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善良的民族，强盛的时候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疲弱的时候还要收留被西方各国排斥的流亡群体。
而有些人却总是喜欢把别国说成是“文明的样子”，明里暗里嫌弃自己的国家，还动不动喜欢给网友扣上一顶“民粹主义”的帽子。
特别是在涉及与日本有关的议题时，这种声音就会时常出现。
然而，随便翻翻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都是很好的。
远的像“册封倭王”、“接纳遣唐使”、“鉴真东渡”等等就不说了，就说近代，特别是中国衰弱之后的那段时间。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二十一条”、“强占胶州湾”等事件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中国，但中国人民并没有仇视日本人民。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放下了“甲午战争”之恨，为日本灾民捐粮捐款，全国上下对日本人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之心。
虽然那些“亲日人士”总在回避这段历史，但这段历史并非不值一提，而且有很多细节应当被后人了解。
善良的中国人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7.9级强烈地震，地震又引发大火，东京、横滨犹如世界末日，有10万余人伤亡，200多万人无家可归。
上海的《申报》在9月3日就以头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称之为“空前奇灾”，《民国日报》、《大公报》、《晨报》等报纸也纷纷连日报道“关东大地震”。
四面八方舆论传递着同一个声音“中国人立刻行动起来，赈济日本灾民”。
在政府方面，虽然大总统黎元洪已在6月交权离开北京，北洋政局一片混乱，但看守内阁仍将日本灾情当成一件大事来看。
9月2日，中国外交部派员赴日本驻华公使馆表示慰问。
9月3日，内阁会议讨论救灾问题，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
“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全体阁员表示赞成。
会议通过了三个事项：
一、由政府拨款二十万银元赈济日本；
二、令各省督军组织日灾急赈大会；
三、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医疗队赴日救灾等。
9月4日，内阁以发布大总统令方式落实上述事项。
在民间，京沪各界名流紧急商议赈济日灾事宜，筹集米粮30万石（1石大约等于100斤）送往日本。
各省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报界、商会等机构还专门组织了“日灾会”，为日本救灾出钱出力。
中国戏曲界以梅兰芳为首倡导慈善义演，筹款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响应，以前这种义演只为中国灾民举行。
可见，中国人是将日本灾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做。
9月7日，中国文艺界的倡仪书写道：
敬启者：昊天降灾，唯我东邻日本，突遇地震之厄，九衢灰烬，海水群飞……京沪闻风，庶可集成巨款，救灾睦邻，人各有责……
在中国各界的努力之下：
日本人接受到的第一批国外援助物资是“新铭”号运送的中国大米；
第一支抵达日本的国际救援队是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
中国京剧明星的赈灾义演两天便筹得5万大洋，捐给日本；
各大城市中小学还成立了恤邻募捐队
……
连张作霖都向日本提供了救灾面粉2万袋、牛100头。
这些还是中国人最初的援助行动，中国各界为日本灾区捐款捐物一直持续到了11月。
当日本人看到中国尽力救助日本时，就趁机想要中国解除“米禁”。
“米禁”肇始清朝末年，大米、小麦等民生物资被视为重要战略物资，不得出口。
日本虽然在1910年强占朝鲜，但它的大米供应仍然不足，一直在中国偷偷采购大米。
1907年，日本政府曾向湖南巡抚岑春蓂请求开弛米禁，遭到拒绝。
1918年（大正七年），因米价上涨了四倍，日本爆发“米骚动”，引发全国暴乱。
1919年，日本不得不再次请求中国开弛米禁，但再次遭到拒绝。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看到了中国人不计前嫌，慷慨解囊的善举，于是，又打起了“开驰米禁”的主意。
1929年9月3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本国政府为救护罹灾人民起见，目下正由各地方征发谷类及其他粮食，但值此青黄不接之际，仅依国内之谷或恐不足”来暗示中国应当“开驰米禁”。
这种道德绑架，让北洋政府很为难。
“米禁”是中国最敏感问题之一，一旦解除，民粮、军粮、库存粮都很可能会流失一空。
北洋政府没有回复芳泽谦吉，意思就是，日本全国的粮食危机要由日本人自己解决。
但日本认为中国当时同情关东大地震的舆论氛围对“开驰米禁”十分有利，所以，还是要“努力争取”。
接着，一些日资报纸和亲日报纸也抛出了这个议题。
中国人的态度分成两种：
一、“五四运动”以来的排日观念“已顿时消释”，日本新米要到11月才有收成，中国应对日本“开驰米禁”。
二、“国耻为重，卧薪尝胆，抱定初衷，不达目的不止，万不可因日灾而稍懈。”中国粮食遇到灾年时，尚不能自救，哪有余力去供应日本？
但日本驻华公使馆还是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了“弛禁米粮以资赈济日灾的请求”。
在北洋政府动摇之时，日本人又想单独与中国两个产粮大省“沟通”，一个是江苏，一个是湖南。
1923年，江苏“禾稼丰登”，收成大好。江苏督军齐燮元被日本人和粮食买办说动，有开驰米禁之意。
江苏人极力反对开禁，江浙沪三地为救助日本地震灾民已经在尽心尽力了，但开驰米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会引发国内物价飞涨。
上海海关监督姚煜表示：“苏米万无弛禁之理”。即便是苏米来沪，粮商如果没有省署核准的公文，上海海关决不会放行。
江苏各界希望齐燮元当机立断，坚持米禁。
当时居住在苏州的章太炎立刻在报纸发文表示反对开弛米禁：
一、不能直接向日本输出稻米，“日本常食自稻米而外，芦菔山薯每日不离于口，其余包谷豆芽，悉可供餐”。
意思就是，大灾之年，日本人什么不能吃，非吃得大米？
二、江苏省接济邻省灾民可以用稻米，但接济日本用钱币、服装、土特产即可，不可开驰米禁。
民间的舆论与章太炎类似，“开驰米禁，对于日本，固是受益匪浅，而在我国小民身上，却是受无形之灾了。”
一些亲日报纸却在制造谣言，说中国为了帮助关东大地震灾民已同意开驰米禁，闹得人心惶惶。
北洋政府内务部不得不于1923年10月13日通电辟谣，要求各省慎重对待粮食出口问题，政府并没有明文公布粮食可以自由出境。
日本人在江苏没能成功，又去湖南“努力”。
湖南在丰年会有暂时性的开禁，以增加财政收入。
关东大地震发生时，正值湖南秋收，粮食丰捻。
9月28日，日本驻长沙领事提出在湖南购米赴日、赈济日灾等请求。
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认为有利可图，湘米可以卖高价，然后再充实军饷。他致电外交部，表示支持湘米开禁。
但在10月，北京知道日本有替代粮可以度过危机。所以，北洋政府在人道主义上的压力并没有这么大。
1923年11月，财政部长王正廷提出“诚恐奸商缘以为利，致将来民食发生问题”意见，要求加强米禁，北洋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
粮食买办却就比日本人还急，希望湖南能变通行事，他们知道北洋政府其实管不了湖南，也管不了吴佩孚。
不久，长沙传出消息，湖南当局已同意开驰米禁。
消息一出，中国北方米价应声而涨。
11月22日，北京发布命令，所有运米执照一律停发，已准之执照，应在一个月内将所购米粮运出，逾期无效。
吴佩孚觉得没有必要再为此事跟北洋政府对抗下去，拒绝了日本人的采购要求。
最终，日本人想从湖南采购的20石大米（最低目标）也没能实现。
从“米禁”一事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日本人真的很好，粮食、资金都有及时提供。
关东大地震，中国人对日本人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援助多，时间长，范围广。
但日本人想的却是如何借机把中国的命根子给挖过去，搞得中国很为难。
反过来想，如果中华民族是一个“无情、冷酷、排外”的民族，又怎么可能被道德绑架？
《大阪朝日新闻》当时报道，“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是日人梦想不到之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
中国人的善，是日本人梦想不到的善。
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写道：为日本官民者，当如何感激也？
中国人并不求回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顶多是希望日本人在走出地震伤痛之后，能与中国友好相处，以德报德，以善报善就够了。
但日本人是如何报答中国的？
历史已经告诉过我们答案。
今天，日本为什么会跟中国和平相处？
因为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应当反思的是日本人，不认真反省历史罪行，又怎么会有光明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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