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现居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想讲讲我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转变，以及我所认识的，中国和西方社会中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从哪里来。以此，跟我同龄的青年朋友们交流，希望能够共同进步。
认识西方价值观的真实
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人奋斗基础上的成功，是最流行的、不被质疑的道德。“如果你因种族、出身或者一切别的因素被看不起，那么就通过奋斗被别人看得起！”这成了一种普世的道德，在1980年代后，也被中国人所信奉。我成长的时候，中国可以说是一片这种道德非常发达的地方了；因为这种道德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中国国内认为文革是错误、否定共产主义的论据也就主要从对西方国家的“学习”而得来。然而，这种几乎可以被称为社会根本底层逻辑的东西，是正确的吗，是从哪来的？是从基督教来的吗？
我在上学时，便因好奇去了教会，开始读《圣经》。我从前接触《圣经》，也只是在某些西方作家作品的扉页上读过只言片语。可是那次我一读上来，便再也停不下，每日上过课后就在图书馆废寝忘食地一页页读，到后来甚至在上课时读，导致我再度荒废了学业。说来也许新鲜，我是从《圣经》这本共产党人眼中的“宗教经书”、“精神鸦片”中，第一次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的。
为什么？那是一本浓缩的二十四史。我从《旧约》中读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摆脱奴役，前往被应许的家园，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去说它是否合法，只需要行动去摆脱奴役就够了，而这过程中伴随着从前想也没想过的、如长征般的奇迹；在那个被应许的家园以色列，人们却开始崇拜力量、蔑视公正，欺负穷困弱小，不去勇敢地揭露这些不公正，反而把国家存续和个人地位的希望寄托在财富和盟国的力量上面，或者寄托在战士的刀剑与盔甲上面，甚至各种从外族来的金银神像上面。
在耶路撒冷充满不公义的年代，先知在先知书中对以色列贵族大声疾呼：“你们没有医治好人民的伤痛，却说，‘没事了’，‘没事了’！”“你们以为这城是锅，城中百姓是肉，你们可以随意取食，但你们错了。到那一日，这城是锅，可你们就是肉，你们的肉要被飞鸟饱食！”以色列果真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毁灭了，贵族被杀光、人民被巴比伦王强制迁移，真可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你们要受到的刑罚，比索多玛还要重”，真好似“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我从《新约》中读到，耶稣来到犹大王国，指责那些伪善的文士“挡着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还不让别人进去”；臣服于罗马的犹太贵族害怕罗马皇帝认为他们不忠，就会毁掉他们的城市和圣殿，杀掉他们的人民，感到为了表忠必须杀死自称是犹太人之王的耶稣，即使罗马人都认为这不公正，他们也还是大声在执政官面前叫“处死他！”。然而，即使他们对主子表现得如此忠心耿耿，在真实的历史中，二十年后，罗马皇帝换了一个人，还是把他们的城市与圣殿毁灭了；他们的小算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整本书都在呼吁人们关心公义，仿佛高喊着：“自私者，警醒吧！”
我对基督教因此一开始有着极好的印象，可是一次在当地的经历改变了我的看法。新冠肺炎爆发，我那时居住的一座小城市火车站边的一座大楼爆发了病毒，四分之一的住户感染。政府封闭了大楼，用栅栏围上，不准人们外出采购物
资；号称给他们送食物，却好几天都没有送到居民手上，因为居民几乎全是移民家庭，很多语言不通，无法电话预约。政府将这地方当作一片烂地来管理，导致最后发生了示威与警民冲突。男人们因为饥饿冲撞栅栏、袭击警察。
我与几名其他移民合作，拿钱为十几个家庭送了几天食物；我才知道那地方就是小城的贫民窟，本地人的社会福利系统与他们移民的系统是几乎分开的。这些人却承担着当地几乎所有的“低端”工作，然而，他们只要住过这座楼，全城其他的房东都不会再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他们。
听到这些，我感到恐怖。那座城市里净是大学生与精致的当地住家，但近在眼前发生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不管不顾，只有少数左翼派别奔走呼号一番，也没有更多行动。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从此彻底扭转了。我感受到了这里的人们对一切“外人”的排斥，以及藏在礼貌的面容下精致的冷漠；他们的社会系统只为他们自己负责，不想对任何一个“外人”负责。
封锁结束后，我向一些号称贫困的移民家庭又送了几次饭，同时提供给他们一些当地债务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渠道。做着这些事情之时，却感到一种怪异：他们同样不想信任我，只想从我这里捞取，甚至诈骗。通过“借钱”，我被诈骗了近千欧元。因为他们来到这儿打工，大多数也只是为了被仍然留在家乡没工作的人们看得起；在这里既然受到丛林法则的对待，就以同样的丛林法则回报任何甚至帮助自己的人。
这整个国际体系，已经烂到了根子里。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站在全球资本主义上层的分赃体系；新移民与本地人，也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和解，只产生了矛盾，而暂时缓和着这种矛盾的，同样是一种分赃关系。分赃总需要有赃，赃哪里来呢？从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来，他们依靠过去廉价的全球供应链，创造了一种垄断优势，用来维持国内的平静、高福利的假象。
这时我就感到疑惑，为什么西方社会也有着基督教传统，很多人看上去都笃信基督教、每周去礼拜并以此为荣，人们却对在《圣经》中白纸黑字写下的警句的意义，浑然不知呢？
我真的去接触某些“基督徒”们时，发现他们的道德，同我在中国见到的许多人们一样，完全是自私的道德。可奇怪的是，这些人自私的道德，与圣经的字句并无任何冲突；按他们的逻辑，他们也可以算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遇到不公正的问题，他们就可以说，“有人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伸去让他打”，所以遭遇不公正的人要先从自己找问题；遇到斗争，他们就说，“这些都是血气之怒，属灵的人如果这么做了，与那些你的斗争对象有什么区别呢？”好像要做的只是显示出自己比他人更加“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耶稣教导的：“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遇到社会收入分化，差距悬殊呢？他们就说：“上帝决定在地上谁贫谁富，重要的不是属世的财富，而是天国的财富。”那么遇到民族主义把持的政府呢？纳粹时代德国基督教会与纳粹合作的主要论据，就是“你们要顺服世上的统治者”；遇到世界大战呢？就是“与共产主义无神论苏联和犹太资本集团控制的美国的圣战”，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共产主义者不信上帝”。他们做的最标准的，就是每周的礼拜，各种仪式，以及教会奉献、赎罪祭。
可是，基督徒做得很好，结果呢？我在一所教会问一名德国人，为什么上帝在战场上取走你们祖父们的性命呢，还毁灭了这国家？她只能恼羞成怒地说，“你没有人性，没有同情！”这简直是我在中国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同样的评价。
这时我读到毛泽东的一首词《贺新郎·读史》，读到其中极为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到这时我才顿悟，这神圣不仅可能是五帝三皇，还可能是周公孔子、佛陀穆圣、耶稣基督，甚至可能是写这首诗的毛泽东自己；可能是一切顺应过历史潮流的、带来过社会进步的人与事。因为人们总是拿神圣来做幌子，以赞颂掩盖内心的邪恶，用嘴上的立场来贼喊捉贼地藏起心里的背叛。五帝三皇没去骗这些历史的万千过客，这些过客却是自己去选择拿五帝三皇的“神圣事”来自我标榜、隐藏邪恶。
不去尝试理解那些“神圣”中蕴含的共产主义含义，从而与他人一起投身其中，却是站在给自己抓取好处的出发点上，焦虑于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于是，基督教这张皮与自私结合起来，成为堂而皇之在这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自私的道德”。大部分基督教国家的基督教，从历史中的某个点开始，就成了这种自私的道德的羊头招牌。“共产主义者是基督信仰的敌人”这句达尔文主义论调，也竟在西方世界很多人那里成了公认的真理；一战前在欧洲流行，一战后居然作为冷战的指导思想，直到现在还在东西方文明对立的叙事中处于统治地位。
“假亦真时真亦假”，谎言流布，人们那里，借口总比困难多；甚至有些人自己都没能意识到，自己从生下来开始，一直在撒谎，一句真话都没有说过。揭穿的时候没到，过客们在这些自我或是祖先编织的谎言里，虔诚地膜拜着并不神圣的神圣，却忽视身边角落中的真相。为什么在毛泽东的价值观里，盗跖庄屩流誉后？因为他们如面对穿上“新装”的皇帝的孩子般，诚实而直白地揭穿了这些被人们捧起的神圣泡沫下面的虚伪，却被同代人因为恐惧，按照被他们自己扭曲了的道德标准，称为了盗贼。
然而，历史站在谁那边，那时的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今天的我们也该搞清楚了。
这让我想起，《红楼梦》，这本被毛泽东称为“一本探讨封建社会衰亡原因的奇书”的书中，那些看起来繁华强大的东西，必有一天因它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被人民所抛弃，被历史所抛弃。为贾家立下汗马功劳的焦大，在王熙凤发达时显得又老又没用，王熙凤可以随便鄙视他、欺负他；而四大家族到最后纷纷败落，就像二十四史上古代王朝一样毁于动乱。动乱是白白来的吗？不是，这社会中每一个抱有着“自私的道德”的人，在社会的雪崩时，都对这社会的毁灭有责任。这不仅是封建社会衰亡的原因，也是古代任何社会衰亡的原因，也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衰亡的原因。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我们在一个看起来有其“静止”规律的社会中时，这静止只是相对静止。我后来明白，西方世界，包括旧中国与现在中国这嫌贫爱富的社会，就是在这种相对静止中；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对于这个静止的世界，是运动的。两者的气质截然不同，是因为两个社会在向着不同方向运动着；一个社会向着生命运动，因为它相信着人们之间的爱与信任；一个社会向着毁灭运动，因为它相信人们之间只能互相战胜。
这向着毁灭运动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对变化浑然不觉，是因为他们感到的是那种相对静止，而稍微读读历史，感受一下不同年代的人们的思想、信仰，就能知道，这种静止绝不是绝对静止与世间常态，而只是一种相对状况。然而现实中，无论是在如今的中国还是西方，大部分人对于这静止之外的东西，简直就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只露出屁股一样拒绝思考，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简单的、静止的东西，而对这关乎运动的事情选择性忽视。因为难以理解，所以就不去理解；即使如一些人般愿意去理解，道路也十分漫长，需要放弃许多东西，而他们就在这些牺牲面前退却了，问自己：“何必呢？”
当我读到英国内战的历史中，国教信徒掌握的资产阶级议会，如何拒绝为为他们而战的清教徒革命军人发军饷；同一批人，又是如何在后来被克伦威尔的清教军人政府镇压期间，回头寻求他们曾经的敌人查理二世国王承认、将克伦威尔批成野心家和叛徒的事情，我就知道，是这批人偷窃了英国革命的果实。在这群人的沾满背叛鲜血的双手之下，形成了后来的大英帝国。英国人中的大多数背叛了这场革命，将同情革命的人们赶到美洲；他们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第一个构筑在财富与血汗上的世界帝国，将本国无产阶级加入到这个分赃体系中，许诺他们作为头等民族的美好未来。
在这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本能地恐惧革命，在世界各地阻止一切革命，是因为他们维护他国的假道德的目的，是维护本国的假道德，维护统治阶级背叛革命的合法性，维护他们存在的根基。讽刺的是，在19世纪大英帝国充满罪恶的时代，克伦威尔的神像又被这群背叛者的后代们请回来了，贴上一个民族英雄的标签，赞赏他为强大的不列颠民族打下最初基础！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何尝没有在我们的国家再一次发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