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曾说，如果当时搞不出核武器，现在想搞也搞不出来了。江泽民在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说，没有毛主席留下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想站也站不住了。
世界核大国的席位，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中国第三。核大国这把椅子是毛泽东给中国摆上的。中国拥核源于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何为战略思维?就是站得高、想得远。人们常常用“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来形容战略思维。王震说毛泽东比我们早看50年。其实，战略思维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想的早。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的著名论断，却不知道1945年毛泽东就有了中国拥核的想法。当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顷刻毁灭了广岛和长崎，引起极大的社会心理震悚，全世界被炸懵了，毛泽东却异常清醒，对于原子弹，毛泽东战略上蔑视：“纸老虎”，严厉批评延安《解放日报》对原子弹轰炸的过度宣传是“渲染恐怖”；战术上重视：“真老虎”，中国也应该有原子弹。须知，那时共产党还在延安，面临的是抗战胜利后的生存问题，谁会去想拥有什么原子弹。连蒋介石想的都是如何在美国的帮助下三个月战胜共产党。可毛泽东与众不同，还没夺得全国政权就想到了要原子弹。1949年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批准钱三强在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用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仪器、图书、资料等。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访苏，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说，原子弹“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两次恫言使用原子弹，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其次是想的远。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 年6 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指出，“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七八次。”
正是这一年“抓七八次”的精神，这一年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这一年，成立了以万毅为部长的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这一年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59年4月国防部第五部又合并到国防科委。
再次是想的全。怎样发展核武器，毛泽东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既努力争取苏联的帮助，引进“两弹”技术， 少走弯路， 又强调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从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扎实起步。
1959年6月，在苏联终止合同撤走专家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央把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要造“争气弹”。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工程。中央专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全国、全军一盘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统一调度，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中遇到的100 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等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任务，大大加快了研制的步伐，原子弹很快进入研制总攻阶段。
1964年秋，经过千百次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研制成功，但进行试验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美国为保持核垄断多次发出打击中国核基地的威胁。为此，中央专委提出了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不怕威胁尽早试验的两套方案。毛泽东一锤定音：“要尽早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为继美、苏、英、法后的第五个拥核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7个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有了可以使用的核武器。假如没有毛主席拍板早试验，造出的原子弹又有何用？哪来的核大国地位。那，中国真就成了纸老虎了。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氢弹研制汇报时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今天来读这段话，也不禁为毛泽东的气魄和想的周全而惊叹。氢弹与原子弹虽然杀伤因素的原理是一样的，但它是原子弹引爆的热弹，因此威力要比原子弹大得多。制造氢弹也比原子弹复杂。
为了突破氢弹技术，1960年起，在钱三强负责下，开始了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原子弹爆炸后，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决定，集中力量展开对氢弹的研制，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
1965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氢弹研制的关键难题一个个被攻破。
1967年6月17日8时20 分，中国赶在法国前面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成为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现在我们是世界上储存氢弹最多的国家，形成巨大的核威慑。对中国拥有核武器，毛泽东曾幽默地对外宾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说毛主席想问题全面统筹兼顾还需说说导弹的事。战略火箭军的前身是第二炮兵，即地地战略导弹部队，许多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于1966年7月1日组建的，但却不知道“导弹第一”的方针。提到“两弹一星”，一般以为“两弹”是“原子弹、氢弹”，其实是“原子弹、导弹”。在“两弹一星”中，“导弹”有着特殊的地位。“导弹”是原子弹的“枪”，是卫星的“腿”，发射中远程运载火箭过关了，才能把卫星送上天。
1964年10月中国试验成功原子弹时，美国还讥笑中国“有弹无枪”。其实，“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工作是在毛泽东的通盘考虑下安排的，并且是“导弹第一”，也就是说枪在前，弹在后。
1955年，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
1956 年2 月，毛主席采纳钱学森提出的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发展的建议，作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会，并组建了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
1960年2月，毛泽东认可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导弹研制进入快车道。
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1号” 发射成功。
1964年6月—7月，中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3枚中程运载火箭。为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就能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组成有实战价值的核武器，9月，成立了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
1966年9月，“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27日上午9点整，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2号”，将核弹头从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打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使核弹除飞机投放外，又多了一种发射的重要方式。同时，有了中程地地导弹，就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1965年1月钱学森建议人造卫星工程代号取为“651”工程。毛主席考虑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应后来居上，比苏、美的第一颗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还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经过论证，决定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命名为“东方红1号”。为了能看见，在末级火箭上设置“观测裙”，使人们既听到《东方红》乐曲，还可以观察到卫星在太空运行的轨迹。1970年4月2日下午，周恩来听取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当晚9点35分， “长征1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全球响彻《东方红》。
第四是超常的魄力。战略家要有魄力，超级战略家，要有超常的魄力。在中国拥核问题上，最能显示毛泽东的魄力和志气的是“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的名言。潜艇是海上的超级杀手，航母的克星，有水中幽灵之称，最先进的水面舰艇PK 最落后的潜艇也不敢有半点马虎。核潜艇具有功率高、速度快、续航力大、配备武器多、隐蔽性好、攻击力强等众多优点，具有比常规潜艇更优越的作战性能和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核潜艇的隐蔽性和强大攻击能力使之成为最理想的核报复力量，在遭突然核袭击时，核潜艇的生存概率可达90%，也就是说陆上一切核设施都不复存在了，但只要幸存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即可“使对方受到毁灭性报复打击”，这强大的报复能力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证。核潜艇被称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军事技术上空前的大变革。”核潜艇在国家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8年是“两弹一星核潜艇”全面上马研制的一年。5月27日至7月22日的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尖端武器成为重要议题。会前海军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发展军用核动力装置和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6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并在讲话中强调大搞民兵师，大搞特种武器。
在中国决策研制核潜艇前后，赫鲁晓夫曾多次指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均遭到毛泽东的拒绝。1958年8月赫鲁晓夫访华，中国又一次拒绝了苏方“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建议”。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华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不同意帮助中国建造核潜艇，仍然要求中苏组建联合舰队，毛泽东坚决拒绝建立联合舰队，并说核潜艇“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的决心，加速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海军抓总，二机部负责核动力，一机部负责艇体和设备，核潜艇总体方案很快拿了出来。
1962年，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保留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解决核潜艇的一些关键项目。
1965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毛泽东给予核潜艇研制特别关照：
1968年2月28日，毛泽东批准海军建设核潜艇基地;4月8日，毛泽东批准抽调陆军1个师支援核潜艇总装厂的建设;7月17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派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和核动力研究所的建设。
1969 年12月在核潜艇研制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指示派千人的工兵部队支援陆上模拟堆建设。
1970年8月28日，核动力装置的陆上模拟试验反应堆运转试验完成，为核潜艇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2月26日，毛泽东77岁生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后经过三年多的试航正式命名为“长征1号”，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人自行研制高知识密集、高技术密集型的核潜艇，简直是“天方夜谭”。从中国的核潜艇下水，40多年过去了，世界上有核武器和能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已不下十几个甚至更多，但能制造核潜艇的除了当初的五个核大国，只多了一个印度。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与美苏英法相比：
速度快：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6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质量高：苏联第一颗卫星83.4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8.22公斤，还是哑巴，中国的卫星173公斤，“看得见，听得见”。
跨越式：外国研制核潜艇是三步走，普通型核动力型———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中国三步并作一步走，第一艘就是核动力水滴型。
耗费低：外国搞尖端武器是用金钱堆起来的，中国是花了最少的钱办了最大的事。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看了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后，对中国十几年前没有用一件外国材料和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设计制造出优于世界同类第一代水平的水滴型核潜艇惊叹不已，说，“这完全可以和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相媲美”。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是多大的决心，有了这样的决心，还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吗?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的中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郑重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何等的自信?这就不但威慑了帝国主义，而且赢得了世界人民、鼓舞了世界人民。当年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全民皆兵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核武器下“大办民兵师”只是“一堆肉”，因他认为离开了苏联的援助，中国造不出“两弹一星核潜艇”。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用大拇指比喻美国的核武器、小拇指比喻中国的核武器，尼克松却对小拇指五体投地，因他深知当中国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打破了核讹诈，再加上全民皆兵，战斗力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一步跨进核大国的门槛一直迷惑不解，其实，了解了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雄心壮志，理解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思想，知道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战略策略，感悟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进取奉献精神，就会深深认识到：中国能在拥有核武器上实现零的突破，造出两弹一星核潜艇是历史的必然。它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具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气魄和能力。正如聂荣臻所说，“我们爆炸的是物质原子弹，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现在，特朗普和普京要大力发展核武器，再一次让我们领略了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境界，是毛泽东的拥核战略奠定了中国的安全之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