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第一部卷三第二章 2. 宗达同志

《黑与白》第一部卷三第二章 2. 宗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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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77769/6736302495/)。

2.宗达同志

宋乾坤怎么也没想到,他从抗大毕业后,组织上没有让他回到原来的部队,而是派他到中共中央东江局工作,担任警卫参谋。

他的直接领导就是时任东江局主要领导人的宗达。

宋乾坤是东江楚州人。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到东江。作为国民政府东江省的省会以及中共中央东江局所在地,大江市聚集了全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不仅各种派别的政治团体、商会银行云集于此,连中统和军统也将一部分重要机构从失陷后的首都南京搬到了大江,因此,大江实际上成为了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政治环境错综复杂。

其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和大半个华北,并相继攻陷了上海、南京,随着整个东南地区落入敌手,日军开始对大江市实行合围。作为中国仅次于北平和上海的大都会,大江市位于中部战略要地,是阻止日军向中国内陆推进的咽喉。一场事关国家危亡的生死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宋乾坤到东江局报到后的当天下午,宗达就找他谈了一次话。

作为东江局的主要领导人,宗达的办公室在二楼的第一个房间。由于房源紧张,东江局领导同志都是办公和住宿合二为一,办公室也就是卧室,如果带着家眷,办公室同时也是领导同志的“家”。

宗达的办公室就是这样,一间大房子隔成两间,外面办公,里面住人。宗达的妻子安娜·路易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夫妻俩实际上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如果宗达找人谈话或来了访客,安娜便提前“躲”进里面的卧室去办公。

那天的情形就是这样,当宋乾坤如约来到宗达的办公室时,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报告首长,新任警卫参谋宋乾坤向您报到!”他向宗达立正,啪地打了个敬礼。

“哦,不用叫首长,就叫我宗达同志好了,请坐吧!”宗达随和地说,没有一点首长的架子,亲手给他倒了一杯水,关心地问:“从延安到大江这一路吃了不少苦吧?花了多少时间?”

“宗达同志,我在路上走了总共25天,过了三道日军封锁线……”宋乾坤接过茶杯说,“本来上级安排我坐下个月美军观察组的一架飞机来的,但形势紧迫,等不及了!”

“是的,形势的确比较紧张啊。”宗达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国民政府虽然调集重兵,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态势,但国民党内部的汉奸势力甚嚣尘上,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报,蒋介石迫于压力,已经准备放弃大江,退守陪都重庆……”

“上午经过市区时,我还看见游行的学生和市民高呼‘保卫大江,保卫华中,保卫中国’,群情可高昂呢!”

“这都是表面文章罢了。”宗达摆了摆手,面带嘲讽地说,“实际上,这是日军和国民党内的亲日力量联合演的一出双簧戏,日本人大军压境,目的就是为了迫使蒋介石在退出东南后,进一步让出华中,企图达到兵不血刃的目的。”

“宗达同志,小日本这一招够狠的啊!”宋乾坤握着茶杯的手心里不由冒出了一层汗。

“够狠的还在后头。”宗达从办公桌边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着步,“中统和军统还联手日军情报部门,企图秘密策反一批我们的重要干部……”说到这儿,他在宋乾坤面前站住了,“小宋同志,这就是上级决定调你来东江局工作的主要原因。就在一个月之前,你的前任警卫参谋被日伪特务暗杀了。所以,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除了做好东江局的警卫工作,还要与情报部门通力合作,警惕日伪对我党干部的渗透阴谋……”

宋乾坤感到形势严峻,放下茶杯,站起身来。这时他才想起随身带去的一小袋陕北小米,“哦,宗达同志,这是我临离开延安时,周副主席和邓大姐托罗校长转送来的,说是给安娜女士补身子……”

“呵呵,他们总是这么细心,还记得安娜要‘补身子’……”宗达严肃的脸上绽出了一缕笑容,“不过,延安小米的确好吃,我每次回延安都要连吃带拿的!”说着,他转身向里面房间叫了一声:“安娜,恩来和颖超专门托人给你送小米来了,你还不出来看看?”

话音未落,安娜撩开门帘从里间走出来。宋乾坤发现,同上次在延安见到时相比,安娜似乎胖了一些,但那双蓝色的眸子仍然十分明媚,使他想起了延安的五月之夜。

“你好,安娜女士。”宋乾坤站起身,他按照对待宗达的礼节,向安娜打了个敬礼,刚说完,他想起在延安时安娜当众纠正过的话,马上改口道:“对不起,我应该叫你安娜同志。”

“你是抗大毕业的?”安娜莞尔一笑,“这么说,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你和宗达同志的歌唱得好,舞跳得也棒极了!”宋乾坤说,他其实还想说一句:“你的中国话讲得也很棒!”但临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是吗?”安娜的目光和宋乾坤短暂相碰之后,转向那袋小米,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地拍手叫道:“哦,安德烈,中国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周副主席和邓大姐从延安送小米给我们,可不止一千里,这叫‘千里送小米,礼重情义也重’……”

“呵,卡嘉,你改得好,可是从中国诗歌的角度,不怎么对称呢!”宗达也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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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乾坤从宗达和安娜的对话,猜测“安德烈”和“卡嘉”是他俩的俄文名。在抗大时他就曾听说,许多在苏联留学或工作过的中国同志,都喜欢给自己取一个俄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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