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超级大国与“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
作者：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
译者：冷梦菲
法意导言
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保持领导者的地位，但这个世纪的美国似乎不再倾向于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20年11月，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围绕《流氓超级大国——为什么这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Rogue Superpower: Why This Could Be an 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一文发表了相关看法：快速的自动化将加剧经济动荡，世界各地的快速老龄化将加速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先优势。他认为，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美国扎根，大国重商主义在回归，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联盟可能仍然名义上存在，但将仅仅是空中楼阁。
2020年9月，特朗普支持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德尔敦。(乔舒亚·罗伯特/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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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时承诺要彻底改革美国的外交政策。之后，他蔑视盟友，将美国从国际协议中撤出，对朋友和敌人都征收关税。许多专家哀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二战结束以来统治世界政治的一套制度和规范)造成的损害。他们希望，一旦特朗普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美国将恢复其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角色。
别指望了。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时代是冷战刚结束后的产物，相比之下，特朗普的事务性外交政策，是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常态。因此，在特朗普本人离开后，特朗普的印记可能会长期存在。
特朗普的做法今天已经吸引了许多美国人。随着两大全球趋势——人口快速老龄化和自动化的兴起——的加速，这种吸引力将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强大，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重塑国际权力动态。到2040年，美国将成为唯一一个拥有庞大的、不断增长的市场和财政能力来维持全球军事力量的国家。同时，新技术将削弱美国对外国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并为美国军队配备新的工具，以遏制美国的大国对手进行领土扩张。只要美国不挥霍这些优势，它仍将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强国。
然而，保持最强大的国家地位与保持自由国际秩序的保障者角色不是一回事。矛盾之处在于，那些将强化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趋势，也会使美国更难扮演这一角色，并会使特朗普的做法更具吸引力。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民主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主要捍卫者，以及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拥护者。华盛顿为几十个国家提供了军事保护、安全的航道以及获得美元和市场的便利。作为交换，这些国家表达了他们的忠诚，并在许多情况下，使自己的经济和政府自由化。
然而，在今后几十年里，人口迅速老龄化和自动化的兴起将削弱民主资本主义的信心，并动摇所谓自由世界的核心部分。照顾老龄人口的负担和新技术造成的失业将刺激对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老龄化和自动化也将暴露各国政府赖以解决共同问题的国际机构之弊端。美国人对外国伙伴的需要将比过去几代人都少，因此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无赖的超级大国。与20世纪一样，21世纪将由美国主导。但是，上一个“美国世纪”是建立在美国对世界的作用是有助于自由主义的愿景之上的，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的到来。
冷漠的美国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方针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1945年之前，美国狭隘地定义了自己的利益，主要从金钱和人身安全的角度出发，并积极地追求这些利益，很少考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它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有选择地在国内外运用这些价值观。除了在独立战争期间与法国签订的联盟外，它没有结成任何联盟。它的关税是世界上最高的，避开了国际机构。美国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事实上，它猖獗的领土扩张让阿道夫·希特勒羡慕不已。但它常常是冷漠的。
美国有能力独自追求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与其他强国不同，它是自给自足的。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主要的制造商和能源生产国，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没有重大威胁。由于美国国内有如此多的优势，美国对在外结成联盟没什么兴趣。
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发生了变化，当时苏联军队占领了欧亚大陆的大片土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追随者。到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的军事实力是西欧大陆的两倍，共产党人统治了世界35%的工业资源。美国需要强大的伙伴来控制这些威胁，所以它资助了一个联盟，为几十个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和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
但当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越来越看不出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意义，对国外纠纷越来越警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总统在上任时往往承诺在国外少做事，在国内多做事。尽管有这样的承诺，在后冷战时代，华盛顿仍发动了多次军事干预(在巴尔干、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并见证了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进一步扩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得到巩固，北约扩大，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美国的机构。
这种趋势是大多美国精英们喜见美国自由主义霸权蔓延的原因之一，他们对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纲领当选感到震惊。把国家当下的民族主义热潮归咎于特朗普一个人，会让人感到轻松，但几十年来，美国人对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持一直摇摆不定。目前调查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希望美国仅仅管好自己。当民调机构问美国人，什么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时，很少有人提到促进民主、贸易和人权，这些本是自由主义国际领导者的核心活动。相反，他们指出应防止恐怖袭击、保护美国就业和减少非法移民。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派美国军队保卫受到攻击的盟友，近80%的受访者赞成使用关税来防止贸易造成的就业损失。特朗普的做法并不是异数，它挖掘了美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的一股潮流。
一个老龄化的世界
未来几年，美国人对自由秩序的支持率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这要归于人口和技术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增加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先优势，并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首先，大多数国家人口正在老龄化，许多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极慢。到2070年，世界人口的中位年龄将比100年前翻番，从20岁变为40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增加近4倍，从5%增加到19%。千百年来，年轻人的数量一直远超老年人，但在2018年，64岁以上人口数量有史以来第一次多于6岁以下人口。
美国很快将成为唯一一个拥有庞大增长市场的国家。在世界20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20至49岁成年人的人口在未来50年中会不断增长。其他大型经济体在这一关键年龄段将平均下降16%，大部分人口下降集中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参与者中。例如，中国将失去2.25亿20至49岁的年轻工人和消费者，占目前总数的36%之多。日本20至49岁的人口将缩减42%，俄罗斯缩减23%，德国缩减17%。印度将增长到2040年，然后迅速下降。同时，美国将扩大10%。美国市场的规模已经相当于其后五个国家的总和，而且美国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程度几乎低于其他任何国家。随着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萎缩，美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将更加突出，对国际商业的依赖性将更小。
美国对坚定盟友的需求也将减少，因为快速老龄化将阻碍其大国对手的军事扩张。到2050年，俄罗斯在养老金和老年人医疗方面的支出GDP占比将增加近50%，中国将增加近三倍，而在美国，此类支出只会增加35%。俄罗斯和中国将很快面临为军队购买枪支，抑或为不断膨胀的老年人口购买拐杖这二者间的严峻抉择。历史表明，为防止国内社会动荡，他们将优先考虑后者。即使俄罗斯和中国不削减军费，它们也会因为军队快速老化而难以实现军队现代化。人员费用已经消耗了俄罗斯军费预算的46%(美国军费预算的25%)，而且随着一批老龄部队退役及养老金发放，十年内将可能超过50%。中国的人事费用官方宣称占军事预算的31%，但独立的统计数据表明，人事费用消耗了中国国防开支近一半，并且未来几年还会上升。
自动化优势
世界各地的快速老龄化将加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先优势，另一个有利的优势也在同时发生：自动化的增长。机器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变得更快、更小、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它们正在发展适应新信息的能力——这个过程有时被称为“机器学习”，属于人工智能的一种。因此，新的机器结合了计算机的数字计算能力、工业机械的物理能力，以及一些以前属于人类的直觉、情境意识和灵活性。由于这些创新，到2030年代，当今经济中近一半的工作岗位都可以实现自动化。
与全球老龄化一样，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将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依赖。在推动自动化趋势的行业中，美国已经享有实质性的领先优势。例如，它拥有的人工智能公司和专家数量几乎是排名第二的中国的5倍，其在世界人工智能软件和硬件市场的份额是中国的数倍。美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一技术领先优势以及先进的自动化技术，以美国的垂直一体化工厂取代庞大的全球供应链。随着人工智能接管更多的任务，服务行业也会跟进。例如，呼叫中心已经从外国转移到美国。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追逐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如今，这样的日子将要逝去，因为自动化让美国更加依赖自己。
智能机器的崛起也将帮助华盛顿遏制对手的军事崛起。美国将不再等待危机爆发，而能预先在潜在冲突地区部署武装无人机和导弹发射器。这些无人机和导弹将充当高科技雷区，能够歼灭敌方入侵部队。它们很难被消灭，而且购买成本很低。例如，以一艘航母的价格，美国可以购买6500架XQ-58A隐形无人机或8500枚潜伏巡航导弹。通过部署这类武器，美国将能利用战争目标的基本不对称性：中国和俄罗斯等美国的对手需要夺取和控制领土(台湾、波罗的海)来实现其地区霸权的目标，而美国只需要剥夺它们的控制权，智能无人机和导弹网络则非常适合执行这一任务。
跛脚的自由主义秩序
老龄化和自动化可能会让美国变得更强大——但它们不太可能挽救美国主导下自由主义秩序的颓势。在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公众对这一秩序的支持长期依赖于工人阶级收入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又是人口增长和创造就业的结果。战后的婴儿潮培养了数千万年轻工人和消费者，而流水线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而如今，整个民主世界的人口正在老龄化，生产规模正在萎缩，机器正在淘汰工作岗位。努力工作、支持自由主义制度、并相信经济大潮会救起所有的船——这种基本条件已经崩溃了。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正在填补这一空白。
未来比许多人所能想到的还要可怕。在未来30年里，美国的民主盟友们工作年龄人口将平均缩减12%，经济持续增长几乎无法实现。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老年人口将平均增加57%，他们在养老金和医疗方面的平均支出所占GDP比例将翻倍。这些国家将无法通过借贷来摆脱由此产生的财政困境，因为在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陷入赤字之前，它们的债务平均已经相当于GDP的270%。相反地，他们将不得不削减老年人的福利，削减年轻人的社会支出，提高税收或增加移民——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引起政治反弹。
快速的自动化将加剧经济动荡。历史表明，技术革命在长期内创造了繁荣，但会在短期内却迫使一些工人从事低工资工作或失业——而这个短期可以持续几代人。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70年，即从1770年到1840年，平均工资停滞不前，生活水平下降，即使每个工人的产出增长了近50%。这期间，大规模机械化的收益被大亨们收入囊中，他们所获利润率翻了一番。当下，在发达国家中，机器再次淘汰工作岗位的速度超过了被淘汰的工人重新培训以进入新岗位的速度，中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尤其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许多经济学家预计，随着目前正在开发的劳动力替代技术——如全自动汽车、商店、仓库和厨房——被广泛采用，这样的趋势将持续数十年。
增长乏力、巨额债务、工资停滞不前、长期失业和极端不平等，必然会滋生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上的挫折使许多人拒绝民主和国际合作，拥护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今天，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整个民主世界中大行其道，而不仅是在东欧新生的民主国家。例如，在德国，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议会中占有第三大席位，新纳粹分子渗透到军队和警察中的案例也惊人地成倍增长。随着民族主义分子获得权力，关税被抬高、边界被关闭、国际机构遭捐弃，美国领导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任务将越来越艰难。
一股神奇的力量
面对摇摇欲坠的盟友关系以及分裂且冷漠的公众，美国可能会开始不像一个大型联盟的首脑，而更像一个流氓超级大国——一个缺乏道德承诺的经济和军事巨头，既不是孤立主义，也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咄咄逼人、全副武装、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事实上，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它似乎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的一些安全保障已经开始像保护架一样，总统考虑让盟友支付接待美军的费用，外加50%的溢价。特朗普政府已采取单边关税的方式来执行贸易协议，而非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工作。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促进民主的目标，并将外交降级，架空国务院，将越来越多的责任交给五角大楼。美国军队也在发生变化，它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支惩罚而非保护的力量。特朗普政府已缩减了美国在盟国领土上的长期部署，取而代之的是机动游离的远征部队，他们可以在海外蒸蒸日上，摧毁目标，然后从地平线上溜回去。
特朗普的许多批评者谴责这些变化，认为这样不仅不明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美国。但特朗普的做法对当今许多美国人很有吸引力，也符合他们心中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定位。如果这些条件持续下去，美国领导层最好的情况可能是华盛顿采取一种更民族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模式。美国可以保留盟友，但会让它们为受到保护付出更多代价。盟国可以签署贸易协定，但只与采用美国监管标准的国家签署；可以参与国际机构，但当这些机构的行为有损于美国的利益时，就被威胁应退出这些机构；被鼓励促进民主和人权，但主要是为了破坏地缘政治对手的稳定。
或者，美国可能会完全退出全球秩序事业。美国不会试图通过支持国际规则和机构来安抚小国，而是会动用其胁迫性武器库中的所有工具——关税、金融制裁、签证限制、网络间谍和无人机袭击——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尽可能好的交易利益。不会有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持久的同盟伙伴关系，一切只是交易。美国领导人判断其他国家的标准不是看它们是否愿意帮助解决全球问题，也不是看它们是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而只是看它们是否有能力创造美国的就业机会或消除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根据这些标准，大多数国家都无足轻重。
美国的商业可能会稳定地转移到西半球，特别是北美，因为北美已经占到美国贸易的三分之一和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当其他地区面临人口老龄化和自动化程度上升的困境时， 北美是唯一一个拥有持续经济增长所需全部要素的地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富裕消费者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先进的技术、高技能低成本劳动力的组合以及和平的国际关系。
同时，美国的战略联盟可能还存在于纸面上，但大多数将仅仅停留在纸上。华盛顿可能只保留两组常规伙伴。第一组将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英国。这些国家的战略布局遍布全球，它们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已经与华盛顿的军事和情报机构融为一体。除日本外，其他所有国家都拥有不断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与大多数其他美国盟友不同，他们因此拥有潜在的税收基础，可以为美国的任务做出贡献。第二组将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和台湾等地，这些地方与美国的对手接壤或相邻。美国将继续武装这些伙伴，但不再计划保卫它们。相反，华盛顿基本上将把它们作为缓冲区，在美国不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制衡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扩张。
在这些伙伴关系之外，华盛顿的所有联盟和关系——包括北约及其与韩国等长期盟友的联系——都将是可以谈判的。美国将不再游说各国参加多边联盟，相反，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双边基础上讨价还价，以获得美国的保护和市场准入。没有什么利益可提供的国家将不得不寻找新的伙伴或自力更生。
如果美国完全采用这种“美国优先”的模式，世界会发生什么?一些分析者描绘了灾难性的未来。罗伯特·卡根预言，美国将重返20世纪30年代的专制主义、保护主义和纠纷状态，俄罗斯将重新扮演帝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角色。彼得·泽汉预测，俄罗斯将入侵邻国，东亚将陷入海战，这将是一场激烈的安全和资源争夺战。这些预测可能是极端的，但它们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战后秩序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和漏洞，但它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和平和最繁荣的时期，它的缺失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得益于美国主导的秩序，几十年来，大多数国家不必争夺市场准入、保护供应链，甚至不需要认真保卫边境。美国海军保持了国际海道的畅通，美国市场为几十个国家提供了可靠的消费需求和资本，美国的安全保障覆盖了近70个国家。这样的保证让所有人都受益：不仅是华盛顿的盟友和伙伴，也包括其对手。美国的安全保障起到了阉割德国和日本的效果，这两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主要地区竞争对手。相应地，莫斯科和北京可以专注于建立与世界的联系，而不是保障自身及其经济命脉。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大国重商主义和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将复苏。大国将再次试图通过建立专属经济区来减少其经济危机感，在专属经济区内，它们的公司可以享受廉价且安全的原材料和庞大可控的消费市场。如果美国也如此，其余国家将不得不选择依附于美国或中国的集团，或者建立自己的集团。法国可能会考虑恢复对其非洲前殖民地的控制；俄罗斯可能会加快建设，将前苏联国家拉拢到一个地区性贸易联盟中；德国将越发把目光投向欧洲人口缩水地区外，为出口产品寻找买家——它也必须发展军事力量，以保障这些新的远方市场和供应链。
随着大国争夺经济区域，全球治理将遭到破坏。地缘政治冲突将使联合国瘫痪，一如冷战期间。北约可能会因为美国挑剔伙伴而解体。而美国对欧洲的保护伞的解体，也可能意味着已严重分裂的欧盟将步向终结。随着各国军事化自卫，如今仍起效的少数军事控制条约可能会被抛弃。应对跨国问题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或疫情的努力，将和世界对COVID-19的反应一样糟糕。各国囤积物资，世界卫生组织对错误信息鹦鹉学舌，而美国则自暴自弃。
由此造成的混乱将危及一些国家的生存。1945年以来，世界上的国家数量翻了两番，从46个增加到近200个。然而，这些新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很弱小，缺乏能源、资源、粮食、国内市场、先进技术、军事力量或可防御的边界。根据政治学家阿琼·乔杜里(Arjun Chowdhury)的研究，当今三分之二的国家在没有国际帮助的情况下，无法为其人民提供基本服务。简言之，大多数国家都严重依赖战后秩序，战后秩序提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援助、市场、航运和保护。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一些国家就会崩溃或被征服。脆弱而依赖援助的国家，如阿富汗、海地和利比里亚，只是一些最明显的高风险案例。不那么明显的是有能力但依赖贸易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韩国，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在一个市场封闭和海上航线军事化的世界里将难以运行。
前进的道路
这些严峻的结果不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人口老龄化和自动化可以使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和平和繁荣。归根结底，老龄社会往往比年轻社会缺乏好斗性，而技术革命通常会提高生产力，使工人摆脱苦役。
但通往一个更老、更自动化的未来道路将是动荡不安的。为了维持目前的自由秩序，美国需要对自己的利益采取异常慷慨的态度：它需要将对国家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让位于对国际秩序的普世愿望;它还需要在国内重新分配财富，以维持对国外自由主义进行领导的政治支持。
然而，随着世界进入一个人口和技术混乱的时期，这样一条道路将越来越难走下去。因此，要美国保护盟友、巡视海道、促进民主和自由贸易的同时又不计回报，可能希望不大。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美国根基稳定，这将是可预见的未来里的形态。这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导致的反常现象，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趋势，它威胁着美国外交政策并推动旧方针的重生——这种旧方针在上个世纪最黑暗的几十年里盛行。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最大希望，在于未来的美国政府能够找到办法，将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冲动引导到国际主义方向。美国偶尔也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进行自由主义运动。例如，它反对欧洲殖民主义，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美国商品打开市场;它培育和保护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共同体，以粉碎苏联共产主义并确立自身全球主导地位。这些运动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因为它们将自由主义理想与美国的重要利益绑定在一起。今天，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发挥作用。
美国人可能不想为保卫自己国家的远方盟友而战死，但他们确实想防止俄罗斯等独裁势力成为地区霸主。因此，美国可以用散布式的导弹发射器和无人机网络取代盟国领土上一些最脆弱的基地，从而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扩张，同时降低美国人的生命危险。美国人也会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虽然美国公众反对刺激外包贸易交易，但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交易却得到了强烈支持。因此，美国可以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迫使贸易伙伴在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用美国标准。美国人不热衷于在海外推动民主，但愿意与盟友合作，捍卫美国的机构不受外国干涉。因此，美国可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协调集体制裁干涉民主选举的外国势力。最终，这个联盟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主义集团，将那些不尊重商业开放和言论及航行自由的国家排除在外。
与领导全球自由秩序相比，美国这种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参与方式可能显得吝啬而令人遗憾，但它将更加现实，并最终在前所未有的人口和技术变革时期更有效地保持自由世界的团结。
翻译文章：Michael Beckley, Rogue Superpower: Why This Could Be an 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0
网络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06/illiberal-american-century-rogue-superpower
译者介绍：冷梦菲 中国政法大学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