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理地判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应该在钩沉文本的基础上，重构其历史地位、彰显其意义。依源于亚当·斯密的创见，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以劳动价值论为原则的“穷人经济学”和以效用价值论为原则的“富人经济学”，李嘉图和萨伊是各自的代表。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奠基，透视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效用论学派)的庸俗本质，即从个人主义视角把资本主义简化为交换原理，只承认其中的“和谐”，掩盖对劳动者的剥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商品生产的概念提升到社会生产关系的高度，在生产关系视域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通过对经济批判与革命政治的总体互释，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实质。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
一、《国富论》的两副面孔
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1]。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作为对象，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在此之前，洛克以“劳动创造财富并确立所有权”的信条，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与政制的前提性观念。斯密进一步将劳动-权利论改造为一条价值原理：在产品的效用层面定义“使用价值”，在可购买力层面定义“交换价值”。经济学的主要对象是“交换价值”，而测量“交换价值”的标准是劳动量的投入，“在早期资本积累与土地私有制度尚未形成的野蛮社会里，取得各种物品所需的劳动数量比例，似乎是决定物品日常交换比例的唯一依据”[2](50-51)。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量是决定商品应当购买、交换的劳动量，即劳动量决定交换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确实遵循着等价交换原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后，由于地产、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劳动价值论的原初规定不再奏效。“劳动创造财富并确立所有权”的信条沦为空洞的形式规定，“一旦资本在某些人士的手中积累，他们自然会雇佣勤劳的工人，并且供应工人工作所需的材料和赖以生活的工资。他们的目的是出售工人的产品以后赚取利润，亦即，赚取工人的劳动施加在材料上面的一部分价值”[2](51)。
马克思认为，斯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他(斯密-引者注)不外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劳动条件属于一个阶级，劳动的支配权属于别一个阶级那时候开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3](105)斯密毫不怀疑是劳动阶级创造了全部的社会财富，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阶级并不占有全部社会财富，工人劳动施加在产品上的价值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另一部分作为利润支付雇主在原材料和预付工资上的投资收益，最后一部分则作为地租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在利润来源的说明上，斯密证明了利润既不是监工等特别劳动的工资，也不是高于其价值上售卖的“让渡利润”，而是资本家依据预付资本的投入而占有工人劳动的价值量的一部分：“在各种手工艺与制造业，大部分工人需要雇主垫付他们工作所需的材料，以及生活费或工资，直到完成工作。而雇主会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或者说，会分享他们的劳动施加在材料上面的价值。雇主享有的那一分价值，便是他自己的利润”[2](72)。
上述说明似乎触及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即利润不是由垫付资金产生的，而是由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施加到产品中的新劳动产生。劳动价值论就是把创造价值的劳动普遍化为一般的社会劳动并体现为物化的劳动量，地租、利润和利息都来源于资本对活劳动的交换，是剩余价值的各种不同形式。由此，既然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其他两个阶级的收入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而确保这种占有的合法性依据就是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本质上是一种压迫性权力，它保证了有产者以物化劳动(资本)对活劳动(劳动者)的支配地位。“公民政府，就它是为了维护财产安全而设这一点来说，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富人免于穷人的伤害而设，或者说，是为了要保护有一些财产的人免于遭受毫无财产的那些人的伤害。”[2](825)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冲突是十分明显的。财产的分配最终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政治斗争决定，而这种斗争总是以资本家获胜告终。“从那些激烈的联合喧扰当中，工人们很少得到任何好处。部分是因为行政官员介入仲裁，部分是因为雇主们优越的坚持能力，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工人，为了自觉眼前的生存不得不降服。所以，一般来说，除了惩罚或清算首谋者外，工人们的联合喧扰，最后总是一事无成。”[2](74)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根源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根本对立。所以，关于资本主义阶段冲突构成了《国富论》的第一副面孔，它开辟了李嘉图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阶级与社会矛盾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
然而，斯密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国富论》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完整的，斯密不仅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历史深度，并且也不像李嘉图那样前后一贯地使用劳动价值论。按照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斯密却更多时候认为，衡量产品价值的不是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而是由它在市场上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决定。从购买的劳动量出发，意味着“通常取得或生产任何商品所需的劳动数量，不再是调节该商品应当购买、支配或换得多少劳动数量的唯一依据。任何商品显然都必须换得额外的劳动数量，才使垫付工资与提供材料的资本可以获得适当的利润”[2](52)。于是，斯密又混乱地把购买来的劳动量划分为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益形式。
这样，斯密就放弃了从生产的内部联系对资本主义“生理学”的研究，而是颠倒到市场和交换视角。在这一视角下，三种收益不是劳动价值量的分配形式，相反，产品价值或价格(斯密并没有区分二者)却由工资、利润、地租的加总所构成。斯密发现，在给定的劳动量和利润率的条件下，“利润完全取决于投入资本的价值，投入资本愈多，利润愈大……在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中，利润与劳动工资完全不同，而两者也确实取决于截然不同的原则”[2](51-52)。进一步，只有当不同产业中工人占有的资本量相等，产品的价格或价值才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成比例。相反，如果单个工人占有资本量不同，产品价格并不与生产中的劳动量成比例，并且这种情况显然更符合社会的经验事实。因此，生产费用论似乎比劳动价值论更具解释力，即资本、劳动、土地作为三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了产品价值，并体现为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益形式。
问题在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本身就是由某种价格衍生出来，当用它们来解释自然价格的形成时，显然陷入了循环论证。斯密无法解决的这个混乱，显示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不清晰。马克思认为，这只是说明劳动只有作为社会劳动对于其等量的社会劳动具有支配权时，才成为财富。也就是说，斯密混淆了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不同环节。价值源于生产，却在交换中实现。如果把价值的来源从生产颠倒为交换，就遮蔽了剩余价值，从而把利润取决于垫付资本量的大小。当斯密说工资、利润与地租是“三种收入”时他是对的，但说它们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种来源”则是错误的。从生产费用论出发，资本家依据资本所有权所得收入不再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剥削，而是一种价值的真正来源[3](125)。这个结论意在表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是“公正”与“和谐”的。国家保护财产权的意义在于，它促使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利的原则，却在无形之中促进了社会全体的利益。
斯密认为，与以往一切时代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无疑变得更加富有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真实报酬绝对提高了。在自由市场内，“看不见的手”将协调每个人的利益，实现为一个“自然的自由体制”。在此意义上，斯密对资本主义“和谐”本质的描绘是《国富论》的第二副面孔。虽然他对无产阶级的弱势地位抱以同情，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才是其主旋律。
二、“穷人经济学”VS“富人经济学”
斯密在价值论上的矛盾，源于他在不超出资本主义前提下，融合冲突论与和谐论两种立场的努力。此后，李嘉图和萨伊各自发挥了《国富论》的两幅面孔，把政治经济学引向两条相悖的道路。
李嘉图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一次主题转变，把研究分配看作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4](3)。斯密虽然也触及分配问题，但总体来说，他更关心如何促进财富增长。但是，恰恰由于把分配作为主题，对分配的研究却应该追溯决定分配的初始因，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斯密始终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生产体系与交换体系之间的游移不定，李嘉图则更彻底地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统一的生产体系，整个体系的起点是劳动价值论。彻底运用劳动价值论必须回应斯密难题，即如何解释自然和资本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李嘉图指出，生产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系列创造过程，它将纯粹自然物转换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环境和自然本身是非生产性的，自然本身并不是生产的成本，更遑论创造价值。同样，劳动工具、机器等要素的投入也与劳动价值论规律相一致。资本只是劳动产品，代表着一种物化的劳动量，它在生产中部分地将其自身的价值转换到最终产品的价值中。生产并不是工人和机器一起创造产品价值，而是工人和生产机器的工人共同创造了最终的产品价值[4](19)。因此，资本和劳动并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们分别代表过去的劳动和现在的劳动，生产在本质上是一系列的劳动时间的投入。当资本家进行一项长期投入，随着不断的扩大投资和资本再生产运动，最初的垫付资本在产品的价值总额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少乃至忽略不计，最终利润和价值总额越来越反映为纯粹的劳动量的增长。无论是给每个工人更多的资本，还是进行更长的生产周期，都会带来利润和总财富的增长。这种结果源于更有效率地组织劳动形式，劳动价值论在此依然有效。捍卫劳动价值论的结果是，李嘉图比斯密更深刻地触及资本家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地主阶级和其他两个阶级的冲突在于它是纯粹寄生性的，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冲突在于利润和工资总是处在矛盾中，资本运动的规律表明，“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因为在社会和财富的发展中，必要的食品增加量是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劳动获得的”[4]101。而这将导致谷物价格和劳动工资的增长，工资上涨必然导致商品相对价格的降低，直到人口的增长达到顶点，利润水平将降到最低点。
伴随19世纪末工人运动的兴起，斯密的社会和谐论受到撼动。威廉·汤普逊、托马斯·霍吉斯金、约翰·勃雷等人从古典经济学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是思想史上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即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明确主张“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应得其‘公平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几乎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门口[5]。
如果说李嘉图谱系代表了古典经济学的左的道路，那么，以萨伊领衔的效用价值论经济学则在论证资本主义“和谐论”上走得更远。“和谐论”代表“富人经济学”，其首要任务是回应李嘉图社会主义的激进政治结论。萨伊认为，必须对斯密价值论的一些“小错误”予以修正，正是这些“小错误”使李嘉图抛弃了更重要的内容，把经济学引向歧途。对这些“小错误”进行修正使萨伊在价值论和分配论上提出新的解释原则。
《政治经济学概论》开明宗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并非来源于劳动，而是完全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现在让我们把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6](59)《国富论》中有一个著名的“水-钻石悖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不成比例，水的使用价值明明比钻石更大，却几乎毫无交换价值，而钻石基本没有使用价值，但却具有极大的交换价值。基于这个观察，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都倾向于把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必要前提，但却并不认为能够通过衡量使用价值来确定交换价值。对此，边沁最早以效用论反驳劳动价值论。边沁把使用价值和给人带来享受的“效用”相提并论，他认为水之所以很少具有交换价值，恰恰是由于它太容易获得，而考虑到钻石带给人巨大的愉悦和享受，其价值的翻倍就是可理解的了。沿着边沁的思路，萨伊说明生产就是创造物品的“效用”，或是把“效用”授予本来不具有有用性的物质，或是扩大物质已经具有的“效用”，“虽然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而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6](60-63)。
效用价值论削弱了劳动的主体性，放大了自然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它似乎解释了钻石等稀缺物品的价值问题，但实际上却忽视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再生产活动，结果把资本主义经济视为一切时代的普遍规律。就生产“效用”而言，劳动绝不是唯一要素，它来源于几个不同的生产性服务相互协作的结果：“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除这些之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6]78萨伊以此回应劳动价值论的主体观念，并就相应的三种收益形式的合法性提供说明。他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各自的地位并无根本不同。生产的过程也是牺牲，不仅工人为生产新价值而牺牲了劳动力，资本家同样为生产牺牲了享受。同样，土地作为自然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不言自明，地主阶级的所有权以及在土地改良上的付出都是获取地租的理由。总之，对于萨伊而言，由于劳动、资本、土地在创造价值上的协同作用，所以资本主义的三种收益形式在道德上是公平的，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也就具有合理性。
萨伊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一种新方向。在古典经济学的分化和裂变中，李嘉图社会主义者赋予了政治经济学以更多的人道主义关怀，为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萨伊引领的效用学派则体现了资产阶级面对政治激进主义所进行的自我辩护。例如，另一位“和谐论”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认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穷人经济学”观点，那些穷人缺少教养、不懂节制、傲慢狂热，以穷人利益为诉求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不能带来美好的效果，它无疑是一场噩梦。所以，“穷人经济学”是头脑缺少科学训练并且感情泛滥的人接受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应该是证明社会各阶级之间利益和谐的“富人经济学”。
三、对生产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
在清理出古典经济学的两条道路之后，接下来应该讨论：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遗产，又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7]，只有以政治经济学为中介才能够“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8]。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古典经济学完全基于不同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提视域。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政治经济学既不是一门思辨科学，也不是一门纯粹实证科学，而是一门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历史科学，研究“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发现其背后的规律。社会在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下产生一定的交往形式，而在一定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发展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制度形式、家庭和阶级，即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与其相应的政治国家[9]。马克思对经济规律的描述涉及对历史与社会结构的揭示，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批判。“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0](602)。在经济范畴和社会关系之间，社会关系是首位的，经济范畴是次生的。以往经济学家只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生产的，至多只达到对经济范畴的唯物主义理解，但却没有历史思维。“它们认为这首先意味着经济学应该离开历史的特殊性去探寻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和范畴。它们试图找到一种系统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所有形式的人类社会，所有的历史进程。因此，它们从历史本身抽象出来，切断了与政治和对特定社会制度的研究之间的联系。”[11](41)相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不是“社会一般”和“生产一般”，而是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试图对应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来建立理论范畴，而不是进行没有社会现实基础的唯心的抽象。”[11](26)
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研究生产是怎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进行的，而且也要研究这些(生产)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并伴随着生产力向更高阶段发展而可能被另一种新型关系所取代。“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地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602)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联系被以一个辩证的总体说明揭示出来。古典经济学把有机联系的各个环节强行分开，当他们把生产和分配割裂开并视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规律，也就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事实上，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社会总体的各个环节。因此，萨伊等效用价值论者把政治经济学简化为交换原理，所遵循的是一种个人的视角，它只能看到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的个人，却无视了社会关系整体。事实上，单独的个人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事实，它不过是自由主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抽象建构，通过抽象出一种形式的平等用以抹平所有人之间的阶级区分、掩盖具体的身份差异。“实际上，只要把商品或劳动还只是看作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互相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看作它们之间的等同，那就是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只是单纯地看作交换者。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和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它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12](195)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所宣称的一切平等和自由都是形式化的，其背后的社会基础是商品价值的交换，平等和自由只是交换价值在法律、政治以及社会关系上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并不能真正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人们忘记了，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决定的”[12](203)。
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必须回到古典经济学所开创的生产视角分析。虽然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分配问题，但他意识到分配形式只是生产形式的结果，所以必须认真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形式。马克思指出，同其他几个环节相比，“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13](18)。从个人主义和交换视角出发，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它决定个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个人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从事雇佣劳动。从生产视角看，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政治经济学把分配规定为产品的分配，似乎是独立于生产的只存在于市场上的环节。但马克思深刻地洞见了，在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之前，首先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即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两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结构，产品的分配只是这两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撇开了对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与社会关系的分配，那么，生产就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反之，有了对这种构成生产的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才能确定[13](20)。
进一步，生产本身的规定性依据于一定的历史境域、有其特定的条件和前提，它们构成了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既是前一时期的结果，也是当前这一时期的自然前提，在生产过程中被不断地改变。问题归根到底，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13](21)。从这种历史视野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考察彻底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概念，把经济规律与社会运动的整体联系揭示出来，希冀发展出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美好的社会方案。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特有的政治意识。
四、生产的政治性及其剩余
马克思合理地继承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斯密与李嘉图都回答不了这一问题：为什么劳动必然表现为价值、以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区分劳动的二重性，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价值量分析、只知道价值量的生产，却不理解在价值量生产中隐藏着社会关系的本质。所以，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具有重要意义：“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4](99)
由于缺少唯物史观的方法，古典经济学并不能从暂时性上理解商品的价值形态，以及价值形式表现为货币形式的意义。价值形式分析认为，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使用价值，而是来源于交换价值，只有当商品生产只是为了在市场上换取货币，而不是满足生产者的直接使用时，劳动产品才真正获得了商品形式。资本主义是一个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为交换价值所控制的商品社会，它奠基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当商品作为中介去完成价值增殖的时候，它达到了最神秘、最抽象的形态。这时商品在人面前就取得了独立性，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性质，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反映为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是直接而明显的，每个人都直接依赖他人，所以生产直接具有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作为社会劳动，不再表现直接的社会关系，而必须以物的关系为中介。劳动除了作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必须同时作为抽象劳动为社会生产交换价值。“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4](92)这种物的运动形式就是资本积累的运动，即资本在市场上通过交换不断地扩大、发展自身。
古典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就是在流通中寻找利润的来源，把市场看作一种互惠的、和谐的制度。与其说市场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不如说它是推动剩余价值生产与积累资本的手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交换是简单的商品流通，生产的目的在于购买其他可用的商品，其一般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C-M-C)”；在资本主义社会，简单商品流通被取代，体现为“货币-商品-货币(M-C-M’)”公式(为卖而买)，它在流通过程结束时产生了更多价值M’。由于局限在流通过程的表象，古典经济学只能狭隘地把剩余价值的来源归结为交换。直到马克思揭示出，从M到M’所得的剩余价值并不在流通中产生，它只是在流通过中实现。其产生来源于更加隐蔽的场所，即生产领域。“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14](204)
从生产的视角看，剩余价值只能产生于第一个阶段M-C中。这个阶段所购买的特殊商品——劳动，其使用价值本身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14](195)。资本主义生产要求这样的前提：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出现在市场上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并且，他们除了作为自己人身的所有者之外就自由得一无所有。这使资本主义与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相区别，当少数人垄断了生产资料、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而不能独立生产时，劳动者就只能“自由地”做出选择：要么饿死，要么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不自然也不永恒，它是历史地形成的生产方式，是占有资本的阶级对劳动阶级的统治。当斯密把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当成政治经济学的未经反思的前提来论述利润来源时，马克思诘问道：“第一、我们要问，这种没有生活资料也没有劳动材料，总之，毫无所有的‘勤劳的人民’，是从哪里来的呢？假设我们在斯密的文句里，把他的素朴的见解剥出来，他就不外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劳动条件属于一个阶级，劳动的支配权属于别一个阶级那时候开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3](112)
在这个意义上，价值与资本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15]而资本作为隐秘的社会权力，通过私有财产权被合法化，从而与现实的资本主义政治形式形成了深层的共谋关系：“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14](673-674)。
私有财产权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价值的起点。在十六七世纪，“劳动创造财富并确立所有权”观点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存在条件的批判。在《国富论》中，斯密把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都划入了“非生产劳动”阶层。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土地和农业劳动才是“生产的”，斯密则进一步把创造价值的劳动扩大为一般劳动。马克思认为，斯密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直接与资本交换的劳动，即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3](202)。斯密的本意是指证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的寄生本质，借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然而，由于资产阶级依据资本所有权能够“合法地”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历史的辩证法现在开始转变为对资产阶级“非生产劳动”的批判。当资产阶级以普遍性的面具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央，就逐渐失去自我批判的动力，私有财产及其国家机器也被神化为普遍性的政治价值。无疑，资本主义绝不是和谐的，而是由于其内在结构决定了它的冲突性和对抗性。自由市场原则根本无法掩饰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出卖劳动力的基础上，另一个阶级依据所有权获得不劳而获的收入。
如果简单地以利益分配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似乎隶属于“穷人经济学”的谱系。但综合其理论的总体，这一归纳其实远远不够。究其根本，古典经济学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的非反思的框架内描述经济的运动规律，它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更不具有任何一种超越性的政治与社会构想。相反，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建构，意义远非经济学话语所能内涵盖，而是指向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主体——无产阶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完全颠倒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者作为物的客体性本质——实际上是通过商品拜物教批判来揭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把这一生产要素、这一纯粹的物性要素从一个潜在的力量塑造为一个主体、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不论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物性要素、抑或作为市场上的产业后备军、群氓无产者，都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所拟定的“剩余”。因此，不仅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决定它最终不可避免地“内爆”“瘫痪”，并且作为资本主义“剩余”的无产阶级将挺立为一个革命的历史主体来最终联合占有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准备物质与社会条件。
总之，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经济批判与革命政治的总体互释，马克思为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建构和革命政治学提供了科学根据，从而以一种最具有爆炸性的方式在古典经济学内部击毁了这个资产主义的理论实体。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的革命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总规划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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