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导读]近日，"打工人”一词爆红网络，它与日语的“社畜”含义相近(被公司当牲畜一样压榨的牲畜), 在使用语境下又结合了中国社会的特定情绪，比如对特定职业处境的自嘲，“打工累吗?累。但是我不能哭，因为骑电动车的时候擦眼泪不安全。别哭，打工人!”，或是对收入差距的调侃，“早安，打工人!今天再坚持努力一点，老板马上就能换车了。” 根据网友的说法，“打工人”最早来源于某位吹捧自己保安、大专生身份的网红，他的黑色幽默引发共鸣，在网友再创作时褪去职业的区隔色彩，泛指所有拿着微薄工资，在快节奏的压力型环境中工作的人们。
打工人的“横空出世”，究其原因言人人殊，但的确有集体情绪的解剖价值。熊易寒先生指出，当前社会正萌生一个“新底层”，不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及在城市中长大的农民工子女。两大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前者实为扩招与精英再生产的牺牲品，而后者同样难从当前教育体制中获益，二者最终都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熊易寒先生认为，教育原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促进社会流动的角色，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素质教育的“全方位”，实则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投资比重，使相对贫困的家庭和地区无力负担昂贵的教育成本。就业公平与教育公平密不可分，就业市场中的不平等主要与行业垄断、裙带关系、利益交换等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不能靠“择校改革”和“师资交流”等“止疼片”改善，也无法高校扩招的“一刀切”来实现。
他认为，公平的达成并非全靠社会流动，人人当白领/进精英行业既不现实，也无利于社会分工，但提高蓝领收入及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却是一个缩小差距的方法，也是对阶级再生产的补偿。在阶级再生产和社会流动的不断博弈平衡中，每个人都应拥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道出了当代中国教育的硬伤，那么，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这样一个转变，则凸显了中国教育的隐忧。
当前的中国教育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地位：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它尚未取得与崛起中的大国相称的成就，盛产“名人”，却未曾培养出大师，特别是当季羡林、钱学森等前辈大师纷纷故去，让世人不禁产生“九斤老太”式的喟叹;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他们比前辈更难以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甚至因为求学而使家庭陷入债务危机，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却因为就业难，非但不能鲤鱼跃龙门，反而加入了高学历、低收入聚居者的行列，成为所谓的“蚁族”。
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体制，不仅要看它培养了多少拔尖的人才，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社会的平等和正义。须知，教育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让出身底层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从而保证社会肌体的活力。如果教育的选拔机制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那势必会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的质量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教育的高度，它集中体现为优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二是教育的广度，它集中表现为教育系统对不同阶层的吸纳。前者代表的是“优”，后者代表的是“公”。
当前中国教育的现实是，既不够优秀，也不够公平。中国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固化，教育越来越无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
这一现象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的社会流动管道阻塞?我们应当如何从制度层面来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平心而论，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已经意识到并试图改变教育不公的现状，譬如，要求“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然而，在笔者看来，以“择校”和“师资交流”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未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我们需要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从一些关键性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入手。
首先，需要协调素质教育与教育公平的关系。素质教育相对于应试教育的优越性是毋庸讳言的，但是素质教育也会对教育公平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现代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全方位”和“立体式”，除了学校教育，父母、家庭教师、专业培训机构也参与其中，孩童之间的学业竞争也更加提前，以至于出现了“幼儿园大战”，这就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时间加长、投入加大，而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等相对贫困的家庭显然无力负担如此昂贵的教育成本。如果说应试教育侧重考察的是“知识”和“智力”，那么，素质教育更多地考察“见识”和“修养”。而见识、修养、气质、谈吐是与家庭背景高度相关的。
早在2004年，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麦可思(MyCOS)发布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也发现：就读211院校与非211本科、高职高职专的比例，专业人员的子女是1.5:1.13:1，管理阶层家庭的子女是1.67:1.33:1，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是0.82:0.92:1，农民和民工的子女就读高职高专比例明显高于其就读于211院校的比例。
并且，无论是在哪一类高校，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是最高的，农民与民工子女还不能在分数上与社会其他阶层公平竞争，加上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条件差，录取的偏高分数和质量低的基础教育可能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享有高等教育质量上的弱势地位。这些数据正好验证了笔者基于观察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名牌大学的农村生源越来越少，大城市和中上阶层的孩子越来越多；在笔者的家乡(中部地区某县)，当地学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但考上名牌大学的比例则相对下降;过去尖子生以寒门学子居多，而现在更多地来自中产之家甚至权贵之家。
更糟糕的是，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是“半吊子”的素质教育。孩子在家长的安排下，学钢琴、学围棋、学奥数、学芭蕾，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禀赋，而是为了在入学的竞争中获得加分和优先考虑。它“费钱”的一面，使得穷人的孩子和农村的学生被排斥在外;它“功利”的一面，使得参与其中的孩子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学习的乐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同样乏善可陈。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放弃素质教育，回归应试教育。而是说，我们在推行素质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避免“半吊子”的假素质教育，防止素质教育被应试教育的考试机器“俘获”;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一些举措来避免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受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譬如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合理分配地区间的高考录取名额。此外，还必须看到：保障教育公平绝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譬如，就业公平与教育公平密不可分，就业市场中的不平等主要与行业垄断、裙带关系、利益交换等现象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垄断行为和不规范行为必须通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整治。
其次，需要处理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公平问题。关于教育资源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分配问题，学界和公共舆论已有很多的讨论，教育行政部门也开始重视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公立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是否应该办独立学院?当前我国许多公办大学都设有独立学院。
个人认为：独立学院这种办学形式弊大于利。一方面，独立学院不利于民办院校的发展，会挤占民办教育原本就比较狭小的办学空间，使其在生源竞争上更加弱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独立学院相对高昂的学费会导致成绩之外的“二次选择”，即往往是那些家境良好的学生才会选择就读，而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便被录取，也可能被迫放弃。据笔者了解，某重点高校独立学院的学生就业形势竟大大好于该校的“一本”学生，其中的奥秘不言而喻。独立学院这种办学形式使得家境优越、成绩较差的学生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并获得文凭社会的敲门砖，从而合法地继承父辈的社会地位。
同样的道理，大学扩招表面上是一项普惠政策，但实际上更有利于中上层阶级。在过去，由于大学录取率低，相当一部分精英的子女无法接受高等教育，难以直接继承父辈的地位，往往被安排到相对普通的岗位;而现在，鲜有精英子弟没有大学文凭，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考试或竞聘方式进入好单位和重要岗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以农村生源为主体的“蚁族”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当前中国，一个“新底层”正在形成之中，其主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所谓“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年龄集中在22~29岁，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来自外地农村(占54.7%)和小城镇(占20.7%)，月均收入1956元，远远低于同期北京市城镇职工平均工资(3726元)!不仅如此，他们的工作岗位也相对不稳定，不少人没有协定劳动就业协议，没有三金，经济上缺乏安全感。他们与传统的底层相比，社会经济地位相似，但拥有较高的学历，职业期待和自我预期较高，属于“高素质底层”。
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新生代农民工”(80后、90后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出生或成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笔者称之为“城市化的孩子”)。有关调查显示：与父辈相比，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更加强烈，注重精神需求，在意工作环境，更加渴望融入城市，对于知识、技能、自我实现及人际交往更加渴求。这就使得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民工荒”势在必然;也使得“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和城市管理模式逐渐失去合法性，“公民权”呼之欲出。
在这样一个“新底层”的形成过程中，教育体系至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如前所述，“蚁族”实际上是扩招与精英再生产的牺牲品;而农民工子女同样难以从当前的教育体制中获益，笔者的一项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自有阶级和国家以来，阶级再生产就是客观存在的现象。阶级再生产和社会流动都是相对的概念，共存于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区别仅在于二者的比重。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地说社会流动是“好”的，阶级再生产是“坏”的；毋宁说，阶级再生产代表了稳定的一面，社会流动代表了活力的一面，二者的适度平衡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运行。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其实美国也不像“美国梦”所描绘的那样充满流动性，但美国有一套精致的教育分流机制将阶级再生产“合理化”：虽然精英子弟更容易进入名牌大学，工人阶级子弟更多地进入社区大学和职业学校;但是，技术蓝领的收入往往高于普通白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阶级再生产的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国大力发展与市场接轨的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让底层青年用技术来“武装”自己，而不是赤手空拳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或许是一个可以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办法——既可以改善底层的生存境遇，又顺应了“中国制造”的技术升级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师资、技术和专业设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导致职业教育对企业和学生都缺乏吸引力，不少学校经营惨淡。技工教育的发展则受到体制和观念的双重束缚，一方面，由于不属于学历教育，缺乏社会认可度，各级政府也不甚重视；另一方面，技工教育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不能在全国招生，也无法进入教育部的招生平台。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使得技工教育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江湖，管理混乱，恶性竞争，实习设备和教学方法落后。在这种形势下，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进军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市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办学的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工短缺”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中国的阶级再生产实际上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我们不能过多地去责备教育部门，但我们必须正视教育公平这样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教育，患不优，更患不公!客观上，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机会不平等应当有一条底线：不应当让底层失去梦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体制不是在加剧而是在尽量缩小这种差距。如何使中国教育更多地促进社会流动，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政治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