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初步研究经济学所完成的重要著作,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思想建构与未来社会构想的第一次融合。但由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视野的缺失,马克思此时对资产阶级表层的分配关系以及作为物的形式的私有财产及其历史演进的认识还停留于经验主义的水平,这使得他既无法科学阐明劳动何以异化以及私有财产的历史本质,也无法科学阐明如何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以致主要地采用了经过改写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逻辑批判性地阐释现实和构想未来,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准确把握《手稿》所呈现的思想状态,对于合理定位《手稿》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1932年公开问世以后,围绕其与马克思思想过程、马克思思想本质的关系等问题,国外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形成了两种相互对峙的观点。一种主要以西方马克思学以及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认为《手稿》所阐发的人本思想达到了马克思思想的顶峰,马克思此后的思想或者是对《手稿》中人本思想的贯彻和运用,或者是《手稿》中人本思想的倒退。例如,德曼明确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或广义地说在他的1843年和1848年之间的著作中揭示了价值感觉和价值判断,而这二者是他后来的全部工作——也包括他的科学工作——的基础”,并进而认为:“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即使作了最英勇的努力,也并不总是能克服这一点。此种“贯彻论+倒退论”的理解方式,体现了以《手稿》中的人本思想统摄马克思思想整体的理论取向,从而歪曲了马克思思想变化发展的实情,更抹杀了马克思在持续的思想进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重大意义。另一种主要以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认为《手稿》及其中的人本思想只是体现了青年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思想,后为实现了理论变革的马克思所彻底抛弃。阿尔都塞声称:“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正是离马克思最近的马克思,即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这也就是说,《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在时间上距离思想转变后的马克思最近,但在思想的实质上却最远,其中所阐发的哲学思想为马克思后来所“彻底否定”。相较于第一种观点,阿尔都塞无疑认识到了马克思在《手稿》之后的思想变革和发展,但由于他彻底抹杀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奠基性作用,以致将马克思的思想变革变成了黑暗之后的黎明突现。上述两种观点及其理论缺陷启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面貌,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思想演进历程的理解,而且关系对马克思思想本质的理解。
一、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经验主义思路
马克思在1843年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其整个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思想建构和未来社会构想三位一体的格局;而且三者的内在关系表现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理论表现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推动着其哲学思想的建构,两者共同支撑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构想的理论展开。在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演进中,《手稿》第一次实现了经济学、哲学和共产主义的融合,这种思想格局的形成为马克思此后在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实现思想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作为初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手稿》还只是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表层分配关系以及作为物的形式的私有财产及其历史演进的经验主义认识水平上,即没有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推进到现实社会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层次,从而不能够抓住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对抗的真正根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中达到成熟,马克思认识到,“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从而科学阐明了特定社会形式中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表明,要对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展开批判,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展开批判,即“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的消失而消失”。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没有把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关系的批判推进到生产关系的层面,因而在总体上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关系进行批判的经验主义思路。这首先体现于马克思在“笔记本I”中按照他后来所批判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收入形式。其中,在对“工资”的分析中,马克思只是触及了一个显在的事实,即“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并指认无论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还是增长状态,工人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马克思此时基于对国民经济学中的理论和实践之“六大矛盾”的分析认识到,仅仅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是无法把握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源的,并批判蒲鲁东仅仅立足于“工资的平等”来进行分配方式的改良就是基于这种立场的错误选择,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能改变工人的不利的现实处境,从而表明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还有比分配更重要的东西,但是,他这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资本生产关系。对此的另一个佐证是,马克思对“资本的利润”的分析完全按照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认识,将资本理解为物性的存在,即“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此后确立了生产关系的理论视野后所要否定的观点,因为这样理解资本对于说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则毫无意义”。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缺陷,马克思此时还停留于从“资本的购买力”的角度来理解资本对工人的支配方式,即认为资本家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这种仅仅停留于对处于社会现象层面的商品交换关系的认识,导致马克思无法理解资本的自我增殖是如何实现的,以至于将资本增殖的原因归结于资本量的大小以及大资本的竞争优势。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野的缺陷,马克思对地租的分析也停留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史阶段,并认为“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制之间的斗争确定的”。
马克思此时的经验主义思路还体现在他对私有财产及其历史演进的理解上。孙伯鍨曾经指出:“由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思想的深刻领悟,使他永远保持了对周围事物的现实感,他始终根据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的演变和哲学的任务。”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的历史感,马克思在《手稿》中敏锐地认识到地产、手工业和大工业之间的历史差异,并预感到从封建不动产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动产、从封建的政治剥削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剥削关系转变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道:“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关系必然终止。”但是,由于马克思还无法把握不动产和动产背后的本质性的生产关系的现实支撑,他对私有财产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仍然停留于经验主义的层面。这体现在马克思主要以社会现象层面的财产是否受到了封建关系的羁绊为尺度,将私有财产的历史差别概括为不动产,不完全、不自由的动产和完全的、自由的动产,并由此认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如此一来,动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历史差别就不是马克思后来所认识到的两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本质性的差别,而仅仅只是完成与没有完成、纯粹与非纯粹之间的程度上的量的差别了,即地产只是“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但是,早已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显然不会满足于现象层面的一般性描述。马克思在总结完《手稿》“笔记本I”前三栏的内容之后,针对国民经济学没有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即“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的缺陷,强调“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但正如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中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普照的光”才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内在联系”的科学说明,此时的马克思由于生产关系视野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经验主义思路,以致选择了通过改造和提升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批判框架分析私有财产的本质和工人悲惨境遇的原因,诚如孙伯鍨所指出的:“他是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经济‘事实’和‘规律’为依据,以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为武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哲学人本学的分析和批判的。”
二、人本主义批判的展开及其限制
对于《手稿》,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其内含着人本逻辑和科学逻辑,并且人本逻辑主导着马克思此时的整个思想运演。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无论是人本逻辑还是科学逻辑,都是人类解释世界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人本逻辑基于应然性的价值标准解释社会实在,所得出的往往是关于社会实在之“合理”或“不合理”的结论,其目标在于作出关于实在是否“应当”的总体评判,而非现实“何以如此”的确切说明。科学逻辑则要舍弃种种价值性的设定,而诉诸于客观必然性的理论阐释,获得对历史实在的决定论的说明。由于受经济学研究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此时还无法获得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确切知识,因而也无法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运动的科学批判,从而采用了无需关于对象的确切知识支撑的异化逻辑对残酷的现实展开激进的人本主义批判。
我们还是回到《手稿》的行文来展开分析。马克思在分析完三大收入形式后,便以“通栏”的形式阐述国民经济学未曾说明的私有财产的“本质性”,其理论框架就是“通栏”的标题所显示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马克思以此描述了工人的四重异化。第一重异化是劳动产品或物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第二重异化是劳动或自我的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基于劳动及其产品的异化,马克思随之又推出第三重异化,即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类本质”本来是费尔巴哈的术语,费尔巴哈用其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的“爱”的关系,而充分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积极面的马克思则赋予其新的内涵,即将对象性的活动或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既然如此,劳动的异化也必然意味着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三种异化的直接结果则是第四重异化,即人与人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在分析完四重异化之后,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由此,马克思完成了对私有财产之来源和本质的说明。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人本逻辑是建立在对对象的非确切性说明的基础之上的,其本身也无法提供关于对象的确切性说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基于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概念是无法说明劳动何以会异化、作为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何以会反过来统治人的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生产关系视野的缺失,马克思这时还仅仅只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来理解劳动,即“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而“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虽然“劳动”在这里承担起了马克思的人本逻辑之理想性标尺的作用,但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个贯通人类历史的“抽象规定”,正如马克思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把握的劳动,仅仅“只是一个抽象”,只是“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虽然,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能动性关系,马克思能够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但却无法说明人与社会的历史性存在,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就是无法说明工人遭受剥削的特定的内在机制,也无法说明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历史性本质。
首先,借助于抽象的同时也是理想性的劳动概念,马克思无法说明作为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劳动何以会与人相异化。对此,望月清司在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要解决劳动何以会异化的问题,必须将异化劳动逻辑与《穆勒评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在的市民社会分析能力,正是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引入分工和交换的视角,走出了“那个孤立人如何从‘类’中脱离出来变成‘个体’的问题”所陷入的困难境地,即“造成工人畸形的‘劳动分割’其实是人本来作为类存在所从事的‘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往’在市民社会中的现象”,其中,货币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普遍中介,而这恰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互相补充的类活动和类生活”之先行异化,其结果则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望月清司的认识不乏真知灼见,但其解读是存在问题的。撇开望月清司认为《穆勒评注》已经引入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解读是否合法不论,他将基于货币的交换关系作为说明劳动异化的立足点,则仍然停留于马克思后来所批判的只是抓住了现代社会的表层现象的层次,而从《穆勒评注》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建构起现实社会关系的视角,更没有将劳动置于其中进行历史性的分析。这体现于马克思在分析四重异化时,将人与人的关系之异化作为劳动异化的结果或表现形式,即“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而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并没有改变从人或劳动的异化说明人的理想性的关系即“真正的社会联系”的异化的思路,正如他所说:“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很显然,马克思这里所遵循的仍然是从个体的异化来说明社会联系的异化。既然如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是无法阐明劳动何以会异化的,正如他的设问所表明的,“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仅此而已。循着马克思提示的思路,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历史发展进程中,并立足于构成特定历史阶段之本质的生产关系才能对“异化劳动的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而这很显然不是《手稿》所能完成的。
其次,借助于抽象的同时也是理想性的劳动概念,马克思此时也无法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后来在批判斯密、李嘉图等人时明确指出:“他们不是把资本看作处在特有形式规定性上的资本,即在自身中反映的生产关系,而只是想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原料等等。可是这种物质要素还不能把资本变成资本。”也就是说,财产比如资本的历史本质单纯地从物质性层面是无法把握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其放在生产关系的层面,即放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抗关系中。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只是基于对重农学派以来的国民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强调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或劳动的本质,而这恰恰是近代以来哲学发展所确立的主客体思路,而不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思路。虽然他指出了“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但马克思紧接着以“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展开的论述表明,他并没有站到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这导致他无法把握私有财产的历史本质,因而无法将封建社会的财产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形式区分开来。当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他恰恰是以劳动这个非历史性的本质来统摄私有财产的整个历史,既然如此,私有财产在其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所能生发出来的差异便只能是“异化”的程度不同而已,但这只是量的区别,而不是历史的本质性差异。
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人本批判,都体现了马克思此时的哲学建构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这两者又都根源于马克思此时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水平。从其结果来看,它们又共同制约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恩格斯后来概括指出,马克思通过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得“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但是,由于生产关系视野的缺失,马克思在《手稿》中既不能将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坚实地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更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中科学阐明阶级对抗的必然性,这导致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仍然属于恩格斯所说的并在后来得以超越的纯粹理想主义构想。
三、建基于人本主义批判的未来社会构想及其限制
如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抽象的同时也是理想性的“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激进的人本主义批判。但是由于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视野的缺失,马克思无法科学阐明劳动何以会从人异化出去,也无法把握私有财产的历史本质。这种认识上的限制造成了马克思此时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诸多缺陷。
首先,在如何通达未来理想社会的问题上,马克思更多地是宣称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却无法找到扬弃的现实路径。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谈到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节中,他明确声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的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但是,由于生产关系视野的缺失,马克思却无法说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何以能够被扬弃的问题。固然,马克思遵循劳动和财产(主体与客体)相互对峙的框架,强调了“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的共产主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得出了“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的结论,但是,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基于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视野所认识到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解体的根本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并基于机器化大生产这一最适合于资本本性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困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界限。而《手稿》时期由于生产关系视野的缺失,马克思最终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交付给了无产阶级。在这种理解当中,虽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体线索被凸显出来,但由于马克思此时没有将无产阶级置于现实的历史性的生产关系中展开分析和把握,因而其与此时的“劳动”概念一样,仍然是抽象的概念,这导致他将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的实现交付给了大写的“历史”,并将“扬弃”的发动交付给无产阶级对“历史”所带来的运动的思想自觉,因而其设想仍然停留于纯粹的思想层面,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其次,在未来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上,马克思的构想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抽象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如上所述,马克思遵循异化劳动的理论逻辑,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实情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而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首先意味着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的复归,在此基础上,人同时实现其向社会本质的复归。对此,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才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约、交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只有颠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首先使人成为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建构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但由于此时马克思还没有确立起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视野,而只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劳动,他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古典经济学的“孤立的个人”的观点,这体现在他关于“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的表达中。固然,马克思也谈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但这里他所谈及的只是处于社会表层的交换关系。正是由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视野的缺失,马克思对劳动的复归的理解还仅仅只是立足于单一的人与自然关系线索的抽象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构想。虽然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但这个社会绝非是在把握现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内在矛盾对抗的基础上科学建构出来的,而是从现实历史运动的外部引入的人本主义的理想型关系。
总之,作为马克思思想建构和演进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手稿》是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研究后的一次重要的理论总结和思想推进,这体现在:第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思想建构和未来社会构想的第一次融合,确立了思想变革、发展和演进的基本格局;第二,马克思基于对费尔巴哈、黑格尔的批判改造,确立了劳动的视野,并且确立了理解和把握劳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线索,而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平台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第三,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人的本质是类存在、社会存在的观点为其走向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学说作了重要的铺垫,诚如广松涉所言,“作为异化、物化的主体的人,就其类本质而言,也可以说是主体间性的协动的一个总体,只要将主体概念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自为地加以把握”,“那么可以说,向后期的物象化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基——笔者按)的转变,《1844年手稿》中亦已然存在”。因此,我们绝不能如以阿尔都塞为典型代表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手稿》只是马克思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段的思想,其中所阐发的思想为马克思后来所彻底否定;同时,正如上文所呈现的,《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由于受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的限制,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还没有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历史本质层次,而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表层现象及其历史流变的经验主义层次,因而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方式还不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对抗的科学批判,而是从现实历史之外设定人的理想性存在的外在尺度的人本主义批判。基于这种批判方式,马克思既无法科学回答人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地位是基于何种机制而构成的,也无法科学回答人如何才能摆脱现代社会组织所造成的畸形存在,而这些问题恰恰构成了马克思终其一生孜孜探索的核心课题。既然如此,我们也决不能如西方马克思学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手稿》意味着马克思思想达到了顶峰,而以后的思想无非是对《手稿》所阐发的思想的贯彻、运用甚至是倒退,如此,马克思在《手稿》之后的艰辛探索不仅会遭致彻底消解,而且马克思在《手稿》之后所完成的从人本逻辑向科学逻辑的转换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想推进也会遭致彻底消解。
作者:许恒兵
文章来源:《武陵学刊》2018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