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中，对下乡知青开展慰问活动，是当时少有的可与拥军优属慰问活动相提并论的一项常态性工作。这里，以四川为例展开记述。
一、慰问知青活动由来已久
在每年元旦春节期间，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发出专门通知对知青开展慰问活动，从省到地、县，以至从动员单位到安置地区的各级党政组织，都要组织慰问团（组），深入农村、边疆对知青开展慰问活动，这已经成为知青工作部门多年来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对知青进行慰问，可以说自上山下乡工作开始时起，除“文革”初期几年外，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四川就动员组织了一批城镇青年下乡上山到农村安家落户，当时城镇辖区党政组织以及动员单位也曾派人前往农村看望慰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但由于城镇青年下乡人数不多，影响也不是很大，这些看望慰问都掌控在日常工作层面，还没有形成单独的重大活动。与之相联系且声势和效果迥然不同的是，当时四川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开展了精简下放干部的工作及其开展的慰问活动。
1958年5月7日，四川省委、省人委发出《致全省下放干部的信》。这实质上是一封慰问信，对下放干部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并提出今后的希望。与此同时，省委、省人委组织“访问下放干部工作团”，由省委书记许梦侠任团长，副省长钟体乾、康乃尔任副团长。这时的“访问团”，实际上就是后来称之为的“慰问团”。访问团的120多名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省级机关的处级以上干部，每个有下放干部的单位都派人参加。按照下放干部的分布情况，访问团分成6个访问小组，分赴西昌、冕宁、会理、会东、德昌、米易等地进行20多天的访问活动。在访问团下去之前，许多机关大都先访问了下放干部的家属，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访问团分赴各县后，到下放干部所在的村社，与他们一一见面，听取他们的劳动、生活、学习等情况介绍，征求所在村社对下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按照全省的部署，各地亦建立党政联合访问工作团，开展慰问访问活动。如重庆市访问下放干部工作团由市委书记李唐彬担任团长，访问团按照下放干部分布的地区，将参加访问工作的100多人组成6个分团，分别前往长寿湖、红池坝、海孔、九锅菁、山羊坪等农场和本市南桐、北碚、沙坪坝等区的农业社进行访问活动。
以较高规格、较大规模地组织对下放干部的慰问活动，这一方面反映了从上到下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为把下放干部稳定在农村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些作法，不仅为日后开展的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镇知青下乡上山提供了借鉴，而且也为不久开展的较大规模对下乡知青的慰问活动提供了经验。
自1962年国家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开始，对下乡知青的慰问工作便有计划地开展了起来。城镇知青下乡到农村，很自然地将城镇与乡村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有知青的家庭是这样，就是没有知青的家庭，其所在单位、社区的动员组织工作，以及他们未成年子女的未来和亲朋好友的子女等，也使他们与下乡上山有了牵连。在没有统一部署开展对知青进行慰问活动之前，很多动员城镇、单位，出于对下乡知青负责的态度，或应家长的普遍要求，派出干部护送知青下乡，这些护送干部组成工作组，配合安置地区作好下乡知青的安置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成都市在当时护送工作组的基础上，随后派出干部组成驻专、县的知青工作组，他们将在农村了解的知青生活、劳动、安置等情况，采取报告会、座谈会和登门访问等方式，向家长和单位汇报。护送干部随知青下乡到农村，并逐步演变成为动员地区驻安置专、县的知青工作组，这既可以看作是早期的一种知青带队干部方式，也可以看作是较早的一种知青慰问方式。
受上世纪50年代末四川建立下放干部“访问团”的影响，甚或是由于“访问团”这一名称更能体现决策部门的意图，1964年重庆、成都也在市、区建立知青“访问团”，时间一般是一两个月，到农村去探访下乡知青，及时向当地反映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如成都市在此间就组建了东城、西城两个访问团及老师访问团，先后历时1个多月时间，到安置地区对下乡知青进行探望访问，他们回城后4次向家长作了汇报。1965年春节前，成都市人委组织下乡知青“访问团”，分别到安置有下乡知青的西昌、凉山和乐山等3个专、州的12个县，对1964年下乡的4000多名成都知青进行访问。重庆市在这一期间，以区为单位多次组建“访问团”，到安置有下乡知青的专、县进行探望访问。他们在下乡访问前，征求家长的意见；访问回来后，向他们介绍知青的生产、生活情况，解除家长的担心和顾虑。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在四川把对下乡知青的探望访问团正式定名为“慰问团”，重庆市是较早的地区之一。1965年12月，重庆市委、市人委决定组织“重庆市慰问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代表团”，下设3个分团和6个慰问小组，分赴达县、江津、涪陵、万县等4个专区及本市南岸、北碚、南桐、巴县、綦江、长寿等地，对1964年以来该市下乡知青进行慰问。组织这样的慰问团是为了鼓励下乡知青树立热爱农村、以农为荣的思想，在建设新农村的事业中发挥作用。这次重庆市慰问知青代表团由副市长余跃泽任团长。慰问团成员包括市人委有关单位的干部、中学教师、下乡知青家长以及文艺演出队等，共400余人。
自1965年底前后对下乡知青的慰问活动结束以后，因“文革”运动的开展而使知青慰问工作在内的整个知青工作开始处于半瘫痪或基本停滞状态，直到1968年底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又才使得知青慰问工作再次提上各级党政的议事日程。
二、慰问信体现组织的关怀
随着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的开展，对知青的慰问作为常态工作每年都坚持进行。尽管慰问活动在不同时段所依托的背景有所不同，所解决的重点问题也会不一样，但在慰问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党和政府对知青的关心、爱护，却是普遍存在并且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可以在历年来各级党政给知青的慰问信中得以体现。
给知青发慰问信，这是开展慰问活动十分重要的环节。四川每年都以省委或省革委的名义，或以省委、省革委的名义，甚或以省委、省革委、成都军区、省军区的名义，给到农村、边疆的知青发出慰问信，并见诸报端。像这样从上到下由党政组织牵头并持续若干年开展的慰问活动，与之可以相比的，也只有每年“八一”建军节或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的拥军优属慰问活动了。历年给知青发出的慰问信，就其内容和格式来讲，大致都是“三段论”，即展现形势、肯定成绩、提出希望。
首先是展现大好形势。如1972年2月初，重庆市委、市革委在给下乡知青和城镇居民的慰问信中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城乡广泛开展了批修整风运动；在联合国第26届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我国工农业生产持续高涨。我市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大好。1971年，工业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农业生产战胜严重干旱获得好收成。
1977年元旦节前后，四川各地大多以党政军的名义给下乡知青发出慰问信。四川省委、省革委、解放军成都部队、省军区联合在向全省下乡知青发出的慰问信中说，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形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确是一片大好。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全国亿万军民人心大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重庆市委、市革委在慰问信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经受严峻考验，取得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一年。
1978年春节前夕，成都市委、市革委在给下乡知青和带队干部的慰问信中说，过去的一年，我市国民经济开始转为稳定上升，粮食生产、工业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科学、教育、文化领域出现了令人喜悦的局面，全市迅速走向大治，到处是一派大干快上、热气腾腾的景象。
其次是肯定知青贡献。如1972年春节前夕，四川省委、省革委在慰问信中说，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涌现了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不少下乡知青被推选到生产队以上各级领导机构；许多下乡知青当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科学种田的试验员，大寨式的好社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力军。一批下乡知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看到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茁壮成长。
1977年元旦前夕，四川省党政军联合向下乡知青发出的慰问信说，你们满怀豪情奔赴农村、边疆，在农村这一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你们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你们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干革命，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传统观念是个有力的批判。
同样在这一年，成都市党政军在慰问信中说，从川西平原到云南边陲，从剑门雄关到安宁河谷，从夹金山麓到岷江两岸，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茁壮成长。你们的行动，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重庆市委、市革委在慰问信中说，战斗在农村第一线的广大下乡、支边知青和带队干部，积极投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了力量。我们为你们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感到衷心的喜悦和高兴。
成都市委、市革委在1978年春节前夕的慰问信中说，你们踊跃奔赴农村、边疆，积极投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锻炼成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实践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知青上山下乡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光辉灿烂的金光大道。
再次是提出新年希望。如1972年春节前夕，四川省委、省革委在慰问信中说，我们热烈的期望广大下乡知青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已经取得的成绩，作为继续革命的新起点，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希望你们做到像金训华那样“活着就要干革命，一生交给党安排”；像沈秀芹那样“让革命挑选自己，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像张勇那样“生命宝贵属人民，誓将青春献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四川省党政军在1976年12月30日发出的慰问信中说，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你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树立一辈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为“把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而斗争。重庆市委、市革委在慰问信中说，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用我们的双手尽快把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成都市在1977年的慰问信中说，希望你们积极投入到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扎扎实实地把心紧紧地贴在农业学大寨上，把劲足足地使在农业学大寨上，把根子牢牢地扎在农业学大寨这块土壤上，尽快把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乐园。
同样，四川对到云南支边知青也充满着极大的关切，每年都要在向全省下乡知青的慰问信中提及或单独对他们表示慰问。如1972年3月20日，就在支边知青到云南刚满一周年之际，四川省委、省革委第一次给支边知青专门发出慰问信。信中说，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战斗中，你们站在前哨阵地，艰苦奋斗，和边疆各族人民一道，开荒山，修水利，种橡胶，办工厂，为把祖国西南边疆建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你们当中，涌现出大批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广大支边青年正在把自己锻炼成为能文能武，既会做工种地又会打仗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希望广大支边青年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通过慰问活动推动工作
慰问活动说到底只是一种手段或一种形式，通过慰问活动来推动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才是活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基本目的。一般来讲，每一次慰问活动，都要与毛泽东指示周年纪念活动结合起来，因为这是总结宣传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极好时机；都要与开展上山下乡宣传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因为这是动员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关心知青工作的极好时机；都要与检查指导上山下乡工作结合起来，因为这是发现问题推动落实知青政策的极好时机。
同时，也是广大知青和他们的家长表达心愿、反映企盼的一次重要时机。“文革”前是这样，“文革”期间也是这样，“文革”后仍是这样，只不过不同时段推动知青工作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1966年元旦春节期间，重庆市对1964年以来下乡知青进行了慰问。这个由400多人组成的慰问下乡知青代表团，分别到周边专县及市郊县区进行慰问。这些专县的党政组织对知青慰问活动很重视，不少县也组织了慰问团，和市慰问团一起进行慰问。慰问团一般以县、区为单位举行慰问大会，并跋山涉水，深入田头、食堂、宿舍，和知青们集体座谈、个别谈心。这次慰问活动，有1.6万多名知青同慰问团成员见了面。所到之处，受到广大下乡知青和基层干部的欢迎。一些知青纷纷向慰问团写决心书，表示要“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头顶蓝天脚踩山，面对荒山不怕难，决心立下愚公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慰问活动中，慰问团还分别和各专区、县的党政干部进行座谈、交流经验、研究工作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等。
1970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即中发[1970]26号文件）下发以后，为推动这一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四川不少地方掀起慰问下乡知青的热潮。成都市革委抽调军宣队、工宣队及干部、教师组成700人的慰问团，分赴温江、绵阳、渡口等6个地区52个县，慰问下乡知青。重庆市革委抽调各方面代表组成1300人的慰问团，由市革委副主任、13军军长顾永武任团长，慰问团下设9个分团、50多个慰问队，7月初赴万县、涪陵、江津地区的50多个安置县，开展下乡知青的慰问活动。重庆市中区抽调组织400多人的慰问团，分别到涪陵地区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涪陵、石柱、丰都等8个县进行慰问。万县市于1971年底组织323人的下乡知青慰问团，分赴有安置任务的万县、梁平、开县及市郊农村开展慰问活动。
安排在元旦春节期间慰问知青，不仅是因为逢年过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而且是因为这一期间是宣传教育知青的机会。1972年春节快要到来之时，通江县瓦室公社知青决定春节不回重庆，留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并向重庆知青提出倡议。他们说，春节不回重庆，留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坚守农村阵地，在农业学大寨中作出新贡献。在倡议发表的同一天，重庆71中当年首批赴开县插队落户的401名应届初中毕业生表示，接受再教育要“只争朝夕”，决心及早下乡插队落户，到农村去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紧接着，仪陇县双河公社的11名重庆知青、资阳县三柏公社的5名重庆知青等表示决心留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四川对云南支边知青的慰问活动，时间最早且规模较大的当属1972年3月的这一次。省革委慰问团由省委常委秦传厚任团长，下设成都、重庆两个分团，其成员有工人、老师、干部和家长等代表共400多人，重庆分团由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丁长河担任团长。整个慰问活动历时两个半月，慰问团成员按分团分成4个组，跋涉于云南边疆的7个地州和44个县，行程9500多公里，采取慰问大会、座谈会、个别走访、文艺演出、放映电影等形式，对到云南支边的四川知青进行慰问，对住在医院的伤病员以及分散在边远山区的知青，还派出小组专程前去慰问，基本上做到了人人见面，广泛地向他们转达四川省委、省革委和父老乡亲的关怀与希望。在慰问活动中，由208人组成的成都分团在云南走了22个县、行程4800公里，到兵团第2师、第3师的10个团、47个营、414个连队开展慰问活动，共召开各种座谈会871次、慰问会49次，文艺演出89场，放映电影66场，使广大支边知青感受到了温暖和关心。慰问团返川后，从6月中旬起，分别在成都、重庆向支边知青的家长和群众进行传达汇报。采取大会报告、小会座谈，走访家长，以及展出支边知青的劳动、学习、生活照片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四川支边知青成长锻炼的事迹。在短短10多天里，两市直接听到慰问团传达汇报的支边知青家长和群众就达数万人。
1978、1979年两年的知青慰问活动都是围绕进一步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发挥知青作用、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等展开的。1978年1月3日，省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在元旦和春节期间，由各动员单位和安置地区分别组织慰问团（组），吸收带队干部参加，在当地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深入社队知青场、队、点开展活动。在慰问活动中，要采取多种形式，对知青进行形势教育、传统教育、个人理想和革命需要的教育。表彰先进、帮助后进，使广大知青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通知说，要把慰问活动与检查工作结合起来，对知青的安置、培养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和知青在劳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意见。很显然，1978的慰问活动重点，落脚到解决知青安置、教育和管理以及知青在各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上。
1979年1月初，四川在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期间，以省革委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春节前后，对知青普遍进行一次慰问。通知说，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教育和动员知青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夺取农业丰收，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一年元旦春节期间，成都各系统、单位组织力量分别到西昌、绵阳、雅安、温江、乐山等5个地区及市郊县、区共60余县农村开展慰问活动。对回蓉探亲的下乡和支边知青，许多单位逐户走访，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安排好回蓉探亲知青春节期间的生活和文化活动，商业部门专门为他们发放了商品购买证。1月27日是这一年的除夕，重庆市委召开专门会议进一步部署安排做好回城知青的工作和检查落实他们的副食品供应和看电影等问题。
1980年元旦春节期间，重庆市各区、县和许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慰问活动。綦江、江北、长寿、巴县、南桐和北碚等县区的一些领导和知青带队干部，深入社队，听取知青的意见，及时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坚守岗位，积极劳动，勤奋学习，服从安排，为实现四化作出新的贡献。安置在独立核算知青场队、农副业基地和绿化队的知青，各主办单位都相继派出人员到场队看望、慰问，鼓励他们办好场队。对春节回城探亲知青比较集中的市中区、北碚区，区里都分别举行慰问大会、电影联欢慰问活动等。各有关部门在对回城知青进行节日食品供应方面，也给予照顾，作出专门安排。
知青慰问工作伴随知青上山下乡的产生、发展、结束而兴而落，它在许许多多知青的心灵里刻下了一道难忘的印记，也在知青上山下乡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页不可或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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