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是谁?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很确定的、很自信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在一个公开会议上，他曾这么说：“我一直认为我国的医疗改革只有当民营机构市场份额超过七、八成的时候才可以成功，只有公立医院的医改永远不可能成功。”这是他很确定、很自信的一个结论。
市场化是中国改革的政治正确。一个人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只要说应该市场化，那他就是正确的。如果持有不同观点，就是错误的、反改革的、逆历史潮流的、“左”的。因此，朱恒鹏认为民营机构市场份额超过七、八成医疗改革才可以成功，并不算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甚至不需要什么逻辑和论证。而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位居高位的所谓市场派，实际上是自由派，主导了中国的改革。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怪圈：改革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改革。
朱恒鹏的经历是挺有意思的。他本科是学工的，后来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经济。，然后在社科院拿了博士学位。他是山东莱芜人，就是那个2016年10月3日发生骇人听闻的陈建利杀医事件的地方。后来陈建利被判处死刑，并于2020年6月12日执行。从《新京报》的有关新闻报道(《山东莱芜暴力袭医案：医患纠纷如何酿成悲剧》，http://sd.sina.com.cn/news/2019-05-16/detail-ihvhiqax9137073.shtml)来看，医院对陈建利女儿的死持有的敷衍态度导致矛盾激化，而医生刘宝华充当了替死鬼。
朱恒鹏对医患矛盾发表过意见。那是2019年，北京民航总院医生杨文被杀之后。朱恒鹏发表意见说，
好多医生说我们的患者不理性，我们的老百姓要求太高，治不好病他就打我。其实不是这样，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生死有命”，“尽人事、听天命”。医生最多是尽人事，但是健康和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听天命的，就像刚才王院长的PPT展示的，先天基因的作用也超过医疗。老百姓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医生尽心提供服务，能够治愈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不能治愈，只要你尽心了，也能让患者对你心存感激，这是医疗行业很关键的一个特征。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疗行业公有制主导以后，这个职业开始严重走偏，忽略了它本来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事实。现在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关系，我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就要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现在国内很多公立医院的院长和医生拒绝承认医疗是个服务行业。我在一个大三甲医院讲课，讲到医疗是个服务行业时，有老大夫站起来反对说，我们怎么能是服务行业，我们怎么能成为端盘子的?这是多么深的误解。但实际上医疗的本质特征真的是服务，做健康产业，服务是核心。
平时我们对于医疗的讨论大多都是围绕技术展开的，我们当然希望技术在促进健康、延长寿命的方面越做越好，但是普通医疗服务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医疗技术进步对于健康与寿命的贡献是有限的。如何减少患者的痛苦、提高其生存的质量、让人走得有尊严，让人走得不那么痛苦，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偶尔是治愈，常常是缓解帮助，永远是安慰。
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人们还有点记忆，就知道去年的民航总院杀医事件，与服务不服务、痛苦不痛苦、尊严不尊严，根本没有关系。当时是90多岁的魏某因病入院，后家属从急诊病房转入住院部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孙文斌将医生杨文割喉死亡。朱恒鹏的借题发挥，未免离题万里。
朱恒鹏起劲攻击公立医院和公立医院的医生。在朱恒鹏看来，全民医保加公立医院，拉大了老百姓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分层，让收入高的群体收入更高，让收入低的群体收入更低，事实上扩大了社会矛盾。这么清奇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他举了个例子：
举例来说，没有全民医保之前，收入人民到医院看阑尾炎，1000元要全部自费，农民给医院贡献1000元。有了新农合以后，新农合报销55%，实际上达不到，农民为阑尾炎付了2500元，其中1300元由新农合支付，1200元由农民支付。农民自费1000元，现在自费付1200元，全民医保建立带来的结果是农民多付了200元，当然公立医院以往从农民手里拿到1000元，现在从新农合和农民手里拿到2500元，其中50%落到医院职工手里，形成个人收入。
这么随意编造的例子，当然是要举多少就可以举出多少。而且这种例子怎么也看不出来“让收入高的群体收入更高，让收入低的群体收入更低”这种神奇的结论。而且，即使他的这个例子是真实的、有代表性的，那么结论也应该是控制治疗疾病的费用。但是他的思绪却异常精彩地像个兔子一样跳跃起来：
“我们发现凡是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公平性是较差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由于公立医院没有改革且比重没有大大下降，让全民医保的成果被侵吞掉。公立医院改革步伐缓慢，全面医保的建立更加降低了他们改革的动力。”朱恒鹏指出，我们改革有问题，当年应该优先改革公立医院，先发展民营医疗再推进医保。
他还认为，非公医疗机构不要跟公立医院比规模，要比服务，这是对的。但是要差异化竞争，在未来十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公立医院几乎进入了所有的领域，即便现在公立医院现在什么也不做，想跟它差异化发展，能差异的地方也只有服务态度。
所以想要提高就要改变理念，过去医疗是治病救人，但是今天，整个医疗服务谱系和健康谱系绝不是有病治病。“能够治愈的仅仅是小病，大部分医疗健康需求需要的是帮助和安慰，民营医院恰恰要在帮助和安慰两方面占优势，因为公立医院做不好。”
从这些弊端中非公医疗要发现机会在哪里，在过去十年中，每一家民营医疗机构发展过程中都希望能够纳入医保，但其实过去四十年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没了医保，民营医院的春天才真正到来。
朱恒鹏认为，2003年到2013年是民营医院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是经济困难时期，政府意识到民营经济是重要力量，因此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今年1到6月份，三明公立医院收入相比去年同期(12.8%)增长率8.9%。在福建南平，今年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只有3.4%。镇江镇江医保费用增长只有3.3%，实际这些数字反映出三明的医改并没有太大成效，公立医院增幅下降是大势所趋，并不是医改的原因。
政府要解决机关事业单位的五险一金，医保控费，取消药品加成，而且财政没钱补贴，但公立医院支出占比仍然很高，导致的医院成本居高不下，老百姓的怨声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医院的黄金时期真的来了。
虽然黄金时期到来，但大家仍然觉得民营医院好难，竞争不过公立医院，想挖他们的医生也很难。朱恒鹏建议，医疗服务之间需要分工协作，民营医院可以与公立医院形成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可以不通过医院内部而是通过医院之间，例如患者的互补、设备的互补等等。民营如何挖公立医院的医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医生相信，离开了公立医院不但有更自由的执业环境还可以与更丰厚的物质奖励。医院很大程度上是个平台，一定帮助目标医生打造个人品牌的意识。当然，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模式，有些专科的确医患之间很难长期接触，例如眼科，这时医院品牌就很重要;但是口腔专科医院医患之间是长期接触，高品质服务医生个人品牌就容易形成。
朱恒鹏总结，民营医院需要做的是：
第一，不完全依赖机构声誉、高水平的外科大夫以及后面团队支撑，这两种风险都较高。
第二，打造优质的服务态度， 这也是优先要做的事情。
第三， 2010年以后新建的大型医院，没有老院支撑基本上很难支撑。不建议民营资本新建大型医院。
最后，审时度势，关键时刻准备好资金，做好医院的管理，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朱恒鹏教授预测，未来三十年肯定是转型的。因此，民营医院应选准方向再努力，这这个很关键。
如果朱恒鹏教授的论文是这种水平，本科估计都不能毕业。荒谬的逻辑就不去说它了。按照朱教授的意思，医院和医疗机构的目的不是治病，大多数病是不能医治的，只能帮助和安慰。安慰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帮助是什么呢?这就得参考前边的引文了，朱教授说的帮助的意思是减少患者痛苦，尊严啊，质量啊，等等。一句话，全国的医疗机构都转型为临终关怀中心。
我觉得，在朱恒鹏教授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医院就是莆田系了。因为莆田系的医院，真真正正的“帮助和安慰”，就是不治病，反倒是时不时的送条命。可惜的就是，莆田系的医院收费可一点也不便宜。
近日，国家卫健委信息统计中心公布了截止到2020年6月底的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全国医疗卫生机构101.6万个，相对去年同期增加了11164个，其中医院增加1368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11609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减少1993个。医院一共有3.5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2万个，民营医院2.3万个。与2019年6月底相比，公立医院减少38个，民营医院增加1406个。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医院是民营医院。
而同期的医疗服务情况，却是只有17%的诊疗人次发生于民营医院。医院总数三分之一的公立医院承担了83%的诊疗人次。病患用自己的双脚做出了选择。他们还是要看病，想活下去，而不是“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或者一点小病也准备有尊严的、无痛苦的去死。在这样巨大的看病需求面前，不断地减少公立医院的数量，限制公立医院的规模，打压公立医院的发展，医改不是去加强对医院的资金投入、减少行政人员、提高一线医护人员的收入和待遇，而是没完没了的折腾，——这是加剧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加剧医患矛盾，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