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贫困化
——马克思理论批判的着力点和理论发展的张力所在
[摘 要]对贫困化的研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动因和实践旨趣形成的关节点,马克思对贫困化的分析在理论上是层层深入和提升的,即从对经济利益和政治国家的初步探讨扩展到对人生存的意义、价值和根据所代表的哲学层面的探索,创立了异化劳动学说,建立了新的世界观。进而,马克思深入地解剖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开辟了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远景。
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批判哲学家,总是把研究的焦点投射于社会现实。关注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动力,我们依据时代的发展追寻马克思的思想脉络,试图解明现实状况与他的思想发展的关联。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共生现象,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对农民土地的剥夺。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试图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的基本方法并不是从理想出发、用理想与现实相对抗,而是找出现实存在中的不足和“病症”。围绕现存社会的不足及其“病症”,在解剖现实、批判旧世界中深化理论,实现思想的转变。马克思早期真正抓住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机体的重要的病理现象是贫困化,这使他放弃了以抽象的自由、公平为观察问题的出发点。贫困化是马克思解剖现实、实现理论转变的切入点,也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阶段,马克思对它揭露的角度不同,这是伴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注人的发展的视角转换而转换的。同时对现代社会贫困化的分析和批判推动了马克思理论视角的深化和新世界观的形成。
一、早期对贫困化的研究是推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的动因和实践旨趣形成的关节点
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坚力量,他的精神自由论显然受到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精神的实质就是真理本身,是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而不是“官方的色彩!。他追求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在《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把理性看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把(言论)出版自由归结为精神自由。人的精神对真理的探讨是自由的,因此限制人们的精神活动——即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发表自由、出版自由,就会限制人们对真理的探讨。马克思强调精神的自由,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存在。但是对现实的关注使他对摩塞尔两岸地区农民的贫困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不仅是物质的贫困,更为严重地是由此而来的道德的贫困。他说: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马克思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状况。我们至少必须始终分清两个方面,即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因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但是管理机构根本不在自身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政府为了减轻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已经采取了一些为大家所熟知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有的显然只能减轻,而不能消除贫困,而且这种减轻所触及的并不是经常性的贫困状况,而只是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慢性病,而只是突如其来的急性病。有的是同农民的传统的法的意识相矛盾的;农民认为,这种建议是企图使他们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管理机构采取的其余的措施,是越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的。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下已经丧失了合乎人性的东西,工人所遭遇到的非人的生活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对贫困化的最早关注内含着马克思新的理论发现和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对现实的关注和大量实证材料的掌握使马克思看到:把理想和现实原则对立起来的理想主义在太空中飞舞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只能从理想主义中汲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道德的主要体现,法律是实现客观自由的形式,但是现实中“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合法的东西,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自由的本质与现实的“非人性”的存在状况的矛盾形成了马克思的兴趣点,应然与必然的巨大的反差推动了马克思进一步的思考。马克思认为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像自然界中弱肉强食一样的现象:“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后者就象水螅一样附在地上,他只有许多只手,为上种人攀摘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因为,在自然动物界中,工蜂杀死雄峰,而在精神动物界中则恰恰相反,是雄峰杀死工蜂——用工作把它们折磨死。”通过对劳动者贫困化的关注,马克思已经接触到和提出在社会不同等级中的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试图揭露贫困的真实原因,对“非人的生活”进行解释。
二、马克思抓住社会张力和冲突的焦点——贫困化,从对经济利益和政治国家的初步探讨扩展到对人生存的意义、价值和根据所代表的哲学层面的探索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在社会财富所处的三种状态下工人的状况:一是在社会财富减退的状况下;二是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况下;三是在社会的繁荣达到顶点的情况下。马克思的结论是:“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马克思认为劳动者贫困的产生正是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资本利润、地租同劳动的对立,其中贯穿着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利润是劳动创造的,地租也带有资本主义色彩。他根据所研究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认为工人沦为机器和资本的奴隶的命运是与异化劳动分不开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也没有给我们提供理解劳动、资本和土地分离的钥匙,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马克思从七个方面列举了国民经济学理论同实践的矛盾:一是劳动者的全部产品本应属于劳动者但其得到的最小;二是一切东西能用劳动购买但劳动不仅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本身和自己作为人的资格;三是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但处处被资本与土地凌驾;四是劳动是惟一不变的物价但没有任何东西像劳动价格那样具有偶然性并波动;五是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却使劳动依附于资本家,加剧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六是国民经济学认为,工人利益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但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什么状态,总是对工人不利的,因此社会同工人利益相对立;最后,马克思揭示了如果劳动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就是有害的、造孽的。马克思认为在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状态下,工人同共同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所以马克思说:“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贫困化的分析在理论上是层层深入和提升的,把贫困化的根源归结为异化,从异化的视角对人的境况的分析是马克思从哲学层面对现实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分化根源的深层次反思。马克思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异化——劳动产品同工人、劳动过程同工人、人与人、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异化的概念是以对人的真正的、符合人的类本质活动的认可为前提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人体现人的类本质有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产品;二是劳动过程。生产者通过使自己的劳动外化、物化为产品来体现自己作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对于真正的人来说,其劳动产品应该是主体本质的外化,是它的生命力的表征,但是在私有制前提下,劳动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因此,工人降低到“物”的水平,“物”不但与“人”本质相脱节,而且“人”也异化为“物”。同时,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工人同劳动过程之间是活动的外化,但这种外化并不能表征人的本质力量,而是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自由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受摧残。因此,马克思说:人的异化劳动……把类从人那里异化出去。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视角,揭示了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几种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并列的,在对这几种异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活动的异化的侧重,他是围绕活动对人的异化来导出其他几种异化的,这不仅因为异化并不只表现在物同人的分离(物质贫困),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人的活动成为凌驾于人自身以上的力量,而且因为前者只是后者的衍生或者结果。对劳动的深入分析延续到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在写作《费尔巴哈提纲》的时候,他对人及其异化的关注,由关注其生存条件转为关注人进行的实践活动本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它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一脉相承和发展。“非人性”的现实和环境同人的活动的异化性质是一致的,对其理解只能从人的实践活动上来理解,而对“非人性”活动的改变和人的异化的活动状态的改变,也只能“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们正是在改变环境的实践中创造着自己新的活动方式,即改变着人自身。反过来,人们也正是在改变自身活动方式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着外部环境。无论是就环境的改变还是就人的活动的改变而言,实践的过程都具有革命的性质,因为它不断创造着新的环境和人类活动的新的方式,历史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纬度得以展开。消除异化正是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为实践本身的革命性、批判性特征决定了异化的世界必然要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三、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了人与人的相异化,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深入,这一点被凸显出来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的对立是根源于经济生活领域和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资本论》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他在《资本论》一开始就声明:本书的任务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进行解剖和理论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列举了无产阶级贫困的例证,他大量引用官方资料、经济杂志资料、医生的调查报告,说明当时苏格兰爱尔兰矿工、农民的居住状况、生活状况。他认为:“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一方面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前的几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另一方面贫困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大规模的机器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系统、压抑了肌肉运动、侵吞了工人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即使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体现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不仅在量上增长,而且在内容和品种上必然增加。但马克思认为:“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这种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马克思揭示了这种对立和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灵魂”就是最大限度的吮吸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资本的规律。同时,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供了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一把钥匙”,是“赋有整个政治经济学革命变革使命的事件”。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异化现象、一切社会关系方面的颠倒和混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渡阶段所产生的暂时的现象。他写道:“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不仅“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而且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
贫困化是了解社会的信号,是属于现实本身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本性,马克思以贫困化为切入点,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为解决矛盾开辟道路。对普通劳动人民利益的关注、对贫困化的真实原因的探求,使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突破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藩篱,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的新世界观,同时把眼光投入社会现实看到的是劳动者的贫困,这是与马克思的立场分不开的。马克思的趋向是人类的解放这个旨趣,是关心人类的生存状况,他深入到资本主义现实内部来探索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寻求资本主义如何从其内部生长出自身的否定力量。他从无产阶级非人性的生存条件中看到无产阶级是改变现实的主体力量。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使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发财致富的秘密和阶级对立的根源,他看到不仅所有的资本主义的财富、它运行的内部结构都是工人劳动的对象化所形成的,而且解构资本主义的力量也是源于无产阶级——他的创造性的活动、他对于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同时还有赖于无产阶级的主体性的提高。
作者：苗泉竹
文章来源：《学术论坛》2005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