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地球上有谁还没看过这样一张照片：耳朵和脸颊上沾满鲜血的特朗普被在特勤局特工的保护下，举起拳头，背景是一面美国国旗。这张照片瞬间成为了标志性事件，评论也层出不穷。右派声称新左派而非民粹主义右派才是暴力的真正根源，而左派则指出以色列等国政府的虚伪性，他们一边强调政治暴力没有任何合法性，一边却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大肆屠杀。左派说得有道理，我这里只提一个没有受到媒体关注的丑闻：几天前，全球知名的巴勒斯坦诗人和活动家哈南·阿瓦德（Hanan Awwad）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检查站被以色列士兵拦下；她被拘留了四个小时，遭到辱骂，被称为恐怖分子，还被拳打脚踢……原因是什么？她被反复盘问她所发表文章的内容。大型媒体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人用iPhone 记录下这一事件，但实际上这一片段能比右耳流血的特朗普更具标志性意义。
但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应该退一步来探讨一个根本问题：对特朗普这个人物的痴迷和着迷究竟从何而来？长话短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被提升到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恋物癖”的地位。什么是恋物癖？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曾写道，即使一个善妒的丈夫所说的关于他妻子的一切（她与其他男人上床）都是真的，他的嫉妒仍然是病态的：病态的因素是丈夫需要嫉妒，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他的尊严，甚至身份。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即使纳粹关于犹太人的大多数说法都是真的（他们剥削德国人，他们勾引德国女孩……）——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反犹主义仍然是一种病态现象，因为它压抑了纳粹需要反犹主义来维持其意识形态地位的真正原因。在纳粹看来，他们的社会是一个和谐合作的有机整体，因此需要一个外部入侵者来解释分裂和对立。犹太人的形象是社会对立的替代品；这是反犹分子在面对赤裸裸的社会对立之前最后看到的东西。
“恋物癖”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反犹太主义中的犹太人形象，也同样适用于解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哈马斯特别是叶海亚·辛瓦尔（哈马斯加沙地带现任领导人）的迷恋，他们将其视为深渊恶魔的代理人：哈马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面对巴以冲突的真正对立之前最后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自由派媒体对内塔尼亚胡的迷恋也是如此：这三驾马车发挥着恋物癖的作用，使西方自由派得以将以色列的问题归咎于少数破坏了无辜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这样可以避免面对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从河流到海洋”的以色列概念已被刻入犹太复国主义的基因中（今天，超过80%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这一概念）。
自由派对特朗普的迷恋显然也是这样一种迷信，它混淆了自由派自身的命运局限。艾略特（T.S. Eliot）在《文化定义笔记》（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说过，在某些时刻，唯一的选择就是异端与非信仰之间的选择，保持宗教生命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其尸首上进行教派分裂。这就是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要想真正打败特朗普，挽回自由民主中值得拯救的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自由民主的尸首上进行教派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纳德·特朗普的形象是自由主义者在面对阶级斗争之前最后看到的东西。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对特朗普如此着迷和惊恐的原因：回避阶级话题。黑格尔的格言“邪恶存在于到处都能看到邪恶的目光之中”在此完全适用：妖魔化特朗普的自由主义目光也是邪恶的，因为它忽视了自身的失败如何为特朗普式的爱国民粹主义打开了空间。
这些失败背后的终极意识形态原因，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制度和经济体系，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更“抽象”的特征：放任的左翼自由主义仍然牢牢恪守“善”、“节制”和“健康”的逻辑，反对一切形式的激情过度——或者，正如托德·麦高恩（Todd McGowan）所说的那样：“右派的正确之处：充分的善”。这种立场不仅适用于政治，也适用于性。以下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关于巴黎奥运会的报道：
“奥运会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安全性行为。现在，它想把重点放在快乐上。性健康中的愉悦优先指的是赞美性体验带来的身心益处并将风险降至最低的方法。它旨在改写将性视为禁忌的恐惧和羞耻叙事，性健康组织提倡性积极方法，将其作为释放对性权利和福祉的更大能动性的根本。“
这种积极的态度似乎没有问题：为什么只是负面的警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性作为一种积极的快乐体验来强调呢？然而，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从性到快乐的转变，从过度的性激情到受控制的、被驯化的、以其积极作用为理由的快乐……简而言之，我们得到的是没有过度性欲的快乐，是为健康和幸福服务的性。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我们得到了快乐原则（及其内在补充——现实原则）的纯粹统治：目标是快乐，但快乐必须受到控制和调节，这样它才不会变成痛苦和自我毁灭。在右翼民粹主义中，我们获得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超越快乐原则”的向度，我们得到了激情的所有过剩部分，它们就在这里：只有通过我们不同的激情参与，才能产生新的东西。
因此，难怪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左派的最终立场是忧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忧郁概念。勋伯格的学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重要的作曲家汉斯·艾斯勒就是最好的例子。艾斯勒当然对斯大林主义的压迫深感不安，他把这种压迫视为阻碍其创作的负担（这一点在他晚期的歌曲集《Schwere Gedichte》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该作品歌颂了1956年后的去斯大林化）。然而，在更微妙的层面上，他意识到去斯大林化的过程（赫鲁晓夫的“解冻”）破坏了整个体系的稳定，使共产党人失去了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强加给他们一种确定党的路线的坚定理想。用黑格尔的话说，随着去斯大林化，共产主义计划本身已经死亡，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使他感到忧郁……这就是左派的运作方式：虽然左派知道左派的主要模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计划可言——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激情都在新右派民粹主义者一边。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选择J.D. 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非常合适（对他来说）。万斯在其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2016年）中表达了支撑新右派民粹主义的世界观；这本自传体回忆录讲述了一个贫穷的阿巴拉契亚白人工人阶级英雄在一个充满暴力和酗酒、母亲吸毒的家庭中奋斗成功的故事。他成功了，通过辛勤劳动成为了百万富翁。虽然这本书充满了虚假和陈词滥调，但万斯的故事是以一种深刻的个人参与方式讲述的：他的谎言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与白人自由主义者对赤贫的边缘人群居高临下的关怀形成鲜明对比。万斯的这一特点要比他在乌克兰、欧洲和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危险得多。打败特朗普的办法不是一枪打死他，而是向公众提供更好、更吸引人的叙事，能够吸引数百万人的主观体验。但是在我们这个媒体被全面操纵的时代，这还有可能吗？
原文网址：https://slavoj.substack.com
/p/the-shooting-of-trump
翻译：赵丁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