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易2022年经济学家年会”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下一个30年将是中国千年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上一个最好的时期可以回溯到北宋”，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像北宋那样重新站在了世界技术前列，“技术决定一切”，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搞的那些自信“有潜力的行业，现在全都重新活过来了”，下一个30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认为北宋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并非是姚院长个人的看法，而是反映了当今学界的共识，况且姚院长对计划经济时期客观公道的评价，反映了姚院长是一个比较厚道的学者，不像北大另一个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那样，为了讨好现在而把计划经济贬低为“人均GDP低于非洲南部的落后国家”，姚院长他们认为北宋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并没有说错。
北宋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的确是中国最好的时期，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比今天美国领先于世界的水平差距要大得多。不仅经济发展规模最大，科技发展水平最高，军事上开天辟地率先拥有了火枪火炮，包括民生方面都是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大家看一下《水浒》就会明白，武大郎一个半残废，单靠沿街叫卖炊饼就能够在搬迁后几年之内就置办起了一座带前后两院的双层小楼；郓哥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挎个篮子四处卖梨，就能够养得起家，还能给卧床不起的老爹治病；更让人惊叹的是被称为农民起义军的梁山108将，竟然没有一个是因为贫穷没饭吃而被逼上梁山的。
不仅经济、科技、文化和民生方面都很好，而且政治和法律的约束机制也比较有效。高太尉那么一个国家最高级别官员，要想找茬整一个普通教官林冲都做不到，而只能用家中宝刀引诱林冲真的犯罪后才能达到目的；张都监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省级一把手，要想加害武松一个囚犯都做不到，而只能把自家金银财宝塞在武松床下来陷害武松。像高俅这样的国家顶级官员和张都监这样的地方大员，都没有办法凭借手中权力整老百姓，可见当时法律约束之完善，官员对法律之敬畏，莫说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做不到，即便是放到现在也很难做到。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的上级领导或者上上级领导甚至更上上级领导想整你，还需要把一大堆人民币塞在你床下才能达到目的吗？
《清明上河图》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
但是，虽然当时北宋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科技先进，民生富裕，法治完备，但是却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公平正义。请注意，当时北宋还仅仅是因为缺少公平正义，而没有其它历史时期那样存在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就已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最惨烈败亡。可见社会一旦失去了公平正义这个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原则，即便是人人都有饭吃，也会有人革命造反。逼上梁山的108将就是如此，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遭遇，都是在对失去公平正义的生活绝望后，才从各个角落各自被逼上了梁山。这是水泊梁山与历史上其它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他们既不是被天灾人祸逼得活不下去而革命，也不是因反抗官府的肆意搜刮和血腥镇压而造反，而是各自失去了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把他们逼上了梁山。
正是因为水泊梁山这108将是来自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因而才从各个方面证明了当时北宋社会已经彻底烂透了，在经济繁荣和民生富裕的掩盖下已经没有了丝毫公平正义，已经彻底失去了天道伦理。好人不再有存身之地，要想活下去只能变成坏人；坏人却成为了社会认可的“好人”，并且越坏就越会成为“好人”。每个人面前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害人的野兽，要么成为被害的牲口，从朝廷的岳飞到民间的武松，全都只有这两种选择，绝没有第三种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像人一样地活着，就必须替天行道，废除现有世道，替换新的世道。而要替换新的世道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来自于革命造反的内部替换，或者是来自于其他国家侵占的外部替换。一般情况下都是先通过革命造反进行内部替换，如水泊梁山起义，朱元璋起义等就属于内部替换。当内部替换行不通，被镇压，并且在镇压过程中把这个国家的有生力量也一并清除掉时，国家也就失去了对外作战能力，必然会被其他国家替换掉。北宋就是因为自己消灭掉了岳飞和水泊梁山这两个国家和民间的抗战力量，最终才被金国所灭。后来蒙古灭南宋，满清灭明朝，日本差点儿灭中国，也都是这个原因。
可见，历史上中国之所以会反复被这些小国所灭，不是因为中国人无力抗战，而是因为已无心抗战，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总会出现小国打败大国，落后国家战胜先进国家的状况。当时金国与北宋的差距，蒙古与南宋的差距，满清与明朝的差距，不亚于今天非洲与中国的差距，之所以会被对方所灭，完全是百姓对国家绝望的结果。多年来我们一直讲，死人与活人的物质结构完全相同，差别只在于一口气上，个人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拥有公平正义、天道人心的国家，就是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活人；而失去公平正义、天道人心的国家，就是死人，是“活死人”，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永远是死人。
北宋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强大物质力量的“活死人”，它绝不是我们的复兴目标，而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2022-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