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我本是高山》: 对批评的批评—为什么把一个基于伟大共产主义信仰的故事矮化为基于爱情的故事?

三评《我本是高山》: 对批评的批评—为什么把一个基于伟大共产主义信仰的故事矮化为基于爱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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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电影艺术作品,需要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批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仅要赢得票房,更要赢得人民群众的“心房”。

  《毛选》第853页写道:“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我想,今天我们讨论《我本是高山》的电影创作反映出的问题,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我本是高山》在开头申明的就是以张桂梅的真人真实事迹改编的。张桂梅老师经历了毛主席时代。她的主要工作发生在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尤其是脱贫攻坚。世界动乱不定,美帝对我国各领域开展战争,“和平演变”风险依旧存在。国内金融、医疗、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反腐败斗争日趋激烈。社会风气坏了。人的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早就不提了,很多人早就不信了。目前关于《我本是高山》的争论已经发生,创作者对于观众的批评傲慢,一些人帮其背书站台。——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是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对于电影展开的激烈讨论。

  一部电影作品,需要接受观众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批评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创作电影不就是为了给人民群众看,为了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嘛。

  既然这是肯定的,观众提出了不同批评意见,对电影的诸多桥段指出了问题,比如,电影创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大山里的孩子去网吧,看到了农村酗酒的母亲,看到了张桂梅校长的“浪漫华尔兹”,看到了支撑其信仰的是爱情故事。这些问题如果说是创作者为了根据观众需求,为了“迎合”观众喜好,借助自己想象力发挥的改编,观众勉强能够接受。但根本问题是,张桂梅老师的伟大精神和品质及其做出的伟大事迹,到底是支撑其前进的精神动力的源泉是什么?是其与亡夫的爱情故事还是其坚信不疑的共产主义信仰?观众气愤批评的焦点根本在于:为什么把一个基于伟大共产主义信仰的故事矮化为基于爱情的故事?如果拍摄以张桂梅老师为真实原型的电影艺术作品,不去彰显这样的主旋律,而是为了展示其具体细节,那观众看纪录片就好了。

  面对观众的批评,创作者的回应是:“你奶奶我生来就是高山”。一些媒体上的影评人更是将批评者率先“描述为‘节奏大师’,‘狼心昭然若揭’,‘有组织的诋毁声音’,最严重的是指责对方是‘境外势力’”。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击观众的批评声音,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

  某网的影评人更是颠三观。先摘录其主要观点,然后一一进行驳斥。

  1.“观众对于电影的批评,并不是从文艺创作的视角出发,而是从他们原本的立场出发、从他们心中已经确定了的张桂梅形象出发。”当公共事件的讨论走向了立场决定论,往往也就走向了自说自话、上纲上线、一地鸡毛。

  毛主席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位影评人,只谈文艺创作角度的艺术标准,否定立场出发的政治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电影创作应该引导教育人民群众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围绕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来创作这样的主旋律。这就是好的,否则,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社会主义中国,那电影艺术就得反映工农群众的政治和艺术,而不是以西方艺术教科书为尊,为大,为上,教条地谈什么艺术批评。更不是超越阶级去谈纯粹艺术标准,这都是空想,骗人的规划,除非你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艺术思想和审美。

  2.不满于电影对于张桂梅的塑造,认为电影“贬低”了张桂梅,甚至以此怀疑主创者是否动机不纯。电影的改编之所以出现这些争议性的桥段,不是主创者立场“歪”了;相反,可能是主创者太想去“迎合”观众了。准确地说,主创者并无恶意,他们只是“天真”地以创作一部电影的心态去拍摄张桂梅,但他们忽略了张桂梅的“特殊性”——这是一个真实的、拥有广大民众基础、健在的、伟大的女性,不同人在张桂梅身上有不同的立场寄托。

  这样的评论就是避重就轻。“检验一个创作者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者动机的标准。”好了,按照这样的评论,不是立场问题,心也是好的,是为了“迎合”观众,立场也是对的,意思也是懂得,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这样的评论,我不禁想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开药房,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创作一部电影,不看观众的评价和社会效果,就只讲创作者前期多么辛苦,主观愿望是多么好,能行吗?我们看一个医生、一个艺术创作者,是要看他的实践,要看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作品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的态度,决心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而不是面对批评,恼羞成怒,傲慢不可一世,动不动就是“你奶奶我本来就是高山。”

  像这样的作品,一些影片人为其背书,一些跟随着接着票房的数据来为其洗地,进而掩盖电影所反映的根本问题。诚然,电影在塑造传播张桂梅校长的形象和精神方面是由积极意义,但是这不是形成张校长伟大精神的根本。票房数据不过是迎合市场化和资本的产物,高就能说明艺术水平高?社会效益好?这是两码事。

  这样的作品,只是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是有害的,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的集团的利益,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是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

  3.你先去看看《我本是高山》再说,反正我是感动的流泪,我觉得拍的很好,艺术不就是表现人类之爱吗?

  爱可以是艺术作品的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也不是抽象的观念的产物,而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张桂梅校长的爱,不仅有着和亡夫的爱情之爱,更有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实践的信仰之爱。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真正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是不存在的,要实现也是在张桂梅校长信仰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世界阶级消灭之后。就像我们不可能爱自己的敌人,不可能爱社会丑恶现象一样的道理。

  4.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电影各种正能量的元素并无缺席,张桂梅的信仰也得到烘托。编剧之所以大量加入张桂梅丈夫的内容,为的是让信仰叙事拥有更多“人性化”的底色,试图去呈现张桂梅“圣人”形象之外那些脆弱、柔软的部分。

  这样的评论,点出了这部影片遭受批评的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一个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的讨论。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整部电影中最重要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为何这会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呢?就是从电影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显然陷入了一个矛盾之中,这个矛盾就是他们既不想空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口号,但却又无法理解张桂梅的那种牺牲奉献精神。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一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总是以个人利益至上为原则的,他们无法想象也无法改编出一个脱离了利己主义的故事。可是偏偏张桂梅创办女子学校的这件事,又是与他们的世界观相违背的,怎么可能有人做一件事毫不利己呢?这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看,简直是有违天理。

  于是他们需要寻找一个理由来解释这种“有违天理”的事迹,但这个理由又不可能与他们个人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在根本上相违背,怎么办?那这个理由只能是爱情了。只能是“人类之爱”这种普世的价值观了。于是,对亡夫的思念就成为了这种精神动力背后的源泉。这就回答了我们前面提出的“观众气愤批评的焦点根本在于:为什么把一个基于伟大共产主义信仰的故事矮化为基于爱情的故事?”之问。

  于是他们在创作表现手法上,就出现了观众批评的诸多改编的桥段的问题。这种表现手法正如《毛选》中所说的:“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归根结底,电影创作者及其塑造的电影人物,就是《毛选》中指出的——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

  从当前观众的批评角度来看,抓住了电影反映的根本问题,这无疑是文艺批评的一大进步。但是从网络舆论中来看,我们似乎又陷入了“进一步,退两步”的境地。

  当我们批评电影创作者将张桂梅校长的共产主义信仰矮化为个人的爱情故事时,在大量的批评声中共产主义信仰似乎也被片面化了。

  张桂梅校长将其个人的一生奉献给山区的贫困孩子,践行着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伟大的,是不容置疑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是,电影创作在宣传时,不仅不去表现这一主题,反而扭曲事实。那我们舆论批评声中,我们在维护共产主义信仰,在宣传这种精神,如果如果把这种精神完全等同于共产主义精神,有意无意的忽视造成山区贫苦女孩不能上学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源,忽视造成这种贫困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甚至把解决这类问题完全寄托于出现一两个象张桂梅校长这样的伟大的人,寄托于这样的伟大的人的个人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精神上,进而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信仰”,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的共产主义。那我们毫无疑问在歌颂信仰问题上,在批评错误问题上同样犯了错误,甚至比我们批评的错误更大,这不就是在进一步同时的退两步了吗?!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精神和信仰,视作了单纯的牺牲和奉献,单纯的无私与付出,或者说宣传上有意无意的把这种精神与共产主义信仰完全等同起来,却丝毫不愿意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那么这就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种空想共产主义。从某个角度来说,它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要远比《我本是高山》里面的那种庸俗化和低级趣味还要危险得多。

  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精神和信仰呢?我们后续文中再讨论。

  总之,好的电影艺术作品,需要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批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仅要赢得票房,更要赢得人民群众的“心房”。

  张桂梅校长的”高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和道德精神高地,是红色精神。而《我本是高山》却用资产阶级的蓝色精神阴沟偷换了红色精神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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