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策是《朱一旦》系列的编剧、导演、配音，最近他离开朱一旦团队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昨晚(10月26日)策导个人的B站账号发布了出走后第一个与朱一旦无关原创内容：《我多给了这个三蹦子一块钱》。
首先声明，本文无意讨论诸如“张策出走是否是双输”或“张策能否成功创造新IP”等话题，也不是对新作品本身的质量高低做评判。我想写这篇仅仅是因为，它太典型了。作为一个教学案例，它可以完美地向大家展示，什么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廉价同情”。
故事本身很简单，没有什么冲突和起伏：
前半部分是说，我搭乘一个老奶奶的三蹦子回家，从5元搞价到4元。老奶奶耳朵背、眼睛花、反应慢、不认路，分不清左右和东西。后半部分是说，老奶奶是第一天拉活儿，之前都是丈夫做，现在丈夫病了。最后我多给了她一块钱，因为“这一块钱，我好挣，她不好挣”。
为什么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廉价同情的绝佳案例呢?
如果从市场自由竞争等价交换的角度看，老奶奶耳聋眼花，车技不佳，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跑在路上就是交通隐患。这种服务根本不值得多给钱。应当设计一种方法，让市场尽快淘汰不合格的服务者。
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应该思考的是，一个耳聋眼花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老人，为什么会冒着危险出来跑三蹦子?本该属于她的那一份去了哪里?应该做怎样的变革才能减少乃至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但是这个视频停留在，这一块钱，我好挣，她不好挣，我还是多给她一块吧。
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什么？简单概括就是，既对现实不满，又惧怕变革。
他们偶尔能够接触到上层，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信息使他们心生不满。但由于从出生开始，到做题考试、考证求职、升职加薪等等，他们苦心经营数十年，都是为了在现有的规则内实现阶级跃迁，或者至少保住现有的位置。因此，他们不能不成为了现有体系的维护者，否则几十年的经营就会毫无意义。
小资产阶级既狠不下心来接受这一切不合理，又不敢去想改变的事情。所以在面对底层苦难的时候，他们常见的表现就是，觉得可怜(甚至会流泪)，做一些施舍性的捐赠，然后便不再想这件事。
为什么说这是“廉价同情”呢？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偶遇一个开三蹦子的老奶奶/卖红薯的老大爷、手机
上看到一篇讲快递小哥的推文、电视上播出农民工/留守儿童的生活场景等，都可能迅速及其他们的感动之情，但其实除此以外他们从未对感动对象有过任何的了解。这叫做来得快。也正因此，也常常有他们捐款被骗的事件。因为他们事实上对被捐助对象是没有任何了解的，仅凭借一篇推文或者一段视频就一时冲动。“去得快”就是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想这些事，更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谋求改变。
(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如某些人可能会参加短期的支教项目，或一些欧美白人会坐飞机到非洲捐助一些物资再坐飞机返回。这二者的共同点是，这些行为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轨迹，还会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不少照片……)
也正因此，这种情感及相关行为，不会给对方带来太多实质性的改变，主要是给自己以情感的慰藉，并借此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小资产阶级身份的认同。
再次声明，我并没有谴责这种做法，也不是说这不对。仅仅是描述客观事实。
其实从80年代开始到世纪初，“底层”的形象在我国主流媒体(电视、网络、商业杂志等)上基本上是消失的。从世纪初开始，“农民工”问题首先重新得到重视，随后底层逐渐重返主流媒体。但这种“重返”和80年代之前的形象完全不同，所体现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廉价同情”。
著名作家刘继明在08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们怎样叙述底层》，起因就是看到一档央视的节目。
先是由歌手们演唱一首煽情的曲目，然后几个黑瘦的贫困山区的孩子走上台来。主持人用甜腻的语调动情地叙述孩子们生活学习的艰苦情况，并告知大家，他们的梦想就是去北京看看那里的平房。而这次带孩子们来北京，就是要给他们圆梦。让他们看到，北京不仅有好看的平房，还有高楼大厦!
然后是女明星给孩子们送书包，又和孩子们合唱《感恩的心》。
在场的明星、主持人、领导、观众都非常感动甚至泪流满面，只有这些孩子表情茫然不知所措。
刘继明直言，自己非但没有感动，反而觉得恶心。底层在这里成为了道具，成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
补充一句，刘继明是一个有鲜明左翼立场的作家。他本人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但在2016年就向巡视组举报了另一位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随后遭到了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的网络暴力，在微博上煽动粉丝不断对刘继明进行攻击。2018年，刘以侮辱诽谤、侵犯名誉权把方方告上法庭。看来方方今年的一系列做发都是其一以贯之的。但后来举报和起诉似乎都没了下文……
扯远了，回到正文。刘继明先生描述的这种节目，想必大家都看过不少。主持人常常是倪萍、董卿、杨澜这样具有所谓“知性美”的女性，深情地叙述或诱导底层的被采访者讲述悲惨经历，赚足了泪水和收视率。
本来，这些农民、环卫工、建筑工、快递小哥等，都是依靠诚实劳动创造财富养家糊口的人。虽然由于某些需要改进的社会结构，导致这些诚实劳动者反而陷入艰难的境况，但有关他们的叙述仍应该是有尊严和力量的，仍应该是有主体性的。
在这些以城市中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受众和消费群体的节目中，底层的尊严、力量、主体性全部都消失了。他们只能茫然地站在自己陌生的舞台上，成为被关怀的对象和展示小资产阶级廉价同情的绝好工具。
再次重申。我并不是要谴责任何人，无论是张策导演，还是那些“知性”的主持人，以及每一位曾有过廉价同情的观众。因为这是阶级性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至少宏观上来说是如此。我公众号的读者大都也可归为“小资产阶级”或“城市中产”(当然我自己也是)，我只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努力克服。
不再把“底层”看作被关怀、被同情、被施与的对象，在遇到让人“同情”或“可怜”的人和事的时候，多去思考其背后的根本因素，即使现在自己无法造成任何改变，也请保持这种思考，而不是仅停留在“虽然她开三蹦子很差，但她也怪可怜的，我还是多给一块钱吧”这一步。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