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友在后台留言，想让本号谈一谈“马寅初被批判”的历史。这个问题以前零星谈过，借此机会再系统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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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基本事实，上世纪50年代后期，马寅初仅仅受到了“学术批判”，并未受到任何“政治批判”。
马寅初提出了一个疑似错误的学术命题，总得允许别的人反驳吧?反驳一下怎么就成了“迫害”?事实上，马寅初和高层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党和政府从来就没有批判过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从1939年以后“无时无刻不和共产党在一起”。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辨析
那么，压根儿没有受过“政治批判”的马寅初，又何来被“平反”一说?所谓“平反”，“平反”的也只能是马寅初曾遭受学术批判的《新人口论》。
1979年7月23日，北大党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其中写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完全是为了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为党献计献策，不料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却遭到陈伯达、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1979年8月5日，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朱相远的报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从此这一说法谬种流传。
然而，无论是北大的报告还是《光明日报》的报道，为马寅初“平反”的说法都是很难成立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人口为5.4亿，到北大党委提交报告的1979年也不过9.6亿，也就是说整个前三十年的人口增长才4.2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批判的1957年人口为6.5亿，到1979年只增长了3.1亿。可见，北大报告关于“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的说法何其荒谬!至于《光明日报》的“误增三亿”，则是要求1957年-1979年的22年间，新中国人口只能增长一两千万!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至1957年，我国迎来了第一个增长高峰期，年均自然增长率在2%以上，1950-1957年8月累计出生人口1.67亿。这完全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医疗卫生水平迅速提高的自然结果。正是因为这种改善，导致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人均寿命的大幅增加：解放前，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左右;1978年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男性为66.9岁，女性为69岁，增长了近一倍，赶超发达国家水平，这正是社会巨大进步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义正词严地批判了美国政府《白皮书》预言中共解决不了中国人口众多带来的社会问题，批判了新马尔萨斯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度把在落后国家宣传节制生育直接当作“美帝国主义杀人”。像北大报告和《光明日报》那样无视新中国社会进步导致的人口自然增长，鼓吹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不就是“帝国主义杀人”吗?人口寿命翻一番的情况下，怎么做到零增长?!
马寅初遭遇“学术批判”始末
正如上面所说，1939年以后，马寅初一直是紧跟中共的，每每出台新的方针政策，他都会出面宣传一通，跟在毛主席后面写《共同纲领》，写新民主主义经济，写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写知识分子改造、双百方针，写土改运动、抗美援朝、反对右派，写大跃进、农业八字宪法……
这倒不见得是马寅初投机，而是他极有可能是在看到大量事实之后，愿意真诚地跟着共产党，但阶级立场改造的不彻底和知识结构的问题，使得他在诸多问题的内核上，依旧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但胸襟宽广的毛主席并未因此对马寅初拒而远之，反而是以朋友待之，积极影响他，让他尽可能去为人民服务。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国际环境趋稳，国内建设步入正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亦将开始，这时，毛主席开始注意到人口计划增长的问题，“计划生育”的问题已经进入了毛主席的视野。1953年6月30日开始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正是为人口政策的决策做依据。毛主席还专门将马寅初接到中南海，倾听他的《新人口论》，但这并不代表毛主席的人口政策主张存在什么“反复”，或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完全正确。
马寅初作为从西方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和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一样，把人口过多当作国家贫穷的原因，所以是主张节制生育的。马寅初在三四十年代曾经两次发表过人口论，但都是因袭马尔萨斯的论调;1950年代发表的《新人口论》是他的同一论题的第三次写作了，虽然在毛主席反驳美帝《白皮书》文章的启示下，《新人口论》在观点上虽然有了进步，但就本质而言，《新人口论》依然因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于1798年，一经问世就受到上层阶级的热烈吹捧。因为他把下层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归之于所谓“自然法则”，而不是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麻痹了劳动人民，对主张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啻为一剂“消毒剂”。但即便是同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李嘉图和达尔文都对马尔萨斯提出了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在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就指出了《人口原理》的荒谬，他挖苦说，“要是我们愿意彻底一些，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马克思后来对《人口原理》更是给予了最尖锐、最彻底的批判与揭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本小册子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的利益引起的”，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他对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而列宁更进一步阐述了工人阶级对人口问题的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一一展开，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人口过剩”和劳动人民的贫困化恰恰是资本积累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规律’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租即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增加的规律，才是事实。”(列宁语)
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但这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那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究竟是哪个“马”呢?
和马尔萨斯把社会制度造成的贫困归之于人口这个自然因素一样，马寅初也把我国人口众多当作是贫困的原因。他说，“帝国主义、封建致以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实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1979年重新出版的《新人口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竟然说，“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和帝国主义鼓吹的“黄祸论”何其相似!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还置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于不顾，大谈什么“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
他在《新人口论》里还继续为马尔萨斯辩护，反过来攻击马克思主义，“马尔萨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一个自然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否定这种观点，认为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因为贫民千辛万苦的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某些大学经济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总编辑仍抱这种见解，仍以‘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自然性质的理论。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效，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了。”
1960年，马寅初在《新建设》刊物公开发表《重申我的请求》，“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然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却又在不折不扣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攻击马克思主义。
当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当时并不会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口政策造成什么事实上的影响。事实上，马寅初公开宣传他在1950年撰写的《新人口论》也是1955年之后的事情，当时计划生育的问题早已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1957年，最高国务会议上，也是毛主席先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马寅初才借机兜售他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作为一种公开发表的明显存在错误的学术观点，理应受到对等的公开驳斥。
50年代中后期，对马寅初的学术批评是很注意分寸的。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部分是报纸和刊物的读者;这些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没有什么扣帽子的现象，更没有什么人身攻击的地方，用语还是与人为善的，许多人在文章里还尊称马寅初为“马老”;当时的报刊不仅发表了批评《新人口论》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进行反批评的文章，并没有出现“以力压服”的现象，即便是康生与陈伯达的加入，也只是以平等的学者身份而非以官员身份加入批评队伍的，况且当时马寅初的职务并不低。对《新人口论》的批评与反批评从1957年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这一事实正好说明，当时是认真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的。
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学术批判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批判的过程中，应当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的机会。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为马寅初“平反”
1960年，《新建设》1960年1月号发表了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内称，“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一点虚心的态度都没有。一气之下，马寅初在1960年1月主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到3月底获得批准。此后，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仍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文革中，马寅初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冲击;1972年，中央专门批准了马寅初的直肠癌手术，以当时整体的医疗条件，这算是很特别的照顾了;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马寅初还到医院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1977年，马寅初参加了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1978年初，马寅初96岁仍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常委……
吊诡的是，1979年7月23日，北大党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其中写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完全是为了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为党献计献策，不料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却遭到陈伯达、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1979年8月5日，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朱相远的报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从此这一说法不胫而走。1979年9月，北大党委为马寅初“平反”的报告得到批准，而且在1982年马寅初逝世后新华社所发的新闻通稿里，还高调评价他是“我党真挚诤友”。
回看这段历史，“平反”马寅初的确达到了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是用“平反”马寅初来诋毁毛泽东时代，把马寅初当作历史转折的标志人物之一。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报》转载了《人民文学》在当年首期发表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报道了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事迹，引起了轰动。随后《人民日报》等媒体均予以转载。后来，《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说，“《哥德巴赫猜想》是‘科学的春天’这首大歌的领唱。”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写于1977年9月，当时正是在“复出”背景之下。文章“生动”地描述了陈景润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研究受到干扰、处境如何艰难困苦，却罔顾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1973年《中国科学》杂志才轰动世界，毛主席的夫人还曾亲自关心陈景润生活的事实。而北大和光明日报高调“平反”马寅初，显然与宣传陈景润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一个目的，则是1979年-1982年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的高调宣传，迎合了新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笼。
那么，“没有”马寅初的毛泽东时代，究竟是怎么解决人口问题的呢?厘清了这个问题，更加有利于我们认识对马寅初的“学术批判”以及“平反”这段历史。
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
考虑人口问题同样离不开辩证法。某些人总是拿毛主席的“人多力量大”来污蔑毛主席在人口政策方面的“失误”。实际上，这句话是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提出的，“人多地少”固然是我们的一个不利因素，但毛主席认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也就是说，毛主席的意思是将六亿人民充分组织起来，就可以发挥“无限的创造力”，变“人多”的客观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并不是要鼓吹“多生”。相反，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一后一贯是主张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指出：“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毛主席还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3月1日的讲话中毛主席又明确说：“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
1958年3月23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最后一天指出，“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到了6、70年代，毛主席还多次强调了计划生育的问题。1972年7月24日，毛主席指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方面涉及对农民的教育，破除“多子多福”的封建观念;另一方面，节育也需要依赖医疗技术的进步和避孕药物、器械的研制、生产及推广;同时，计划生育还需要极高的政策水平，让人口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既不能暴增，也不能因为“一刀切”导致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和人口正常更替不足。
在旧社会的农业中国，经济严重以来劳动力，加之天灾、瘟疫、医疗水平低下，新生儿死亡率很高，因此形成了“早婚早育、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城市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工厂兜底工人社会保障;农村则由集体统一安排，无后顾之忧，这就为破除传统观念、推行计划生育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基础。1965年，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基层的医疗条件迅速改善，节育观念以及各种节育药物、器械得以在偏远农村地区推广，这位计划生育的推进提供了物质条件。
总体来说，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取得了空前成功的。特别是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总和生育率从6.0迅速下降到2.2。(2.2是1980年的水平，改革开放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2年)
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一般国际公认的2.1的总和生育率是保证人口正常更替的黄金值，低于这个水平会导致新生人口不足，社会快速老龄化;高于这个水平，人口则会迅速增加。显然，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是真正的“有计划”，已将总和生育率降到接近合理的范围。
1982年以后，一胎化政策的强制实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便一路下降到1.8的警戒线之下。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1.18，北京、上海等地更是已经跌到了0.7的水平!由此带来的便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2012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27亿人，且每年仍以800万人的速度增加。有关专家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随着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劳动人民的养老问题从社会集体保障变回了个体家庭责任，“养儿为防老”的观念又重新抬头，医疗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却成了性别失衡的推手。人工干预出生性别在我国是被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但随着医疗产业化的推进，公共服务性质的医疗事业变成赚钱的产业，私人诊所、私人医院，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基本是没有太大阻碍的，基本上加点钱做B超都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哪怕是那些基层公立医院，只要悄悄塞红包，他们照样敢顶风作案……性别失衡问题而今也变得日益严峻。
结语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行将结束，虽然还没看到最新的数据，但通过媒体这些年来对新生儿数量锐减、老龄化以及性别失衡等问题的报道，我们大致也可以看出人口问题情况的不乐观。
面对问题，2015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人口政策正在积极调整。但人口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正如二胎的放开并未促进新生儿的增加。劳动力后备军的增加除了满足资本积累的需求，并不能改善底层的生存状况;而经济下行趋势下，底层民众在生存压力面前，也不可能再有“多子多福”的奢望……
回首马寅初的这段历史，回顾发生在这段历史的学术争论的核心命题，或许对我们思考、解决今天的问题有一定的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