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倍受关注的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基本确定,共和党并为如之前众所预料的实现大胜,赢下了众议院但输掉参议院,共和党建制派们将此归罪于特朗普提名的选举人充满劣迹偏离主流,转而力捧“明日之星”德桑蒂斯。而事实上依托右翼民粹潮起家,远离建制的特朗普确实也很难拿出像样的班底。不过,特朗普本人仍然有极高的人气,这两天马斯克宣布将特朗普账号解封,其关注量迅速恢复至超过8700万。11月15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大选。
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德桑蒂斯的出现,都已说明共和党选民中的右翼民粹化趋势已不可遏制,相对的,民主党选民中的左翼民粹趋势也已形成大势。本次中期选举中,以 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为代表的“天启四骑士”全部胜选,以两党建制派政治人物们普遍老化和颓势情况看,未来两党竞争大概率会朝着左翼民粹对右翼民粹的趋势演化。
如果一个民主党版的特朗普出现将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对美国的影响区别在哪?美国意识形态危机将如何演变为系统性社会危机?在去年初本号作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深度讨论,正切中当下情况。今天作些调整重新发出,供还没有看过的读者讨论。
一场名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治危机
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黯然离开白宫,拜登宣誓就职。一时间,全世界的精英都在一起欢呼,美国宪政、民主和法治似乎发挥了应有的纠错机制,重新让美国政治运行回归到正轨。那场名为特朗普带来的政治危机,似乎终于过去了。
知识精英们在感恩拜登这个救世主终于出现的同时,也开始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阻止下一个特朗普的出现上,这显然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我国键政网友大都明白,特朗普显然是美国社会危机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
少数美国学者意识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危机,才刚刚开始。福山在2021年1月18日《外交事务》杂志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美国政治已经腐败透顶了吗?》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没人知道这个国家在拜登就职后会走向何方,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共和党内部将会发生什么。”他接着指出,这种“最大的不确定性”的本质在于,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在政坛上的成功,形成了广泛的个人崇拜, “对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已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程度之深已到了即使出现这样的暴力行为也有可能不使他们反感。”
也就是说,对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在共和党的传统优势选区,拥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未来的各级选举中,任何不追随他的共和党选举人都难以成功当选。在福山看来,特朗普实际上冲击了整个美国的现行政治体制,用民粹主义污染了共和党的基本盘。
西方的政党,是以竞选为核心的政党,成功的竞选是西方政党一切工作的核心。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型的陌生人社会,原子一般的个人被媒介和政党动员起来参与政治行动,若想让大众投票给你,就必须通过党派做各种竞选工作,通过媒体进行竞选信息传播。围绕着竞选,知识界、媒体和法律界形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精英群体,左右着社会社会意识形态。
知识界从意识形态出发生产知识,构造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传媒负责传播这些裹藏着意识形态的信息,从而动员大众;法律界负责用暴力手段维护意识形态。
这个群体忠实执行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客观上防止了民粹主义的产生。事实上,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竞选必须通过党派,脱离了成熟的党派,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竞选动员。美国历史上,不乏富豪以独立候选人或第三党的身份竞选,但是这些连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也上不了。各个利益集团也必须通过支持某党派,才能进而控制国家机器。这样,政党就成为了利益集团占据和控制国家机器的工具。
特朗普的成功,意味着共和党作为一个竞选型政党某种意义上的失败,甚至可以说,特朗普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某种意义上冲击了共和党存在的合理性。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绕开了传统媒体,对大众直接进行信息传播和互动,通过民粹主义的竞选纲领,最大范围煽动选民为自己投票,而无需知识界和法律界对他的观点进行解读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甚至整个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媒体人,在选举中似乎都成为多余的了。特朗普已经撕裂了共和党建制派和选民之间的联系。
特朗普的成功,也埋下了他此次竞选失败的种子,他的路线越是成功,反对他的传统政治精英就越多。特朗普实际上造成了大众与精英根本对立的局面。事实上,在第二次竞选中,各方精英放弃自身的政治偏见,形成了一个反特朗普联盟。
当然,特朗普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民主党的成功,原来的民主党已经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死去,被自己的选民抛弃了。如今的民主党,是一个金融,科技和信息传媒巨头媾和的产物。
民粹主义、媒体发展与代议制民主政治
不是只有共和党面临着基本盘民粹化危机,民主党同样如此。如果把特朗普的基本盘定义为右翼民粹主义,那民主党以桑德斯,AOC等为代表的支持者和各种聚集在移民,少数族裔,多元政治下正确大旗下的选民可以定义为左翼民粹主义(此为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左/右翼划分,实际上按第三世界人民的视角来看,它们都在右边,后面论述)
想搞清美国政党体制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根本性危机,我们先要理清两个概念,民粹主义和代议制民主。
一般而言,民粹主义被定义为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其主要观点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富有道德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看到沙皇俄国封建制度的腐朽破败,另一方面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血腥残忍,将判断道德和政治实践的一切标准,都以大众的喜好为标准。
简单的说,民粹主义就是以大众的喜好为标准。但问题在于是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大众的喜好是多元的,无标准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民粹主义者政治实践往往是非科学的,无视客观规律,往往打着大众的旗号,去讨好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放大他们的观点,让这个群体更加极端化,最终撕裂整个社会。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是,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政治实践的第一前提是社会的客观规律,目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民粹主义只是强调人民的利益,而蔑视客观规律。
在西方以精英为核心的各种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建立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学和哲学学说将其学术包装成是为了反对所谓“多数人的暴政”而建立,即反对民粹主义。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西式代议制本质并非如此。
今天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冷战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获得胜利,从而将民主的大旗夺过来与自己原本自由的大旗相结合,将对民主的探讨上升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层次上,对民主制度任何批判和深入的讨论都是一个理论禁区。批判民主,似乎就是反民主,就会造成一个学者社会性死亡。所以,在大众的眼中,当代资本主义这种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制民主是民主的唯一形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始终是在不断的发展当中的。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基础发展而不断改变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直接关系着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之间的信息传播,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政治的具体形态。信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社会大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同时也在一定从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政治的组织方式。
印刷媒体与早期代议制民主
代议制民主产生于信息交流极其不发的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绝大多数的信息传播主要是利用书籍和报纸、杂志等纸媒体。纸媒体的信息传播的特点,某种意义上影响和形塑了代议制民主。纸媒体的阅读需要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发行量少,需要购买,传播速度较慢。
较低的技术水平阻碍了下层无产阶级,了解社会,参与政治。从而让代议制民主,必须局限于各国首都一个小的政治精英圈子当中。资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化水平和思想倾向性更加明显。甚至很多资本家,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也必须收买职业律师才能参与政治。
某种意义上,代议制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统治,在有限技术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代议制民主就是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资产阶级行使其意志,以控制国家机器的工具。所以,英国自光荣革命后,选民资格始终遭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尤其是财产、性别、宗教因素。而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阶级斗争,将公民身份向社会中下层延伸,将越来越多的英国人纳入代议制政府所代表的范围。经历了1832年、1867年、1918年等多次改革,民众的投票权逐步扩展开来。
纸媒体的特点也形塑了资产阶级的敌人——社会主义运动。纸媒体的信息传播需要复杂的思考,只要不站立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且有良心,那么就很容易看穿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背后的虚伪和残忍,自然而然的走向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所以,与资本主义伴随而是的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和乌托邦文学。正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滋养下,在理性和科学的培育下,才有了科学社会主义。
大众传媒与代议制民主的成熟
电影、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mass media)的出现,尤其是电视直播的普及,文化工业的正式建立,才真正的赋予了代议制民主合法性——一人一票,塑造了竞选型政党和新闻媒体的合谋,也塑造了当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的统一,这一切都标志着代议制民主的成熟。一个由政客-政党-媒体组成的精英利益集团,统治了社会大众,统治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对于大众而言,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不需要购买,发行量大,最为关键的是,不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就能够听懂政客的观点,从而具有了参与政治的动力。对于信息的传播者而言,大众传媒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工业,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入,所以大众传媒从其诞生之初,就被资本家所控制。
大众传媒由于其信息生产的专业性和知识性,雇佣了大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其所用。这些知识分子也扮演着“语言转译”的角色,将资本家的目的和政党政客的观点,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了出来,这些人实际上通过拥有知识和垄断媒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权利,生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一个精英集团。
在这个集团中,一部分负责竞选和当政,这些人组成了竞选型政党;而另一部分人负责在新闻媒体上解说造势,这些人组成了新闻媒体。但他们本质上是附庸于资产阶级,附庸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所以,在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挑战,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很快从部分人的选举,转变为了普选。
因为大众传媒购买相关设备和组建专业团队的前期投入巨大,所以大众传媒天生就与大资本相关,具有一定的右翼倾向。大众传媒与大资本相结合,传播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信息,煽动在经济危机中利益受损的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和无产阶级政党相对立,以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最早使用广播进行整治动员的就是墨索里尼。
而在这一时期,从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到里芬斯塔尔充满纳粹美学色彩的电影,大资本、小资产阶级精英和大众传媒主动向法西斯靠拢、最后联合,从而极大的动员了整个社会。这种动员力是以往纸媒体时代不可想象的,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转化为法西斯主义,这也成为了欧洲反动势力坐大的一大历史动因。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则成为了政府主动通过大众传媒建构自身传播观点的典范。最后到肯尼迪和尼克松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才完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代议制民主的成熟。这都是大众传媒介入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主要现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二战前,由于希特勒的排犹政策,导致大量的德语区犹太知识分子涌入美国。美国作为欧洲犹太人战胜纳粹最后的希望,犹太知识分子和美国上层建筑进行了深度融合。
犹太人在西方各国媒体、法律、知识和金融等领域长期耕耘,德语区是当时人类文化教育水平的高地,德语犹太知识分子涌入美国,很快就占据了这些领域,甚至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这些领域。犹太知识分子的介入,让美国从哲学和意识形态洼地,变得逐渐的成熟和完善起来。犹太知识分子在哲学、政治、法律和精神分析学等领域介入到美国的文化工业当中,形塑了当代美国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在美式的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的斗争。
社交媒体带来的转变
社交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架空了传统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让政客和大众直接建立起联系,甚至让大众可以直接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当下互联网上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传播的沃土。
那么,原来在大众传媒时代,行之有效完善的社会政治层级关系就收到了严重的挑战。大众不再需要通过知识分子生产的信息来认识世界,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下,互联网社交媒体能够提供更为吸引人,也更为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大家可以想想抖音的信息和传统新闻之间的差别)这也客观上迎合了民粹主义者信息传播的需求。
大众对老牌的精英政客的需要迅速降低,而是需要一个言语简单而极具煽动色彩的政客,特朗普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大众传媒时代形成的政治精英群体,就变得多余了,代议制民主抑制民粹主义的机制开始失控。
今天美国的政治危机,实际上是美国现实社会存在自我运动的结果。社会技术进步,让大众可以围绕着社交媒体,自我团结、自我发动起来。但是这种大众的团结不是围绕着对社会理性客观的分析建立起来的,而是围绕着大众的不满情绪不断膨胀的。在民粹主义的挑唆下,代议制民主和政治精英就变得多余了,这场危机的本质是大众和精英,平民民主和精英代议之间的矛盾。
民主党与左翼民粹主义
当下民主党的胜选,并不意味着民主党的胜利,而是整个政治精英集团以特朗普为共同敌人而形成的联盟的胜利。这个联盟随着特朗普淡出政治视野,很快就会自行解散,自我攻击。对于当政的民主党来说,存在着和共和党同样的危机。愤怒的美国中产阶级期待着改变社会分配,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土壤。特朗普的道路是可以复制的,只要民主党版的特朗普一出现,民主党立刻就会陷入今天共和党所面临的窘境,甚至更加悲惨。
实际上,民主党的危机已经在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已经爆发,但是民主党却一心服务于自己的华尔街金主,对大众的呼声充耳不闻。次贷危机的爆发,让城市中产阶级深受其害,而这些人正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从而动摇了民主党的执政基础。
2011年的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破产的城市中产们高喊着“我们都是百分之九十九”,仅仅是要求降低学费和各种债务负担等卑微的诉求,却被民主党政府和各大媒体无声息的压制下去了。与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样,面对美国社会经济环境,美国城市中产这,民主党的主要支持群体,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债务负担和经济压力,不满情绪同样在逐渐堆积。在竞选过程中,这种民意和呼声更加明显。
在民主党初选中,真正在选民中赢得人望的自称“社会民主党人”桑德斯,他的主要的政见,完全是一种左翼的民粹主义。桑德斯的政策虽然不过是全民医保和减免学费等,但其悖谬指出在于,所有的政策都完全着眼于利益分配,而不考虑利益从哪里来,如果实行必然引起经济动荡。同是这些政治主张,导致了南美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长期经济不振。
同时,欧美政坛这些所谓的左翼,实际在探讨问题时仍然是从本国利益框架出发,从不考虑发达国家的优渥背后是第三世界的何种灾难,对于广大第三世界仅仅投注以精英式的“人道主义”目光。所以这种左翼民粹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左。
从2015年宣布参选起,桑德斯就拒绝企业或个人的大笔捐赠,靠人均27美元的小额捐赠将预选进行到最后时刻,约800万人掏钱助选,约1300万人为他投票;全美50个州,他赢下23州。如果不是民主党意识形态属性更强,其初选制度纠错能力更大,希拉里是绝不会胜选的。如今,以AOC为代表的民主党小将们,未来都有可能继续桑德斯未达到的目标。以今年的中期选举情况来看,民主党内部的年轻激进派们的抢班夺权趋势已经开始。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虽然制造仇恨,撕裂美国社会,制造美国宪政的合法化危机,但是这种基于政治层面的危机是很难上升到尖锐的阶级斗争层面的。更何况,特朗普的政策,譬如减税、贸易战和产业回流等,更多是着眼于美国本土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分配。而民主党左翼民粹主义制造的政治危机,才会真正将合法化危机,上升为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最终造成美国国内政治的剧烈动荡。
一旦,持有类似桑德斯政见的人通过特朗普的路径上位,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鼓吹左翼民粹主义理论发动群众,加大社会财富分配。这样的政策就直接撕裂了民主党背后的华尔街金主和选民之间的同盟关系,从而彻底断绝了民主党的运行的经济来源。这对于民主党的精英而言,自然是灭顶之灾,甚至会威胁到整个党派的存在。
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持有类似桑德斯政见的民主党人一旦上台,执行有利于大众的再分配政策,那么以当下美国的经济状况,必然进一步加快推高美国国债,造成金融动荡。美国资产阶级势必联合起来,绞杀这个政治群体。最终造成人民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让合法性危机上升为系统性阶级对抗,导致社会剧烈动荡。
扼杀“特朗普”还能实现吗?
在去年美国大选结束之后我们说到,无论是出于竞选,还是政治稳定的需求,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当下一大要务,应当是通过制度设计,防止第二个特朗普的出现,防止各种民粹主义势力上台。
然而,如何防止下一个特朗普式的人物上台?正确的办法就是立刻马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抑制经济金融化,让制造业回流,让经济的发展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从而彻底消灭民粹主义存在的土壤。
但是对于美国现在的统治集团而言,改革是不可能改革的。任何改革的尝试,哪怕是来自于奥巴马的医改,各个利益集团都可以通过美国复杂的政治程序,让它消失于无形。拜登上台之后如免除大学生贷款方案,也面临着重重困阻。
当时可以预测的选择,就是利用民主党和大型网络公司的联盟,通过法律和制度设计,进一步控制互联网社交媒体。尝试通过立法和制度设计,要求各个社交媒体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全新的技术,控制社交媒体。
民主党和硅谷科技新贵拥有着长久而稳定的政治联盟,硅谷科技新贵也一直是民主党竞选的主要赞助者。在希拉里成为国务卿之时,民主党就积极的推进和谷歌、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在社会治理领域深度合作,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实现对内外的控制。对内,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方式实现深度社会治理,美国可以让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媒体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对外,美国可以肆意的监听盟友,从而达到左右盟国政客的目的,或者在他国利用互联网媒体发动颜色革命。在2016年希拉里竞选失败之后,支持民主党的知识界对特朗普上台背后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现象,进行了大规模深入的讨论和反思,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回音壁效应”和“信息茧房”等概念推上了前台,对社交媒体治理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在现实传播中,民主党在特朗普当政的最后两年,开始不断传播“反对仇恨”的政治正确理念,以抑制特朗普发动的民粹主义言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特朗普下台的最后几天,各个社交媒体更是统一对特朗普总统进行断网,成功的阻断了特朗普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最大程度上发动了反对特朗普的社会力量,帮助民主党顺利完成权利交接。
在这两年里,民主党确实仍牢牢控制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机器。不过当下情况出现了一些变数。随着马斯克收购推特成功,在硅谷掀起裁员浪潮,并解封特朗谱推特账号,民主党对右翼民粹的信息传播压制将出现巨大的松动。(关于马斯克收购推特后的一系列情况,沉思录将在后面写文聊聊)
硅谷之前从互联网企业顶层精英到普通员工之所以大部分都是民主党支持者,是因为他们是民主党主导的全球化和软实力政策的重要受益者,硅谷整体享有惊人的超额利润,这种”全球化视角“和丰厚的物质回报让硅谷互联网人们普遍产生一种超然于各国众生之上的”世界公民“道德优越感,所以使硅谷整体的政治理念与民主党很契合。
然而目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互联网产业的超额利润得益于全球时代进程,但在时代整体转入动荡之后就不再是一种必然。随着疫情对美国劳动力和社会经济的深层破坏,通胀居高不下,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手段想办法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之后的两党,也会把竞选的重头转向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上。
而硅谷巨头们这几年的主攻方向,人工智能,虚拟货币,元宇宙等这几年既没有实际突破,对当年日益动荡的世界也没多少益处,反而严重拖累了各大公司的财报。所以在风潮退去,银根紧缩后,超额利润开始消失,裁员浪潮是必然反应。
民主党和硅谷华尔街的联盟是建立在瓜分全球化红利的利益联盟的基础之上的。当全球化萎缩,利润缩减,利益联盟的链条开始锈蚀。其内部的失败者的政治态度的变化也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极端化和暴力化的可能性剧增。
在这种情况下,阶层跌落的硅谷基层中坚们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立场观点上趋向极化。那么,即使民主党还能通过和硅谷的联盟关系在言论上压制住特朗普这些右翼民粹,自身的左翼民粹趋势可能也很难再依靠开始趋向极化的硅谷基层员工们去扑灭。
世界等待下一个特朗普
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美国的今天有点类似于苏共二十大之前后,原有的意识形态大旗悄然落地,整个体系残破不堪。在意识形态大旗高扬的时代,人心齐,做任何事情,都有国内外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在大旗落地的时代,思想是矛盾的,人心散乱了,各种虚无主义论调占据了社会舆论场,统治集团任何改革努力都会被各方抵制。
在去年大选刚结束之后我们说过,美国遭遇的只是一场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合法性危机,如果不叠加经济危机和其他形式的灾难的话,以美国雄厚的家底和优越的战略条件,美国恐怕不会走向苏联的结局。不过两年过去后,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预测和迹象表明,人类社会已经又一次站在了大萧条的悬崖边缘。
如果说,美国未来真有可能走向苏联结局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缺乏主体民族认同,缺乏历史积淀,缺乏哲学思考的国家,这场灾难恐怕将是无比深重的。当然,这对反对霸权,建立一个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来说,不是坏事。
世界等待下一个特朗普,一个民主党版的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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