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级分类: 国事
分类：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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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确才识过人，讲求忠义血性，给颓靡之官场带来生气，但他站在人民对立面，竭力维护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功过早有定论。
今年7月，我曾撰文《警惕将太平天国“妖魔化”的错误思潮》，针砭了时下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的现象，指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
最近，又有文章直截了当地称颂曾国藩和湘军。我们认为，这极不妥当，令人诧异。
文章赞许曾国藩等湘军将帅是湖南近代涌现出的“英才豪杰”，“功业鼎盛，无出其右”。曾氏之“功业”何在?文章的解释是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称曾氏是中兴名臣，有“个人精神追求”，“肩负统治王朝振兴的使命”，“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就混淆了是非。曾国藩的确才识过人，讲求忠义血性，给颓靡之官场带来生气，但他站在人民对立面，竭力维护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功过早有定论。曾氏声称“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镇压民变心狠手辣，故在民间落得“曾剃头”恶名。在清廷眼里，扑灭太平天国、使清政府躲过灭顶之灾是曾国藩等人的“功业”，故推许其为“中兴名臣”。然而，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但终究无法也无意从旧体制突围，无法使清朝真正走向“中兴”。就连曾氏本人后来也感到渺茫。1867年夏，即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三年后，曾氏某日与幕僚赵烈文交谈，为“民穷财尽，恐有异变”而忧心忡忡;赵烈文推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结果一语成谶，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一个全新的运动，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亲手缔造了民国。
文章对湘军大加称颂，说湘军“纵横天下”，“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武装，成为近代中国军事精神的写照”。湘军系曾国藩本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理念创建，战斗力确实远在八旗、绿营之上，成为太平军的劲敌。不过，湘军终究逃不脱旧军队的宿命，军纪败坏，暮气日深。譬如，湘军攻占天京后，四面纵火，洗劫钱财，奸淫杀戮，以致“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连赵烈文也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更关键的是，主帅自募人马、就地筹饷，颠覆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使湘军几乎成为曾国藩的私家军，开近代“兵为将有”之先例。袁世凯编练新军、拥兵自重，以及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湘军是始作俑者。正因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政治格局与湘军颇为相似，清末乃至民国的当权者才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欲汲取其镇压民众反抗、维持统治的成功经验。说到底，湘军本质上是一支旧军队，根本代表不了“近代中国军事精神”。
对洪秀全、太平天国及曾国藩、湘军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或立场。蒋介石为表示遵守孙中山先生遗训，对太平天国予以肯定，称洪秀全为“民族革命”先驱，但他骨子里更推崇曾国藩，主持黄埔军校时特意手订增补本《曾胡治兵语录》并作序，在围剿长征至大渡河畔的中央工农红军时扬言要让后者成为“石达开第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井冈山时期，中共中央曾提议用太平军编制来改造“朱毛红军”。毛泽东将洪秀全视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并重视总结太平天国败亡的惨痛教训作为殷鉴。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至今，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这代表了党和政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该文似为弘扬革命文化而作，却赫然使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类的表述，对太平天国对立面大加称颂。试问：这是在宣传怎样一种历史观？曾国藩、湘军与“革命理想”有何关联？评述历史，能丢掉阶级分析方法吗？这实在令人费解。作者身份特殊，故该文甫一发表便引起哗然，读者大感惊讶和疑惑。
该文逻辑有点乱：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与左宗棠收复新疆相提并论，两者本不是一档子事;曾国藩与谭嗣同、黄兴志趣迥异，尤其是黄兴志在武装推翻清政府，而该文却混为一谈，将这三拨人作为湖南“英才豪杰辈出不穷”的例证，并说“这三个群体中，尤为人们关注而广为传播的当数曾国藩及其湘军”。再如，该文也承认曾国藩创建的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旧式湘军”，却将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军事家群体喻为中国革命的“红色湘军”，这很不恰当。试问：这两者之间有任何传承关系吗?
史实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例如，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成为魏源随后编著《海国图志》之基础，故史学界“马列五老”之一范文澜先生称“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该文基于魏源是湘籍的考虑，硬说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同样，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指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该文却硬用湘人彭玉麟顶替皖人李鸿章，排序也欠准确。再如，维新时期“全国最活跃的省份”当属广东，而不是该文所说的湖南。
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郑重指出：“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他在延安整风时期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改文风、正学风、转作风，一再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中国近代史和党史、国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头加强学习，带头自己写文章，努力成为理论家、学问家、实干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对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至关紧要，意义非凡。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
曾国藩的确才识过人，讲求忠义血性，给颓靡之官场带来生气，但他站在人民对立面，竭力维护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功过早有定论。
今年7月，我曾撰文《警惕将太平天国“妖魔化”的错误思潮》，针砭了时下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的现象，指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
最近，又有文章直截了当地称颂曾国藩和湘军。我们认为，这极不妥当，令人诧异。
文章赞许曾国藩等湘军将帅是湖南近代涌现出的“英才豪杰”，“功业鼎盛，无出其右”。曾氏之“功业”何在?文章的解释是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称曾氏是中兴名臣，有“个人精神追求”，“肩负统治王朝振兴的使命”，“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就混淆了是非。曾国藩的确才识过人，讲求忠义血性，给颓靡之官场带来生气，但他站在人民对立面，竭力维护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功过早有定论。曾氏声称“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镇压民变心狠手辣，故在民间落得“曾剃头”恶名。在清廷眼里，扑灭太平天国、使清政府躲过灭顶之灾是曾国藩等人的“功业”，故推许其为“中兴名臣”。然而，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但终究无法也无意从旧体制突围，无法使清朝真正走向“中兴”。就连曾氏本人后来也感到渺茫。1867年夏，即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三年后，曾氏某日与幕僚赵烈文交谈，为“民穷财尽，恐有异变”而忧心忡忡;赵烈文推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结果一语成谶，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一个全新的运动，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亲手缔造了民国。
文章对湘军大加称颂，说湘军“纵横天下”，“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武装，成为近代中国军事精神的写照”。湘军系曾国藩本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理念创建，战斗力确实远在八旗、绿营之上，成为太平军的劲敌。不过，湘军终究逃不脱旧军队的宿命，军纪败坏，暮气日深。譬如，湘军攻占天京后，四面纵火，洗劫钱财，奸淫杀戮，以致“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连赵烈文也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更关键的是，主帅自募人马、就地筹饷，颠覆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使湘军几乎成为曾国藩的私家军，开近代“兵为将有”之先例。袁世凯编练新军、拥兵自重，以及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湘军是始作俑者。正因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政治格局与湘军颇为相似，清末乃至民国的当权者才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欲汲取其镇压民众反抗、维持统治的成功经验。说到底，湘军本质上是一支旧军队，根本代表不了“近代中国军事精神”。
对洪秀全、太平天国及曾国藩、湘军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或立场。蒋介石为表示遵守孙中山先生遗训，对太平天国予以肯定，称洪秀全为“民族革命”先驱，但他骨子里更推崇曾国藩，主持黄埔军校时特意手订增补本《曾胡治兵语录》并作序，在围剿长征至大渡河畔的中央工农红军时扬言要让后者成为“石达开第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井冈山时期，中共中央曾提议用太平军编制来改造“朱毛红军”。毛泽东将洪秀全视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并重视总结太平天国败亡的惨痛教训作为殷鉴。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至今，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这代表了党和政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该文似为弘扬革命文化而作，却赫然使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类的表述，对太平天国对立面大加称颂。试问：这是在宣传怎样一种历史观？曾国藩、湘军与“革命理想”有何关联？评述历史，能丢掉阶级分析方法吗？这实在令人费解。作者身份特殊，故该文甫一发表便引起哗然，读者大感惊讶和疑惑。
该文逻辑有点乱：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与左宗棠收复新疆相提并论，两者本不是一档子事;曾国藩与谭嗣同、黄兴志趣迥异，尤其是黄兴志在武装推翻清政府，而该文却混为一谈，将这三拨人作为湖南“英才豪杰辈出不穷”的例证，并说“这三个群体中，尤为人们关注而广为传播的当数曾国藩及其湘军”。再如，该文也承认曾国藩创建的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旧式湘军”，却将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军事家群体喻为中国革命的“红色湘军”，这很不恰当。试问：这两者之间有任何传承关系吗?
史实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例如，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成为魏源随后编著《海国图志》之基础，故史学界“马列五老”之一范文澜先生称“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该文基于魏源是湘籍的考虑，硬说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同样，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指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该文却硬用湘人彭玉麟顶替皖人李鸿章，排序也欠准确。再如，维新时期“全国最活跃的省份”当属广东，而不是该文所说的湖南。
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郑重指出：“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他在延安整风时期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改文风、正学风、转作风，一再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中国近代史和党史、国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头加强学习，带头自己写文章，努力成为理论家、学问家、实干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对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至关紧要，意义非凡。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