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收入增长长不过物价上涨，工资收入付不起房租、医疗，这是美国工薪阶层共同的困境。工人们痛恨造成他们日益困顿的社会秩序，因此寄希望于行为跳脱的特朗普打乱这种秩序，这或许就是特朗普逆袭的原因之一。
今天这篇文章由美国左翼学者弗雷德·马格多夫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共同撰写，梳理了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到二战后的“黄金时期”再到80年代后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三个阶段里不同的剥削和掠夺方式，从而为我们深度剖析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劫掠之下，身陷困顿，难以“翻身”。
文章重点呈现的是新自由主义转向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手段：首先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控制了实体经济、操纵国家政权，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以压低工人工资；其次，猛烈打击工会、修改相关法律，使工人失去庇护；第三是直接劫掠工人工资，包括避免支付加班费、劳动外包、限制工人离职自由、削减工作岗位、制造业区域性或国际性转移等；第四是不断降低工人工资在GDP中的实际占比，造成表面工人工资在增长但实际上工人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第五是工人的经济负担不断增长，如住房租金的上涨和个人所得税的增加。与此相对的，则是企业税率的降低和企业利润的增长。这一系列劫掠都造成了工人生活境况不断恶化、维持生计困难、面对压力的无力与绝望。
本篇以无可争辩的数据向我们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调和劳资矛盾以换取“岁月静好”的希冀从来都只是空想。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团结与凝聚，才能自下而上挣得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社会。然而，在美国白人工人和少数族裔工人之间，美国技术工人和一般工人之间，美国工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还横亘着因工作岗位和福利资源的稀缺、种族文化的隔膜、全球产业分工的不平等而带来的矛盾，这些矛盾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团结。
当工人中的诸如白人男性等优越群体的收入和待遇也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他们和很多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工人争夺工作岗位和生活资料的直接经验，就容易让他们得出少数族裔在抢夺他们的资源的结论。此时，特朗普为争取选票巧舌如簧的话术自然就会赢得很多工人的青睐了。
阅读本文，也能更加清晰地让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制造者是资本的逻辑而非工人自身：资本家为保证资本赢利，变本加厉地剥夺工人，从而使得工人整体的可获得的生活资料越来越匮乏。看清制造这些矛盾的罪魁祸首是资本及其代言人而非和自己同属工人阶级的其他社会群体，这是当下摆在工人阶级面前最核心的挑战。
作者｜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美国佛蒙特大学植物与土壤科学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 | 李帅、李芳（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
资本主义始终建立在对土地、资源以及人的生命的剥削之上，以便为剥削劳动创造条件。正如19世纪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工业革命是英国借助野蛮的圈地运动和欧洲列强在国外进行残酷的殖民化实现的，包括“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总而言之，这些原始剥削塑造了工业资本家产生的历史基础。
自16、17世纪至今，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挥霍淡水、土壤、森林、渔业和矿藏等资源。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以最廉价的方式处理工业废物的水槽。当下的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掠夺、污染地球的直接后果。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动力源自于对劳动力的剥削，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掠夺形式。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其工资价值。以工人的工资为衡量标准，每个工作日必然有一部分时间被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剩余部分则被用于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生产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总是不断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即增加工作日中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同时减少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的比例。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占有的剩余价值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基础，直接增加了资产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的权力和财富。
资本拥有对土地、工作场所、机器、资金和工作岗位的支配权，处于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们可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但出售条件却不能自由选择。绝大多数工人面临着一个突出的劣势，即缺乏生产所必需的资金、工具和设备，因此他们无法独立谋生，往往必须完全服从于雇主设置的劳动章程。此外，雇主拥有雇佣和解雇工人的权力，但几乎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可以保护工人免于被“裁员”。零工的兴起、工作日程的不断变化、兼职和临时工作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也正在加剧工人工作的不稳定性。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帝国角色使它们能够利用超过世界现役劳动力规模的庞大的全球劳动力后备军。
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25年通常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权国家的出现，体现为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国际贸易体系的扩张，以及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石油市场的建立。
2.二战期间，消费者流动资金的积聚极大地增加了战后有效需求。
3.
4.冷战/帝国主义庞大的军费开支。
5.因战争和备战而引进的新技术，如计算机和喷气式飞机。
6.“促销手段”的多样化。
7.美国自动化进程进入新阶段，包括建设州际公路系统，提振汽车、钢铁和玻璃工业，推动郊区发展。
8.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1966年，正值二战后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周期已经成为过去式。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A.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在《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一书中强调了（经济繁荣）这一状况的暂时性。他们认为，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随着特殊的历史力量的消失或减弱，二战后经济长期的爆炸式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相较于工业化初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呈现出增长放缓的趋势。高剥削率和垄断价格带来的高利润率和产能过剩以及相当程度的就业不足，共同构成了资本过度积累的条件。通过这种方式创造的经济盈余远超“实体经济”在新投资和资本主义消费中吸收的经济盈余。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产能过剩导致了新增产能净投资率偏低和增长放缓。
在《垄断资本》一书出版后的几年里，美国的产能利用率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时期，消费者的流动资金转变成了债务，州际公路系统已基本建成，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已完成重建，随后增长趋于放缓。与此同时，美国对世界石油价格的控制力也在下降。此前几十年，石油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扩张。但在1970年代初，石油价格逐渐从约2美元每桶上涨到约3美元每桶。为了回应美国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削减了石油产量并减少了出口量，这就导致了原油价格从每桶约3美元上涨到12美元以上，直至超过30美元。石油禁运导致1973年至1975年的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甚至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滞胀（停滞加通货膨胀）。
198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大幅提高利率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大衰退的措施缓解了通胀，却致使失业率大幅上升。随后，利率的逐步下调促成了金融业的繁荣，间接地刺激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强加于“实体经济”之上的全新债务上层建筑，最终导致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持续性经济停滞，即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并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了金融泡沫。
美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50—1960年代的年均4.3%，下降到1970—1990年代的3.2%，再降到21世纪头20年的2.0%。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是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经济停滞的趋势，而是高增长率的特殊时期。
二、新自由主义转向
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把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归咎于劳工、政府以及其他与资本本身无关的因素。面对始于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停滞，企业和富人采取了各种策略来增加他们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权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增加失业率，并通过“休克疗法”来遏制通胀。
2.在较长的时期内再次逐步降低利率，以刺激生产和金融业的发展。
3.加大营销力度以销售更多的商品，包括通过信用卡和其他手段扩大消费信贷或债务。
4.通过兼并和收购等手段进一步集中和整合资本。
5.投入巨额的军费开支，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
6.呼吁对资本和富人实施减税政策，并发放其他政府补贴。
7.发起游说活动，反对压缩利润的法律法规。
8.将生产转移到国外，以利用贫穷国家的低单位工资成本优势。
9.采取各种方法削弱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
国家与市场的新协同可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转向。与福利国家相关的社会再生产任务日益从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例如军工金融复合体。国家各部门都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有效掌控，而处于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
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私营企业的实力因联邦法律法规的变化而不断增强。嘉吉(Cargill)、科氏工业(Koch Industries)、玛氏(Mars)、彭博(Bloomberg)和赫斯特(Hearst)等独角兽公司的透明度极低，以致于“为员工权利进行谈判的工会往往拿不到这些雇佣数万名工人的公司的关键财务信息”。
新自由主义转向非但没有恢复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加剧了美国经济过度积累和停滞不前的矛盾，这就要求扩大旧的并发展新的支撑体系。二战后，政府支出在奠定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美国庞大的军事预算中尤为突出。目前，美国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已接近每年一万亿美元，但如果算上隐藏在其他地方的非官方军费开支，则远不止于此。军费开支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支撑企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是扩张美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提升集中资本的利益。然而，军费开支的增加是有限的。目前美国的军费开支已经相当于排在其后的九个军事强国军费开支的总和，且大规模战争还会导致灾难性破坏。增加军费开支已经不再能够提供有效的刺激来摆脱经济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优势，将金融活动作为管理积累现金的主要手段，其结果就是垄断金融资本进入了一个依赖低利率和政府定期救助的新阶段。金融化涉及债务和投机的扩张。在私营部门内，各种债务呈爆炸式增长。金融资本将经济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在赌场里，你可以对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东西下注，并且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型金融“工具”还在推波助澜。“秃鹫资本家”(vulture capitalists)利用杠杆来进行收购，有时则出售部分股权。通过这种购买、剥离、翻转的方式，大型资本单位在榨取现金的同时还削弱了公司的实力，而且通常会在工人失业的情况下申请破产。
金融化与普遍垄断的趋势密不可分。西方政府积极推动这一趋势并将其作为官方政策，这打破了以往反垄断的做法。为了推动并购，美国联邦政府取消了从新政时期(New Deal Era)就开始实施的一整套限制性政策，最突出的做法就是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来。然而，这导致了由金融引发的企业垄断新浪潮。由于控制大份额市场的公司逐渐减少，垄断或寡头将拥有更大的权力来提高价格，创造更高的利润率，同时也拥有更大的权力来压低工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仅前200家大公司就占据了美国经济总利润的30%左右（该经济体包括550万家公司、200万家合伙企业、1770万家非农独资企业和180万家农场独资企业）。
需要重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总是被资本归咎于高工资、低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政府干预。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自二战以来，这一直是资产阶级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论调。尽管经济停滞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但在2008年之前，主流经济学都忽视了这一点，直至今天还在试图淡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这种未能正视现实的情形体现在1980年代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中，最初被称为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这种经济学思想为将收入和财富从穷人身上转移到富人身上进行合理化辩护，以此作为经济放缓的解决方案。一种观点认为，富人面临利润挤压和随之而来的投资资金短缺困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司和富人还不够富有（即使富人已经坐拥大笔资金也未进行投资）。于是，相应的补救策略变成了：
（1）通过增加利润或减税的措施，增加公司和富人可支配的经济盈余；
（2）取消规制，促进公司扩张和私有化。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整体经济“蛋糕”更多地切给了富人，刺激了富人的奢侈消费，他们将增加的一小部分资产用于购买私人飞机、游艇、豪宅等，从而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尽管金融化通过财富效应短暂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越来越慢。
当前，金融化已经在经济领域中根深蒂固，并且已经发展到可以操控人们固定收入之外的个人资金流动的程度，这主要通过比过去更系统、更贪婪的技术来实现。例如，劫掠私人和公共养老金、医疗保险，对穷人设置更高的利率，以及抬高药品价格。
在华尔街泡沫最严重的时期，大部分人都被卷入其中。在2007—2009年大衰退/金融危机中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低利率使得住房所有者可以根据房产增值进行再融资和获得二次抵押贷款。这样一来，即使收入没有增加，他们的支出也能增加。然而，当危机来临时，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将许多人推向了破产。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到，新垄断金融资本体系的本质就是从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