料道地，配制认真。马上就煎，煎好就送。”顾客出了门，他却逼迫着职工把那些霉药，坏药放进药罐里去......
后来，上海设立了许多难民所，老板又动出了鬼脑筋，和这些难民所的主持机关勾结起来，把为难民煎药的生意全部包下来。他对煎药师傅说:“现在店里代客煎药忙啊，凡是难民的药，一律到夜里十一点钟以后煎，反正是施舍的，救济的！”他又到店堂里对配药师傅:“难民药方一来就是一百张，你们来不及称，不要称了，用手抓两把算了。”
生病的难民有的吃了药不见效，有的还来不及吃药，就惨遭死亡。可是老板眼看着煎药生意愈来愈好，霉药、蛀药、坏药畅销一空，乐得心花怒放，又禁不住说:“真是种田靠天，生意靠骗啊。”
徐重道老板，初到上海时，他身边衣袋里只有二十只银角子。怎样用它发家呢？他说:“若要发，众人头上刮！”后来他向熟人借了一些钱，租了两间房子，挂上“徐重道国药号”招牌。他没有学过什么医，竟在自己的小店里，一面卖假药，一面做假医生。他依靠“刮”“骗”“诈”等一系列剥削手段，“家”越来越大，后来在旧上海市区开设的分店有十一个，还开了药酒加工厂、制药厂、制胶厂、药材行等等。
徐重道老板常常宣扬他自己为人“正直”，夸耀自己的店是“良心店”，徐重道是以“道德”为重，为民解除苦痛。难道果真是这样吗？不，从上面这些残酷的事实中，不是彻底地揭开了这个剥削者的丑恶面貌吗！在“药老虎”的辞典里，只有一个大大的“骗”字；“药老虎”的发家史，是一部残酷的剥削史！
1949年，上海解放了。解放初期，徐重道老板劣性不改，继续偷工减料，危害病人，店里职工在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下，向老板展开了斗争，列举大量事实，揭穿了老板的严重违法行为。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企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当年的人民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当年的国药企业中，提倡实事求是的经营作风，提高了服务质量。进药、配药、煎药、送药都有严格的检查制度。在药物质量上，更是精益求精，从原料到成品，也要过严格检查复核，真正做到了为病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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