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二册第十一章 国家各项事业创新发展

　　文化 ， 国家根之所系 ， 民族脉之所维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播者 ，是由一群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所组成的一个阶层 ，这个阶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而旧中国是一个科学文化落后的国家 ，给新中国留下的知识分子少 得可怜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不完全统计 ，全国各类知识分子只占当时总 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 。新中国成立后 ， 出生于旧社会的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 下 ，绝大多数在思想上 、政治上取得明显进步 ，他们热爱新中国 ，愿意为人民服 务

　　第一节 发挥知识分子独特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 ， 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继承与拓展了党在民主革命时 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任用并举的政策 ，在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 、教育、 改造的政策的同时 ，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独特作用。

　　首先 ，对著名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仅从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到十月二十一日政务院宣告成立的开国短短二十一天中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分别任命的各机构的领导人选里 ，就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其中如黄炎培 、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奚 若 、彭泽民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马寅初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 ；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部长 ；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 ；梁希担任农垦部部长； 沈雁冰担任文化部部长 ；马叙伦担任教育部部长 ；史良担任司法部部长 ；胡愈之担 任出版总署署长 ，等等 。据统计 ， 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中占了 二人 ；在二十一个政务委员中 ， 占了十一人 ；在政务院下属三十个机构的九十三名 负责人中 ， 占了四十二人 。这些数字 ，还不包括共产党员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内。

　　其次 ，对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实行“包下来 ” 的方针 。建国初 期 ， 国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失业问题 ，这是政权更替留下的现象 。而对于那些曾 经服务于旧政权的特殊阶层来说 ，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 。为解决旧知识分子失业问 题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遗余力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政务院在 《关于救济失业教师和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 中指出 ，应在大城市举办各种短 期训练班 、补习班及夜校等 ，吸收大中学失业学生入学 ，毕业后设法介绍他们参加 各项建设工作 。同时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登记 ，除尽可能地介绍职业外 ，应本着以 工代赈的精神 ，分配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 ，发给生活维持费 ；无法工作者， 组织学习并发失业救济金 。这样就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自己原来的业务 ，一些 失业知识分子也分配到适当工作 ，经济上给予较优越的待遇 ，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 题 。除此以外 ，毛泽东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利用自己与一些旧知识分子的 私情公谊 ，妥善地解决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 。如著名美术家李苦禅 ，毛 泽东通过秘书田家英 ，很快恢复了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职务 。对一些年纪比较 大 、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老年知识分子 ，则采取“把他们养起来 ”的办法 ，或者 安置在文史馆一类的工作岗位 ，用其所长 ，发挥其作用 。与此同时 ，为了更好地吸 引人才 、集聚人才 ， 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知识分子归国的热潮 ，一批批留学海外的有见识、 有文化 、有技能的知识分子 ， 冲破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 ， 回到祖

　　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离美前发表 《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 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 、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等经过千难万险的归国经历 ， 已广为人知 。与在 国外的大批知识分子远涉重洋 ， 回来报效祖国相呼应的是 ，新中国的领导者们 ，也 正在发挥新政权的优越性 ， 敞开胸怀 ，礼贤下士 ，为他们排忧解难 ，给他们一定的 政治地位 ，为他们参与祖国建设创造条件。

　　再次 ，采取各种方式 ，帮助知识分子获得或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技能 。我 们党采取各种方式 ，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的工 作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 ：对知识分子 ，要办各种训练班 ，办军政大 学 、革命大学 ，要使用他们 ， 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简 史 、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就是唯心论者 ，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 。要 用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 ，是必要 的 。他还指出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在这个问题上 ，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 不对的 ，过于性急 、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一九五〇年十 月二十七日 ，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 强调 ：处理失业 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 ，应当是经过训练或其他方式 ，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 务的观点和技能 ，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

　　最后 ，表现在我们党积极组织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 。从一 九五〇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在知识分子中间逐渐采取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的方针， 让知识分子参加各种改革运动 。这种实际的政治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 。北师大校长陈垣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 ，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 的一些学术思路 。他在四川巴县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 ，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 言 。他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 ，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 事实不符 ， 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 对以往“ 闭门治学 ”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 ，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 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 。著名文学家萧乾的 《在土地改革中学习》， 美学家 朱光潜的 《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 社会学家吴景超的 《参加土 地改革工作的心得》 等文章 ，都介绍了自己在参观 、学习中得到的收获 。这些文章

　　均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 上 ，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事实说明 ，思 想改造符合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 ，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 。也就是说 ，采取这一方针 政策 ，既有必要性 ，又有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 、教 育的策略 ，是从当时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 ， 同时也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实际需 要的 。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是融洽与和谐的 。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热情 和从未有过的政治积极性 ，投入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

　　通过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以及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实践教育 ，知识分子的思想 和心理状态正在积极调整 ， 以适应新中国 、新社会的要求 。但是 ，党中央和毛泽东 认为这种变化与调整还不够 ，强度太小 、 目标要求也不高 ，世界观 、价值观等没有 根本性的改变 。实际情况说明 ，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克思 列宁主义 ，缺乏辨别是非的思想武器 ，而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知识分子 ，虽然 已经学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但仍不会应用 ，不会去具体地分析历史和现实 ， 以 至思想文化界呈现出某种混乱现象 ，有必要进一步学习并展开思想交锋 ，提高政治 认识和理论水平 。同时 ，经过两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 、教育政策的贯彻 ，知识分 子本身也具备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觉悟 。他们目睹新中国成立两年来 ，在 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 ，开始信服中国共产党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初步解决了跟谁走 以及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 ，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 推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当时 ， 国内面临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 ，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 ，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已经成为主要任务 ；另一方面 ，还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尚 待进行 。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 ，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 ，价值观念混 乱 ，新文化与旧文化两种文化面貌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 。当时 ， 中国知识分子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军队中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 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 ，通常称他们为革命知识分子 。这部分人人数相对较 少 ，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 。二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 留下来的大量宣传 、教育机构 ，各类学校 、厂矿企业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中的知识

　　分子 ，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 、科技工作者 、文艺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 、医务工作者 等等 。他们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 ，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就他们 而言的 。三是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 。后两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曾 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 ，或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影响下 ，参加 过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知识分子。

　　然而 ，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 ，仍然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 。他们大 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 ，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 ，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 社会 、新政权格格不入的旧习惯和旧思想 ；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 ，虽然极度不 满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扶蒋反共 ”政策 ，但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 想 ，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 ，对共和国 、共产党 、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 ，甚至 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 。这种“新的力量 ”， 当然指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解放战争时期 ，这些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较为 活跃 ，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 。当时 ，美国对这些人抱有极大的期望 。在 美国政府组织人员编写的 《美国与中国关系 ：着重于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时期》 的白皮书 ， 以及艾奇逊为此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 ，就公开宣称“要招收中国的 所谓‘ 民主个人主义 ’分子 ，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 ，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 府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第 76 页） 尽管毛泽东 写了五评白皮书 ，反复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切勿对美国寄予幻想 ，尽管以民盟为代表 的各民主党派及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都表态批驳了美国白皮书 ，但毋庸置疑的是， 毛泽东对美国政府以及所寄予希望的中国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动向是保持警 觉的 。这也就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现实依据。

　　一方面 ，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 ，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 接解放 ，参加祖国建设 。另一方面 ，他们的学习热情也很高 ，急切要求了解新社 会 ， 了解中国共产党 ， 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恳切地希望党和政府给以教育和 帮助 ， 以便尽快地提高思想觉悟 ，转变立场 ，报效国家 。但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剥 削阶级家庭 ，长期受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的教育 ，在思想上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 印 。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中共中央决

　　定 ：开展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在他们中间广泛组织马列主义基础知 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 ， 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 ，采取各种 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 。应该说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提 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 ，与当时准备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的形势也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旧知识分子 ，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 ，与封建地主阶级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土改中 ，他们要想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 ，就不能不来一 番思想上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 。毛泽东曾把战争和土改看成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 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 、一切党派的“两个关 ”，号召大家做一个完全的革 命派 ，过好土改这一关 。我们党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需 要 ，对知识分子实行在团结 、教育的基础上 ，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 。它主要包 括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此后几年陆续开展的对电影 《清宫秘史》 与《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胡风文艺 思想等的批判 。其主要目的在于清除旧知识分子中对洋人买办与封建遗老遗少的奴 颜婢膝的倾向 ，教育人民不要再有依赖洋人或者害怕洋人的殖民地人民的旧思想意 识 。应当说 ，这些批判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 ，让代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 、新文化去 占领中国旧的思想文化阵地是非常及时的 ，也是十分必要的。

　　正如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 的讨论》 一文 中曾尖锐指出的那样，《武训传》 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像武训那样的 人 ，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 争的时代 ，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 ，反而狂热地宣传 封建文化 ，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 ，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 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这种丑恶的行为 ，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向着人民群 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 ，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 ”的革命旗号来歌颂 ，甚至用革命 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 ，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 这种歌颂 ，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 ，污蔑中国历史 ，污蔑中国民族的 反动宣传 ，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 的出现 ，特别是对于 武训和电影《武训传》 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 ，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 何等的程度！（《毛泽东全集》第 30卷 283页）

　　毛泽东认为 ，在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的 ，还有某些共产党人一进城就 丧失了历史目标和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 。借用黑格尔著名的比喻就是 ：奴隶在获 得了主人财富的同时 ，头脑上却做了主人的“俘虏 ”（这与李闯王没有区别）。毛泽 东忧心忡忡的 ，也是十分惊讶地发现了这一切 ，这种发现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地 严厉批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他们学了 社会发展史乃至历史唯物论 ，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 ，具体的历史人物（像武 训）， 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 就丧失了 批判的能力 ，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 的共产党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 ，究竟跑 到哪里去了呢？

　　毛泽东所说的“具体的反历史思想 ”，也就是指 《武训传》 的基本叙述 ，这种 叙述颠倒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革命还是改良）、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 的基本主体（农民还是劣绅）、颠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组织起来还是个 人奋斗）。而且 ，毛泽东加重语气说 ， 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历史 ”，而且还是以 后者污蔑前者（以劣绅污蔑农民 ， 以个人奋斗污蔑组织起来 ， 以改良污蔑革命）， 因而实质上是“污蔑历史 ”。毛泽东在这里反复运用“污蔑 ”这个词 ，表述的不仅 是他本人而且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受到的 ，来自 知识 、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武训传》 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承认 或者容忍这种歌颂 ，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 ，污蔑中国历史 ，污蔑中 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 ，表达的正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所阐述的 ：在中国这 样的国家 ，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 ，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 身就自然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革命的“受益者 ”和“参与者 ”未必都是 “ 自觉的革命者 ”，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 ， 同自觉地意识到“历史 ”的革命运 动还是两回事 。共产党人不能认同《武训传》 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 。这绝不仅仅是 因为 ：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旧文化 ，歌颂和推行旧文化 ，看起来与刚刚结束的土改 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 ，而且更是因为 ，它与共产党正在农村进行的 ，包括推广全民 识字率 、现代生产 、卫生 、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 ”工作背道而驰 。这些新文化知

　　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 ，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 ，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 经济基础 ，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 ，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 青年学生具有推动农村新文化建设的优势 ，就在于他们推行的“新文化 ”，有不产 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 、世界 、历史 、社会 、科学等观念）， 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 ，很少有、甚至没有农民传统的缺点。

　　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 ：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 ，而更是一场新文 化的革命 ，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 、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 ，其目标 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 。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 ，不仅仅是追求经 济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 ，而且是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 绝对平等 。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 ，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 ” 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 有制的基础上 ，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 ，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 力 。而他们推行的一套旧文化 ，实际上起着束缚农民和农村的枷锁的作用。

　　在许多旧知识分子看来 ，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而是以种种努 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 ；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 治者 ，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 ， 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我 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 ， 向这些敌人投降 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 ， 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 层建筑（政治 、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新的阶级力量 ，新的人物 和新的思想 ，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 ，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 颂的 ，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的确 ，如果容忍这类旧思想 、旧文化的长期存在与 泛滥 ，甚至歌颂之 ，那么许多知识分子乃至共产党人的思想演变将是或迟或早会发 生 ，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信念只能成为被束之高阁的空话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 毛泽东就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流毒和帝国主义奴化文化影响 ，于意识形态领域里在共 产党人内部打响的震耳欲聋的第一枪 ，也是老人家在建国后第一次真正介入文艺问 题的讨论 。毛泽东站在共产党人必须立足于宣传“新文化 ”的立场上 ， 明确指出： “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 ，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 。武训自己一个人想 得不对 ，是极少的事 ，没有什么影响 。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 ，这是借武训来宣传

　　自己的主张 ，而且要拍成电影 ，写成著作或论文 ， 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 ，这就引起 根本问题了。”（《毛泽东全集》第 30卷 370页） 它就不能不与某些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 ”的问题相联系了。

　　当然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人们的“思想改造 ”问题 ，既非建国后才提出 的 ，也不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 。然而 ，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目的 ，就是要 将广大知识分子转化为新中国各项变革与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 ，这也是我国在各方 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因此 ，在广大知识分子中 肃清封建主义流毒和帝国主义奴化影响以及“崇美 ”“恐美 ”等错误思潮 ，批判资 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学习 ，是符合历 史前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 ，而且也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可 。不仅吸引了那些留学 海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报效祖国 ，而且也稳定了那些坚持在大陆的大批知识分 子 ；不仅安置了大批失业知识分子 ，还使他们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机会 ；许 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得到了改造和锻炼 ；不仅从制度 上改革了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和旧教育 ，而且也从思想上实现了对几百万 旧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 ，为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 础 ，培养造就了大量有用的知识人才。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 ，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 。其中一个动因 是想借此推进高校的改革 。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 ，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 级所控制 ，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存在缺乏全局规划 、力量分散 、脱离 实际等缺点 。为改革破除阻力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也有其历史合理性 。一九五一 年五月二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 中层 ’工作 的指示》， 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目标和方针政策作了具体的 规定 。指出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标是 ：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 、买办 、法西 斯思想（崇美 、亲美 、恐美 、反共 、反苏 、反人民思想）， 划清敌我界限 ，暴露和 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 、 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等）， 划清工人阶 级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 ，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等 。指示还 具体规定 ，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 ，在这次运动中 ，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的教师 ，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后迅速过关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

　　的教师 ，经过适当的批评后再行过关 ；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师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 后予以过关 ；只有百分之二左右的不能过关 ，需要作适当的处理 。这样就能做到争 取 、教育多数教师 ，孤立 、打击少数坏分子 ，达到团结 、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 的 。 目标 、方针政策明确以后 ，各条战线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 行 。在科研战线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一般不发动群众斗争 ，主要是本人在 小范围内作检讨 ，取得别人的谅解和帮助 ， 自觉清理错误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观点， 讲清历史 ，划清敌我界限 。对国内外有名望的科学家 ，则是严格保护的。

　　九月七日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 （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致信周恩来 ，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 召 ，发起在北大教员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运动 ，并敦请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等 十位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 。九月十一日 ，毛泽东看到此信后 ，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很 好 ，亲自在来信上批示 ， 同意派几位同志前去演讲 。九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总理受 中央委托 ， 向京津两市的高等学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的动员报 告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详细分析了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 ，他希望 知识分子要努力“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 ，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 ”，“逐 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周恩来的报告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一个以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 ，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 评 ，肃清封建买办思想 ，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推动教育改革的学习运 动 ，很快在京津两地各高校展开 。罗常培教授听了周恩来等领导的报告 ， 了解了党 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后说 ：“凡是以月薪收入作为主生活来源的 ，不论脑力劳动者或 体力劳动者一律属于工人阶级 。我听了这句话 ， 当时感觉异常兴奋 。我觉得像我这 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革命对象 ，而可以算革命动力了 。从此我就对于中国共产党 起了信仰 ，愿意跟随着他走。”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在整个教育系统铺开 。以后文艺 界 、科技界 、新闻出版界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各级政府机关及工商界和宗 教界人士等都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 ，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 。十一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 指示》， 要求有计划 、有领导 、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 中 ，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 ，号召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联

　　系实际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并指出这次运动的目 的 ，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一九五二年六月 ， 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 局的复电中指出 ，科学院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 ，但方法上 应有所区别 ，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 。北京已决定一般不采取群众斗争的 “ 过 关 ”方式 ，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小组会议的检讨会的形式 ， 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 拒者才需要反复检讨或大会检讨 ，过关后仍让他们做工作 。在检讨批判其政治思 想时 ，要注意结合批判其学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 ， 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 向 。在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学习中 ，应强调政治与科学技术的联系 ，理论与实际的 联系 ，但以政治为主。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主要采取整风方式进行 ，组织文 艺工作者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帮助文艺界克服脱离政治 、脱离群众 ，迁就资产 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 ，端正创作思想和服务方向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 日，《人民日报》 发表曹禺题为 《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 的 文章 ，表达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 ，成为新时代文艺队伍中的一员的自豪感 。他 说 ：“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 ，虽然一直向往光明 ，但自 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新社会到来了 ，我居然成为毛 泽东文艺队伍中的一员 ，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他又诚恳地说 ：“我逐渐发觉自己 的空虚 ，我不熟悉工人 ，不熟悉农民 ，不熟悉士兵 ，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 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 ，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 。古人有一句话， ‘贫无立锥之地 ’。我今天才明白一个人在精神领域中到了‘贫无立锥之地 ’的当口 是多么痛苦 。在这个当口 ，我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里听见了 伟大的指路的声音：‘了解他们 ，熟悉他们 ’，要使‘ 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 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我又听见：‘要与群众打成一片 ，就得下决心 。经过长期 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 陈垣在谈到自己经过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 心态时说 ：“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 ，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 几百万军队？ 这一定有个道理。”后来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他在不 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说道 ：“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 ，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

　　党 ”。“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 ，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 ，对政治不闻不问 呢？”他还说 ：“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 ，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这次运动 ，应 该说是对前面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继续 ，继承了前一阶段的积极成 果 ，也是对党的团结 、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从重在“对知识分子政治 上的团结 、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 ，形成了知识分子政策的三部曲 ”。 它表明新中国的领导人 ，不仅有魄力在生活上安定知识分子 ，在政治上团结知识分 子 ，而且有勇气在思想上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是一次在知识分子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 思想的学习运动 ，是一次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引导和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 教育的运动 ，对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新思想 、新观点 、新方法 ，肃清 封建的 、买办的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 ，划清敌我界限 ，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 产阶级思想的界限 ，促进大多数知识分子由民族的 、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 场 ，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讲话指出的那样， “在我国的教育文化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 ，广泛地开 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 ，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 ”。“思想改 造 ，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 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然而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 、反复进行 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又将 《关于〈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致各同志 ，而这些毛泽东亲自写在信封上的名字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文化界名流共二十八位 ，他们都是一些关乎中国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教育事业命脉的人物 ，可见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有多高 。毛泽东一 针见血地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 《红楼梦》 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 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为什么说是三十年呢？ 因为俞平伯的 《红楼梦研究》 原名 《红楼梦辩》 是一九三二年写成并出版的 。“看样子 ，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 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 ‘小人物 ’做起来的 ，而‘大人物 ’往往不注意 ，并往往加以拦阻 ，他们同资产阶

　　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 ，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信后又补充道 ：“俞平 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 ，但应当批判他们 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 ，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的这封信 ，无疑在中国文化 思想战线掀起了又一场风暴。

　　由两个“小人物 ”的两篇文章引起的风暴 ，不仅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方 法和态度的分歧 ，更是反映了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的 分歧。《评红楼梦研究》 一文指出 ：“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 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 ，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 ，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文章进一步指出 ：俞平伯和胡适“都是否认 《红楼梦》 是 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 ，否认《红楼梦》 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 ，进 而肯定《红楼梦》 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 ，把《红楼梦》 歪曲成为一部自然 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里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和他们的根本分歧 。毛泽东还在 信中指出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 在全国 放映之后 ，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 虽然批判了 ，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 ，又出 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 ’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 ，这是 值得我们注意的。”毛泽东在信中不仅指出不能容忍胡适和俞平伯三十年来的唯心 论统治中国古典文化对青年的毒害 ，更不能容忍党内的一些“大人物 ”对宣杨卖国 投降反动思想文化现象不加批判而放任自流的行为 。这应该是毛泽东气愤填膺地指 示党内高级干部要对这些“怪事 ”引起“注意 ”，“引出教训 ”的主要原因。（《毛 泽东年谱》第 2卷 297页）

　　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武训传》 的批判 ， 因为他总是以阶级论作为切入 点来看待和处理问题 ，他的思想和方法也就与众不同。《武训传》 宣扬对封建统治 阶级投降的思想和奴颜婢膝的精神 ，丑化中华民族敢于反抗 、坚贞不屈的英勇形象 和斗争精神；《清宫秘史》 则宣扬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思想 ，污蔑义和团运 动与太平天国革命同帝国主义浴血奋斗的民族气节与反抗精神 ；而 《红楼梦研究》 的作者俞平伯 、胡适之流 ，三十年来抹杀和掩盖《红楼梦》 反封建的主题 ，把《红 楼梦》 当做作者感叹身世的自传 ，儿女私情的倾泻和忏悔 ，认为《红楼梦》 是“怨 而不怒 ”的“色 ”“空 ”观念的思想流露 ，贬低 《红楼梦》 积极的社会意义 ， 以及

　　新生代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的悲剧价值 。他们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 ，反人民进步 ，投 降卖国的思想意识一脉相承 。任其泛滥 ，它必然会毒害青年思想 ，瓦解人民继续革 命的意志 ，腐蚀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 ，这应该就是毛泽东积极地开展思想文化战线 斗争的出发点 。不容置疑，《红楼梦》 成为中国读者喜闻乐读的中国古典小说 ，是 它深刻地反映了清朝末年的现实生活 ，表达了被黑暗统治几千年的新生代青年的梦 想和追求 ，它别开生面的悲剧结局激发起人们追求个性解放而摆脱不幸命运的欲 望 ，其别具一格的悲剧结局突破了中国戏曲 、小说大团圆结局的局限 ，成为中国古 典文学中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悲剧巨著 。而毛泽东的批判精神将它推向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 ，成为人民群众有益的精神食粮。

　　在开展对胡适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唯心论批判之后 ，我们党又转入到对 胡风错误政治思想地批判 。首先 ，胡风承认错误 ，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代替无产 阶级观点 ，思想方法片面 ，并有个人英雄主义 ， 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 对抗 。毛泽东在关于胡风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 ，反党 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进行彻底的批判 ，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 ’里躲藏起 来。”随后 ， 中央指示指出 ：胡风的文艺思想 ，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 ，他 披着“马克思主义 ”外衣 ，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 ，对一部分作家和 读者发生欺骗作用 ， 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 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并进一步指出 ：这些思想 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 。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 高他们的觉悟 ，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 。毛泽东在审阅上述报告之后指 出 ：“假的就是假的 ，伪装应当剥去 ”。“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 情况 ，从此做一个真正的人 ，是胡风及其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并告诫革 命共产党人 ，“切不可书生意气十足 ，把复杂的‘ 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甚至 “骄傲自满 ，麻痹大意 ， 或者顾了业务 ， 忘了政治 ， 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 ‘ 深入 到 ’我们的‘肝脏里面 ’来了 ”。“损害我们的肌体 ，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 失。”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的序言和按语》（参见《毛泽东选 集》 第五卷 160 页） 中明确指出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 ’，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

　　表反革命意见 。这是确实的 ，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 ，而 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并进一步指出 ：有些糊涂的人们 ，“他们分不清楚人民 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 。在内部 ，压制自由 ，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 点的批评 ，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 ，是犯罪的行为 。这是我们的制度。”毛泽东以 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气魄和风度 ，把胡风问题由原来文化思想战线唯心论与唯物论的 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肃清党内反革命问题的高度 ，辨明“舆论一律 ”与“学术自 由 ”的阶级性和矛盾的不同性质 ， 明确指出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问题 ，就是用这个 事件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干部 ，知识分子 ，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辨别能力 ，激发他 们的革命热情 ，开展各条战线上的揭露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胡风事件 给人留下深刻的启示 ：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阶级性 ，它 必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政治的产物 ；在热火朝天的现实斗争中 ，她更不是某个 人随心所欲 、凌驾于革命之上的玩偶 。当一个人背离时代潮流 ，忤逆人民心声 ，醉 心于个人情趣 ，无论其理论有多精深 ，艺术性有多高妙 ，他必然被滚滚奔腾的时代 洪流所淹没 。胡风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伴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历经多次政治思 想教育并不断有所收获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令世 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第三节 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文化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还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毛泽东在领导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 ，始终重视和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 ， 以富有独创性的理论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当天 ，毛泽东就签发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其中对于新中国的 教育政策做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 、即民族的 、科 学的 、大众的教育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普及教育 ，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注重技术教育 ，加强劳动者的业务培训和在职干部教育 ，给青年知识分子和非知识 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 ， 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一九四九

　　年至一九五二年 ，在巩固和发展以往解放区教育的同时 ，接收并改造旧中国遗留下 来的学校 ，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 ，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来建设新中国的 教育 。并从外国列强手中迅速收回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结束了二十所高 校 、五百四十四所中学 、一千一百三十三所小学接受外国津贴 ，实施外国教育的历 史 。一九四九年 ，学龄儿童入学率为百分之二十左右 ；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 文盲 。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文盲率则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人民大众没 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 ，赋予人民大众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成为教育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与任 务 ， 同时指出要“ 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 ， 以适应革命 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毛泽东在致力于推进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同 时 ， 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 。他强调文教工作要协助中心工作并为其服 务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 ，“恢复人民经济 ，完成土地制 度的改革 ，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 ，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毛 泽东全集》 第 27卷 393 页） 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 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 为人民服务 ”。既反对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 ，也反对过于性急 ，企图用粗暴 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

　　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 ， 党和政府还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 革 。在全国各级学校中 ， 逐步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 ， 开设了马列主义课 程 ，逐步地把旧学校改造成为为工农兵服务 、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阵地 ，大力发展 人民的教育事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培养工农出身的 新知识分子 ，作为建设国家的坚强骨干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决 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 ，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重申了新民 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 ， 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 、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 ，强 调教育为国家服务 ，学校向工农开门 。会上拟订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 、工农速成 中学实施计划和改进北京师范大学及各地师范学校的意见 。会议还决定逐步改革各 级学校的课程 、教材 、师资及出版教育刊物等问题 。一九五〇年四月 ，经过紧张的

　　筹办工作 ，北京第一所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正式开学 ，吹响了在全国工农群众中开展 普及性文化大扫盲的进军号。

　　与此同时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 ，为适应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 要 ，必须提高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 ，并从军队中培 养大批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一九五〇年八月 一日 ， 老人家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 ： “ 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 ， 为了要完成伟大 的新任务……中央决定 ，全军除执行规定的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外 ，必须在今后 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 ， 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 ，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 学校 ，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 ，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 ，参加文化学习 。” （《毛泽东年谱》 第 1 卷 167 页）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 ，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加初 小 、高小 、中学或专修班等文化学习 。这个指示对全军掀起学文化的热潮起到了有 力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十分关注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教学研究的原则问题 。对于国家工作人 员中违反党的文教工作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倾向 ， 毛泽东一经发现即进行严肃 的批评 。一九五〇年七月 ， 当他看到一份材料 ，反映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违 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排挤压制研究和讲授摩尔根学说的教授 。他两次批示必须 彻查农大领导 ，并作出适当处理 。后来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对这位同志进行进行 了严肃批评处理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 ，为以后党所确定的在学术上实行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政策 ，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一九五〇年八 月 ，毛泽东在给研究少数民族史的陈寄生的复信中也再次明确指出 ， 中国的历史 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 ，势将徒费精力 ，不能有良好结果 ”。（《毛 泽东全集》 第 29卷 80 页） 对于知识分子中的思想问题 ，毛泽东提倡用自我教育和 自我改造的方法来解决 ，帮助他们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 、历 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政务院命令公布施行 《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规定了 切合中国实际的新学制 ，确立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类学校系统中的重要 地位 ，并逐步地建立和健全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新的人民教育制度 ，这对提

　　高中国人民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 ，培养新中国各类建设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 自 一九五一年底开始 ，党和人民政府又进行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 ，改变 了旧中国在学校设置 、分布和系科分工上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脱离实际的现象 ，使 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这次调整的方针是： 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 和师资为重点 ，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 ，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经过整顿， 使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 ，从而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调整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 化教育制度 ， 消除了帝国主义 、封建势力的控制和影响 ，从而为新中国文化教育 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高度重视学校教育中“德智体 ”三方面的全面发展 。一九五〇年六月， 他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 ，立即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 ，富有远见地 提出“健康第一 ，学习第二 ”的方针 。这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提高我们民族 的身体素质 ，具有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全集》 第 28卷 470 页） 一九五三年六月 三十日 ，毛泽东在 《对青年团工作方向的指示》 中再次强调 ，“新中国要为青年们 着想 ，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青年们要学习 ，要工作 ，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 期 。因此 ，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 、学习和娱乐 、体育 、休息两个方面 ”。“祝贺大 家身体好 ，学习好 ，工作好。”（《毛泽东年谱》 第 2卷 124 页）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 十七日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中 ，更是明确提出 了“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 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全集》第 37卷 303页）

　　不仅如此 ，毛泽东还提出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要与生产劳动实践相 结合的思想 。老人家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指出 ，“不论是知 识分子 ，还是青年学生 ，都应该努力学习 。除了学习专业之外 ，在思想上要有所进 步 ，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 ，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习时事政治 。没有正确的 政治观点 ，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全集》第 37卷 302页）一九五七年三月十 二日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强调 ，“我们的文学 艺术家 ，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 ，我们的教授 、教员 ，都在教人民 ，教学生 。因为他 们是教育者 ，是当先生的 ，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 。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

　　的时期 ，尤其要先受教育 。……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 ，一面学 ，一面当先生 ，一 面当学生 。要做好先生 ，首先要作好学生 。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 ，要向 生产者学习 ， 向工人学习 ， 向农民学习 ，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 ， 向自己教育的对 象学习。”（《毛泽东全集》第 37卷 391页）这些观点后来都转化成为新中国教育事 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四节 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 中国政府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建立科研机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 ，作 为新中国的主要政府研究机构 ，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 、中国气象 局 、国家地质部等科学技术协调与研究机构 。当时 ，全国仅有三十多个科研机构， 科研人员不足五万人 ，其中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更少 ， 中国的科学技术需要在一片 “废墟 ”上重建 。新中国的建立 ，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 。正在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任教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 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异常兴 奋 ，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国外的终身教授职务和优厚的生活待遇 ，毅然回国 。一九 五五年 ，航空动力学家冯·卡门的学生 、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 森 ，历经险阻 ， 回国效力 。后来的数十年间 ，他为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作出了特殊 贡献 。到一九五七年 ，归国的海外学人已经有三千余人 ，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在海外 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纷纷回到祖国 ，大多数人成为新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 。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二百三十三名学部 委员（后改称院士） 中 ，近三分之二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经过短时期的对外召唤招募 、对内整合培育 ， 中国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 高等院校 、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 、各地方科研单位 、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 组成的科技体系 ，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 渐恢复 ， 国家设想在第二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全面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 ，全部 或部分完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这个总目标的实现 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得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为了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 ，保证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 ， 中国科学院向国家计委报送 了对“长期计划意见 ”的报告 ， 附有各工业门类的专题报告 。到一九五五年底 ，第 一个五年计划将进入关键性的第四年 ，各种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更 加尖锐。

　　也正是这个时候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经过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 经过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自身的业务实践等锻炼 ，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 根本变化 。同时 ，建国后党和政府花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 ，其中有 相当数量出身劳动人民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何更充 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 ， 以迎接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迅速发展。

　　一九五五年一月 ， 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 、苏联专家柯夫达建议中方编制科学发 展远景规划 。二月十二日 、四月七日 ， 中国科学院党组和院长郭沫若先后向周恩来 和陈毅报告柯夫达的建议 ，提出组建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委员会 ，着手编制计划 草案 。四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 ，刘少奇在总结 中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 ，值得重视 ，责成计委 、科学院落实 ，初稿起草工作随 即启动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将科技 进步和知识分子问题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 ，他认为 ：“ 目前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强 对于他们的领导 ，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规划 ，使他们能在工作中充分地 发挥力量和不断地提高业务能力。”（《周恩来年谱（1949— 1976） 》 上卷 525 页） 科学发展的攻关方向 、项目审定 、队伍编制和人力物力调配等 ， 当时都是由中央直 接决策的 ；而队伍建设 、任务实施与人员管理却由具体部门落实 ，需要众多知识分 子参与 。若无明确的政策 、得力干部 、统一组织与要求 ，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容 易上下脱节 ，遭遇困难。

　　为了改进和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 ，密切党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 ， 中 共中央指示各省 、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及有关部门 ，先期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调查 研究 ，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 。民盟中央费孝通等人将通过调查了解到的 知识分子问题 ， 向中央统战部作了反映 。这个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他发 现党内确实存在着不尊重知识 、不尊重人才的倾向 ， 即“估计不足 ，信任不够 ，安

　　排不妥 ，使用不当 ，待遇不公 ，帮助不够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定科学规划的严 重障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 ，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 ，周恩来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 汇报 。毛泽东认为 ，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 ，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会议决 定 ，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 ，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并成立了由周 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 、陈毅 、李维汉 、徐冰 、张际春 、安子文 、周扬 、胡乔木 、钱 俊瑞等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准备工 作 。此后 ，周恩来起草《知识分子问题》 提纲等文件 ，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此后 ，周 恩来先后召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座谈会 、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 、国务院常务会议 、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议 ，召集国务院各办公 室 、各部委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开会 ， 了解知识分子现状 ，布置调查研究任务 ，组 织领导同志交换意见。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并给予 了格外的关心与期待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老人家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 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 》 时做了三处主要修改 ，并特别强调：（一 ）对于 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 ，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 ，不应该将他 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 ；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 ，使他们逐步对认 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 ，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二 ）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 ，进一步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大批地培 养知识分子 ， 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三） 过去六 年中 ，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 ，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 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毛泽东年谱》第 2卷 479页）

　　为进一步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 、创造 性 ，克服在知识分子使用 、待遇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 ， 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六年一 月一四日至二十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 中央委 员 、候补中央委员 ，省 、市 、 自治区党委和省直辖市党委负责人 ， 中央各部委负责 人 ，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负责人 ，各全国性群众团体党组负责人 ，全国重点高

　　等学校 、科研机关 、工厂 、矿山 、设计院 、医院 、文艺团体 、军事机关党委负责 人 ，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他开宗明义 ，把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 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 ，并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他首先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科学的分析 ，充分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在政治 上 、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 。他明确指出 ，建国 后 ， 由于党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 旧社 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们已是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一支伟大力量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 因素 ，在科学研究 、教育 、工程技术 、卫生 、文化 、艺术等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 三百八十四万人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 合作 ，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报告》 提出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 、方针和方法 。要有计划地帮助 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 ，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 ，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 识分子的作用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是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 的重要条件 ，也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 ，一是应当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使其能够 发挥对国家有益的专长 ；二是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 ，给他们以应得 的信任和支持 ，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三是应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 和适当的待遇。

　　《报告》 指出 ：“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 命 ，就它的意义来说 ，远远超过蒸汽机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科学是关 系我们的国防 、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社会主义时代 ， 比以前 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 ，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 识 ”。“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 ，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 ，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 济力量 ，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 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 ，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

　　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认真而不是空 谈地向现代化科学进军 ”，“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报告》 在总结我国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经验时指出 ：“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 过三条道路 ：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 ；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 践 ；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 。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 ，一个人的思想转变 常常在这三方面都受了影响 。但是一般地说来 ，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 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 具有决定的意义。”《报告》 最后提出了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 景规划的任务 ， 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会上 ，毛泽东在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 现在是革技术的命 ， 叫技术革 命 。要搞科学 ，要革愚昧无知的命 ， 叫文化革命 。没有他们（知识分子） 就不行 了 ，单是我们这些大老粗那就不行 。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 子 ， 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毛泽东年谱》第 2卷 515页） 毛泽东号召全 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 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 ，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而奋斗 。会议认真讨论了周恩来作的 《报告》， 一致赞同这个报告 。这次会议的召 开 ，对我国知识分子是极大的鼓舞 。在党的领导下 ，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 军的热潮 ，决心为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状况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会后 ，全国形成“ 向科学进军 ”的热潮。

　　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指出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科 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要根据时代发展潮流 ，适时提出“ 向科学进军 ”的计 划 ，指出了当前在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典型问题 ，并研讨了相关的政策 。周恩来在报 告中将知识分子问题与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提 了出来 ，要求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 ”的宗派倾向 ，提出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 子力量的措施 。当时的报道说 ，正是因为这次会议 ，许多人把一九五六年称为知识 分子的春天 。“向科学进军 ”成为全国的行动口号 ， 中央领导带头进行了一次科学 普及 ，成千上万的干部职工读夜校 、搞革新 ，人们由此看到未来的希望 。这次会议 的成功召开 ，既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也是新中国科学发展的春天 。它为正在进行的 科学规划制定提供了重要条件和保障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 ，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了

　　科学院吴有训 、竺可桢 、严济慈等科学家关于物理数学 、生物地学 、技术科学等科 学工作的报告 。一月三十一日 ， 由周恩来挂帅 ， 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远景规划小组。 三月十日 ，科学院三个学部和秘书处根据科学规划初稿提出五十三个重大项目。

　　为了系统地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 ， 中央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 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 《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由周恩来 、陈毅负责组织 ， 范长江以科学规划小组组长身份主持 。一九五六年 二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认为 ， 随着社会 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 迅速改变我国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 ，应把知识分子问 题放在全党和整个国家各个部门的议事日程上 ；要大力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 量 ， 扩大知识分子队伍 ； 同时要关心 、爱护和尊重知识分子 ， 党应该经常倾听 他们意见 ， 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等等 。接着又专门发出 《关于改善高级 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 大幅度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 。例如 ，一九五六年 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其中对所有在职的知识分子都依据其学 历 、工龄 、专业水平和工作质量等条件 ， 确定了其工资级别 。新的工资标准比 原来平均增长近百分之四十 。情况说明 ， 在建国之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不谓不 重视 、不谓不关心。

　　三月十四日 ，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 ，陈毅任主任 ，李富春 、郭 沫若 、薄一波 、李四光任副主任 ，张劲夫任秘书长 。规划委确立了两大任务 ：一是 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二是在全国组建科学机构 ，推动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全面 展开 。规划委在负责编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 ，确定 了“重点发展 ，迎头赶上 ”的指导方针 。规划委所属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由华 罗庚任组长 ，二十六位委员中有二十一人曾留学国外 ，三十多岁的有六人 ，委员都 是科学家和数学家 ，依才聘用并不按资排位。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 ，周恩来还要求科学规划为生产服务 、为国防服务、 为发展科学本身服务 ，三者要兼顾 。他强调指出 ：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 ， 瞄准 当时的新兴科学 、新兴技术 ，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 ”；同时根据实际国力“重点 发展 ”，避免力量分散 ，拖延时日 。规划委先后邀请了七百八十七位科学家参与规 划的制定工作（其中包括以拉札连柯为首的十八位苏联专家）， 这样大规模的科学

　　家集聚与合作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 。周恩来对科学家们的信任和尊重 ， 以及为他们 提供的良好的创新环境 ，使科学家 、科技人员满怀热情参与到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工作中 。 由于方向明确 、组织合理 ，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规划的制定始终保持着 科学态度。

　　八月二十一日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 景规划纲要（草案） 》及附件出台 。规划文件由《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下称 《纲要》） 和四个附件组成 ，其中 《纲要》 包括序言 、一九 五六—一九六七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 、任务的重点部分 、基础科学的发展方 向 、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 、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 、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 、国 际合作 、结束语等九个部分 ； 四个附件分别是《国家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 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一九五六年紧急措施和一九五七年研究计 划要点》《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在内容上 ，从十三个方面提 出了五十七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 、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 ，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 十二个重点任务 ，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 、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 、培养干部的大 体计划和分配比例 、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 ，是一个项目、 人才 、基地 、体制统筹安排的规划 ；在组织上 ，规划工作由周总理亲自领导成立专 门的规划委员会 ，并通过组织中国科学家及苏联专家 ，历时半年多讨论而制定 ；在 编制思路上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方向确定国家的重要科学技术 任务 ，把各个科技部门的力量汇集到统一的目标下 ；在实施上 ，将科学规划委员会 保留下来 ，成为规划实施的高级协调机构 ，负责协调规划实施的重大问题 ，监督规 划的实施 ，特别是监督重点任务的实施等 ，并向中央提交规划实施的检查报告 ，确 保规划任务的完成 。一九五六年制定实施的“十二年科技规划 ”是国家发展科学技 术事业的一次成功管理实践。

　　特别是周恩来对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高度重视非常有有远见 。他认为中国应该迎 接“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里的新的革命 ”。他在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中 认为 ，世界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 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 ， 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

　　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 ，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 。这些最新的 成就 ，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周恩来用“ 电子自动 控制机器 ”指代电子计算机一词 ，不仅是用词斟酌 ，也反映出他对将电子计算机 列入科学规划的意愿和中央决策的谨慎态度 ，而在大会讲话时 ，他直接提出“计 算机是新的技术革命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讨论中 ， 电子计算机曾一度被认为未 来发展前景是不明朗的 ，科学家们在讨论计算机的起步和发展时 ，有赞同的 ，有 疑问的 ， 当然也有反对的 。许多人认为研究和发展计算机是 “ 可望而不可即 ” 的 ， 当时新中国经济实力有限 ，一个电子元件生产都要靠外国帮助 ，科研机构的 楼舍 、汽车和电话都不够用 ，想生产那种谁都没见过的计算机 ，谈何容易 。针对 这种情况 ， 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讨论中举出了很多实例来 说明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 。他以水轮机的设计和下棋的实例来说明 ， 电子计 算机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维 。作为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 ，他有理有据的发言对确 定发展电子计算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几周的讨论 ， 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 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就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工作 ， 提出 “ 先集中攻坚 ，后分散展 开 ” 的方针 ， 得到多数人赞同 ， 成为实施科学规划的一个基本原则 。规划 《纲 要》 第四十一项就是关于 “计算技术的建立 ”，以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制造与运用 为任务主要内容 ，并对预期结果 、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 、解决任务的科学途 径 、大体进度 、组织措施和国际合作进行了具体说明 。 自此 ， 电子计算机纳入到 科学规划内容之中 。根据周恩来指示 ， 中国科学院迅速集中力量筹备 ，决定腾出 西苑大旅社的三栋客房楼 ， 给自动化 、电子学和计算技术三个研究所的筹委会使 用（半导体专业为研究室）， 并加快中关村的科学院楼宇建设 。一九五六年六月 十九日 ，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 。一九五七年末 ，计算所共 有一百八十五位专业技术人员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计算所和七三八厂联合仿 制成功一〇三计算机 、一〇四计算机 ，接受了水坝 、弹道等二十余项计算任务 ，一 九五九年五月正式挂牌建所。

　　随着周恩来对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他深感发展计算机在国家的 工业生产和国防方面的应用是一项非常必要和紧急的任务 ，并因此提出和制定了 一个“ 紧急措施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紧急措施 ” 由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

　　国务院审议 ，七月五日 ，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印出 “ 四项紧急措施 ”文本 。“紧 急措施 ”包括计算机 、半导体 、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 ，这四个领域都是我国当 时发展还是很薄弱 ，但极具战略价值的科技门类。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 ，“紧急措施 ”的执行单位中国科学 院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签订了“合作发展中国 计算技术协议书 ”。三方议定 ，用超常规办法集结人才 ，建立发展计算技术研究基 地 。组织原则是“先集中 ，后分散 ”，先从二机部 、军队抽调专家集结到科学院计 算所 ，制造一台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 ，然后专家返回原单位建立研究机构 ，发展计 算机 。一九五七年中国向苏方提交的“ 中苏科学院合作项目表 ”，第一项就是计算 技术 ，“计算技术科学研究与工业基础的建立 ”成为苏联帮助中国进行的重大科研 项目 。这种技术转移是一个技术体系 ，包括从理论 、技术 、器件到工艺 ，从研发、 生产到应用 ，从组织体系 、机构到人才培养各方面 ，并非只是仿制几台机器的技术 引进 。根据“ 紧急措施 ”，中国科学院派出二十人的赴苏实习队到苏联学习了十八 个月 ， 回国后他们都成为计算机专业的骨干人员和学科带头人 ，在当时的实习队员 中 ，后来走出了三位院士 。与此同时 ，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 、北 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六年时间里开办了四期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两个专业的 训练班 ，培训近八百位学员 ，他们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中坚骨干 。一九五八年 ，经党 中央批准 ，原学习汽车 、电机 、管理等专业的二百八十七名高年级大学生转成清华 大学定向培养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业人才 ，其他高校也多次为计算机专业调配学 生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王选就是其中一位 。他响应号召 ，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 ，后 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 ，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截止到一九六六年 ，高校计算机专业入学学生超过六千人 。 由周恩来主持制 定的科学规划 ，使中国的计算机科学从一个研究小组发展为专业研究所 ，北京中 关村成为 “ 计算机的摇篮 ”；“紧急措施 ”使电子计算机成为我国的一个涵盖科 研 、教育 、工业 ， 国防的新兴产业 ，计算技术和计算数学从科学学科提升为国 家重器。

　　在国外对我国进行先进技术严密封锁的形势下 ， 中国科学院 、军队 、高等 院校和企业的科技人员用双手做出上千台电子管 、 晶体管 、集成电路计算机 ，

　　完成了许多国家急需的高难度课题 ， 其中包括 “ 两弹一星 ” 和经济统计 、石 油 、 电信 、铁道 、钢铁 、造船 、水利等许多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 ， 还培养 了十余万人的计算机研究与应用的人才队伍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周恩来制定的 “ 紧急措施 ”是分不开的。

　　通过规划的实施 ， 我国初步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队伍 ， 在资源勘探 、工业和农业科技 、新兴技术 、医学科学技术和基础科学研 究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 。 同时 ，“十二年科技规划 ” 的实施对我国科 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 、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 、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 用方式 、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 ， 以及我国科技体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 。总之 ，“十二年科技规划 ”对我国后来的各项科技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 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