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一个新的政权即将建立。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提上了美国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从中国抗日战争后期开始，美国不少官方人士和民间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印象深刻，也知道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有好感。尽管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实行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但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美国的政客们仍然认为新政权肯定还会有求于它。
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了承认中共新政权的三项条件∶（1）在事实上控制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2）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3）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可。
稍后，美国国务院又将这三条公开加以宣布。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是可以随着事态发展自然能够解决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条，美国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新政权要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和协定。
1943年1月的中美新约废止了美国根据旧有条约取得的许多特权，但战后美国又与国民党政权订立了中美商约等字面平等、实质不平等的条约，由此取得许多新特权。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早在1947年2月，中共就郑重声明，不承认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订立的一切对外借款和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和谅解。此后，中共没有停止过重申这一立场。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废除旧政权的一切与外国(包括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那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意义又何在?
而第三条则是无法量化出一个硬指标(各式各样的民调最终只能作参考，而后来的新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西方又不认可)。“中国人民普遍认可”就成为了一个美国政客们最喜欢炒作的话题，一直伴随着中美关系走过了曲折复杂道路。到了今天的特朗普政府，这个话题又被美国政客炒作到了一个新的烈度：即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暗示中国人民“普遍认可”的实际上是美国那样的社会制度。
当时，作为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6月6日和他先前的学生，担任南京外事工作负责人的黄华会晤时，告诉说：关于美国政府承认新政权的问题，要“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第83页)
在这里，司徒雷登把中国人民的拥护，即“中国人民普遍认可”放在第一，“国际义务”即继续履行旧中国不平等条约放在后面。这也可以说明他的纠结心情：一方面他目睹了国民党贪污腐化失去民心而惨败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他又不相信中国人民真正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主义在他的眼中，注定就是一股邪恶势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司徒雷登是爱中国、爱中国人的。他是虔诚的传教士，信仰上帝，坚信只有成为上帝的子民才能永远幸福。美国政府最能体现上帝的旨意。而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因此，司徒雷登终生的使命就是要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基督教，接受美国那样的政治制度。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永远幸福。因为蒋介石夫妇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最合格的领导人。只是在他亲眼看到蒋介石政权的贪腐造成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才对蒋介石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势不可挡的时候，司徒雷登认为，共产党主要是依靠巧妙的宣传，通过渗透和使用武力征服大陆的。他之所以留在南京未迁往广州，是想寻找机会同中共领导人接触，想提醒中共，如果在中国建立起共产制度，美国便要“用一切方法使中国人民重新获得真正的解放。”总之，他和其他美国政客一样，在纠结：中国人民到底是不是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
1949年6月，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等民主人士将于月中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同时，他也想通过陈铭枢了解一下中国普通老百姓对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态度。
1949年7月9日中午，陈铭枢返回上海途中在南京下车，专门赶到司徒雷登的住处晤谈。
陈铭枢对司徒雷登说，新政协筹备会议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转达了你的意见。后来毛泽东约他在丰泽园见了面。毛泽东说欢迎你回燕京大学来看一看，称道你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还说希望美国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政策。
陈铭枢和司徒雷登谈话延续了四个多小时。应司徒雷登的要求，第二天陈铭枢又向司徒雷登提交了一份关于在北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纪要的备忘录。
在备忘录中，陈铭枢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原意，对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的“一边倒”作了准确的说明：“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绝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那将是一种侮辱。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绝不可能有依赖别人的问题。陈铭枢还对司徒雷登解释说：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两者是有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政治“发展路线”也允许有所不同。陈并转述毛泽东的话说：“在政治上，必须严格;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迁就。”
在备忘录中，陈铭枢特地向司徒雷登介绍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我这次在北平看到，上至毛泽东，下至他们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访和类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见到某人，那么，他们会给你安排一次会见，或者不等你提出会见的要求，就可能亲自来看你，那里绝对没有寒暄。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当一看见毛先生的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陈敦德：《红墙知情者说IV》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4月第71页)
司徒雷登终于认定，虽然中共愿意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但绝不可能违背中共自己的“初心”。司徒雷登只得悄然离开中国。晚年的他，一直期待着蒋介石能够成功“反攻大陆”。在蒋介石鼓噪反攻大陆最凶的1962年，他去世了。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晚年的他对美国政府的希望和对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
“我虔诚地希望从道德和政治两个层面，为了美国和全人类的利益，美国将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将继续反对承认中国的那个政府进入联合国，将坚定地反对任何试图巩固那个政府的行为，将不断支持和援助致力于防止共产党权威和共产主义联盟巩固和扩大的运动和努力，并且应该坚持实行反对与共产主义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政策。外部世界提供的商品，即使是非战略物资也会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军事实力有所帮助。”
“中国人民是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他们已经成了这股力量的受害者。大多数人正处在铁幕之后，他们的生活组织严密，有人教导他们说我们和其他的自由民族都是他们的敌人，应该被毁灭。尽管如此，有些中国人还是如此坚定，他们继续斗志高昂地为自由与安全而战。”
“我相信我的中国梦最终一定会实现。”
(司徒雷登著陈丽颖译：《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东方中心出版社2012年5月第145页、第213页)
尽管中美关系在1972年解冻，1979年中美建交，但美国政客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当然，这种期望是有起伏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还出现过一次小高潮。现在，在特朗普、彭斯和蓬佩奥身上又得到强烈的体现。
2020年7月2日，央视客户端在标题《中方：蓬佩奥之流想割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联系是做“白日梦”》中报道：
“近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多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称要把中国人民的希望和梦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和梦想区分开。”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日(7月1日)例行记者会上称，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华诞。首先，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赵立坚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梦想和中国人民的梦想是同一个，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恰是风华正茂。今天也恰恰是蓬佩奥之流特别难受的日子。蓬佩奥之流靠撒谎诋毁中国共产党，割断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在做‘白日梦’”。
这是蓬佩奥等继他的先辈们发起的针对中国的又一场“福音运动”。福音派是特朗普的票仓。福音派自认为是美利坚合众国真正的继承人和捍卫者。在他们看来，美国是由“五月花号”移民为代表的、以清教徒价值观为支撑的白人移民经过独立战争创建的国家。因此，福音派以推广基督教价值观为其终生使命，是最有能量，最能代表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宗教团体。
蓬佩奥本人在西点军校求学期间成为基督徒，此后加入福音派长老会在堪萨斯的一个分支。蓬佩奥主管国务院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福音派特色更加明显。蓬佩奥本人经常是以“一个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身份出访外国，大肆鼓动有关国家参加“正义战胜邪恶”的斗争。
七十多年了，从司徒雷登到蓬佩奥，这些坚持美国建国“初心”价值观的美国的政客们，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至今仍不愿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就是人民”，“中共就是人民”。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的根本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和平共处是无疑最优的选项，也是可以争取的。关于如何争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