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病”何时开始成为了不治之症?

“狂犬病”何时开始成为了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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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犬病病死率几乎是100%,发病数人数即意味着病死人数;狂犬病只能预防,不能治疗

  ——这两句话已然成为了我们社会的“常识”。

  当然,这里的“发病”是指已经出现狂犬病的症状,而不是仅被犬甚至狂犬咬伤而没有发病的人。

  当下对狂犬病的处理,主要是采用“预防”的办法,即被犬咬伤之后第一时间处理伤口,并到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和免疫球蛋白。

  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手段还是非常有效的,除了头面部被狂犬严重咬伤的(病毒能更快速到达大脑)等少数情况,只要及时处理,绝大多数都能防住。“犬患”虽已日益成为城市的一大问题,但这十余年来狂犬病防治的工作重心放在人这一端(其方向性问题本文不予讨论),我国的狂犬病发病人数是大幅下降的,近年来,维持在每年150-200例左右的水平。

  问题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已经发病了的,怎么办?只能等死吗?

  从“常识”而言,的确只能如此。

  但是,作为狂犬病患者及其家属而言,此时此刻,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肯定会死马当活马医。

  那么,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

  知网收录了发表于2022年03期《中医药信息》的文章“段富津教授运用下淤血汤治愈狂犬病1例”。段富津教授已于2019年去世,是国医大师、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当然了,这并不是孤例。

  1984年的《浙江中医杂志》记载了疯狗咬伤的处理,其中的用药部分,是针对狂犬病的。

  当然,这里只有用药的介绍,并无案例,但能登上这么一本省级的中医杂志,按常理,是有人用过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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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4月第2期的某杂志,发表了“扶危散为主治愈狂犬病1例报告”,作者单位为成都市传染病医院。

  从内容来看,病人1975年发病,1977年、1979年均进行过随访,在后一次随访时,病人已经恢复正常。

  还有一个案例,是1976年湖南省衡东县卫生防疫站的:

  病人肖XX,女,23岁,贫农,三江公社前进大队人,1976年4月16日在本生产队出工,顺便进邻居家喝开水,被该户狂犬咬伤左脚腓肠肌,共伤三处,每处约1.5x2.5厘米。此犬当天上午还咬伤了本村两个小孩(因隔着衣服,没咬伤皮肤)及一条水牛,证明确是狂犬。

  患者当时用盐姜五片捣烂敷了伤口,无痛感,第三天继续出工。

  患者在咬伤半月后(当时尚未发病),曾服用加味人参败毒散二剂,及一号狂犬粉剂两包,每四小时一包,服后一小时开始腹痛,呕吐三次,吐出胃液和血水约200ml,两天后腹痛缓解,能继续参加劳动。

  患者被狂犬咬伤后1月内无不适感觉,直到5月17日上午8时感到烦躁不安,两耳刺痛,汗出如珠,有怕风,怕声,怕水等症状出现,中午时,出现咽喉痉挛,极度烦躁,乱抓乱叫,神志欠清晰,其母亲接近时,被打了两个耳光,舌尖被自己咬伤。上述症状,持续12小时。

  5月17日上午那天,因为突发症状,找了医生,在大队赤脚医生康国钦与本社草医彭国清协同治疗,在公社卫生院医生密切配合下给予治疗。发作后随即服一号狂犬粉剂一包,并加大剂量三分之一,服后无其他反应,半小时后服马钱子合剂一剂,二小时后加服二号狂犬粉剂一包,服后二小时许,上述症状逐渐好转。在极度烦躁时,曾肌注氯丙嗪一支,每天给予静脉滴注10%葡萄糖1000ml,肌注青霉素80万单位,通过上述治疗,第二天狂躁停止,半月后全部恢复健康。

  更早的记录是1956年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作者林航,是个西医,其工作单位于1951—1955年间共收录了3个狂犬病人,最终活了2个,死了一个。

  更古早的文献,如《医宗金鉴》、《本草纲目》、《肘后备急方》等,均有狂犬咬伤之后的救治法,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狂犬病发作后极为难治,并不是说治疗就一定有效,但是相比“100%死亡”,起码有了另外一种可能,一种活下来的可能。

  不是吗?

  进一步,只要有了一个反例,“100%死亡”的“常识”就不再成为常识。

  那么,“常识”是如何成为常识的?

  我们先看西医教材。

  1952年第一版的《实用内科学》,狂犬病发作后,“患者必然死亡”。

  1962年的《实用传染病学》,书中说狂犬病必死无疑,但已然强调要“尽力设法救治病人”,还提到了林航“用加味人参败毒散及金霉素之合并疗法治愈狂犬病2例”。

  1973年第六版的《实用内科学》谈到狂犬病死亡率很高,但没用100%的字眼,且介绍了国内有报道用加味人参败毒散治愈2例(前文林航的医案),并给出了具体处方。

  此后,1980年前后第一版的统编教材《传染病学》、第七版的《实用内科学》明确表示,狂犬病发作,必死无疑。

  这样的说法,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前述几本不同时期的西医教材,我们可以看出,前期是认可和吸收中医实践成果的,但1980年后,中医相关的内容是被剔除在外的,自然,有一定概率能治,就又变回了100%不能治。

  我们再看中医教材。

  1960年上海中医学院编的《实用外科学》,介绍了内治法、外治法,及肘后备急方的治疯犬预防方。

  书中还强调,“疯犬咬伤,早期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1980年的第五版《中医外科学》则直接不再介绍狂犬病了。

  老五版教材,是许多人心目中最好的中医教材,但这个不再介绍,实在是让人莫名其“妙”。

  其不再介绍狂犬病,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医同样承认狂犬病无药可治,此前中医典籍的记载和1949年之后的医案都是假的,所以现在要统统删掉;二是,时代变了,西医势大,尴尬的中医不认可100%死亡的说法,又无可奈何,只好删掉,这样就免得违心地“承认”。

  1980,这微妙的时间点,西医和中医彻底分道扬镳。四年后的1984年,邓铁涛老写信给徐帅:“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

  那治愈的病案,哪怕仅占狂犬病发病人群的少数,但对那些病人和家属而言,依然是一道微光,如果持续的发力,未尝不能在未来造福更多的人。然而,一条已然被撕开的裂缝,就这么被硬生生地合上了。

  实事求是,这重愈千金的四个字,又是从何时开始变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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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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