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再度爆发,印度“喜提”全球第二,出路其实白求恩大夫早就给了

疫情再度爆发,印度“喜提”全球第二,出路其实白求恩大夫早就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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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说,“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才荒唐可笑。”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超出白求恩大夫的预见。如果不按白求恩大夫指明的方向来,则这以百万计的死亡人数依然未能给未来指明出路,只能算是枉死。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弱势群体首当其冲。

  十月中旬已然到来,北半球气温逐渐降低,病毒活性升高,全球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悄然拉开帷幕。

  中国青岛虽然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并且是在人员高度流动的十一黄金周之后,但从目前检测结果看,依然属于常态化防控下的零星散发病例;只要意识上不松懈,做好“内防反弹、外防输入”,有了满洲里、大连、北京、瑞丽等地的经验,防控精准性得到提升的今天,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国内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第二波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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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是典型的第二波疫情爆发,新增排前10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6个。

  其中最严重的是法国,不仅迅速打破第一波单日新增7400例的高峰,更是一再破万,以日新增1.6万例排名世界第三。虽然法国此前55天封城的巨大代价付诸东流,但教训是不可能得到吸取的,法国目前除了对戴口罩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措施,也不再封城。学校正常开学,娱乐场所正常开放,最为重大的改变反倒是感染者的隔离由14天减为7天。

  当然,也有国家至今都还没走出第一波疫情。

  它们是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的美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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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就不用多说了,有着无所不能、确诊三天后就能“治愈”出院的“懂王”特朗普存在,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后来居上,迅速赶超的是印度:

  1月30日确诊首例,2月呼吁印度国民不要去中国,3月24日——6月30日全国性封城,虽然当时造成大量人员滞留、聚集,但封城结束时确诊病例才100万。7月19日至今,不到三个月,增长600多万,其中最后一个百万,印度只用了13天。

  与爆发式增长相伴的是,进入9月以后,印度的确诊热点已经从新德里、孟买、金奈、班加罗尔等繁荣都市转到了卫生服务薄弱的印度腹地及广大的农村地区。

  对比一下历史数据,1918年的大流感期间,美国28%的人被感染,其中67.5万人死亡;截至今天,美国累计死亡22万人,若感染人数也依照死亡人数按1/3算,那美国实际应该感染2900万。细思恐极的是,那次流感病毒的R0值只有1.8,新冠肺炎病毒的R0值保守是其两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当时死了总人口的5%,即1700万人。按人口数量、经济和医疗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来看,印度超越美国是很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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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早在7月的时候,印度新德里对2万多份血清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新冠病毒抗体阳性检出率为23.48%,这意味着,印度的实际确诊人数恐怕得给明面数据乘以10.

  接下来,印度的排灯节、十胜节等宗教节日接踵而至,本就是靠着宗教极端主义上台的印人党,面对宗教,只能让步。这也是印度无法对传染病的防治进行有效科普,而只能放任民众喝牛尿、涂牛粪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分五等、宗教盛行、多教对立/冲突、卫生和医疗状况堪忧……如此种种,使得印度政府的新冠防治往往是有心无力,甚至骗取民众支持的需要出发,还不得不伪造、隐瞒数字。

  印度、美国的数据都有很大的水分,实际的数字远远高于公布的数据。这才有了印度竟然在全球疫情最严重的20个国家中,病亡率最低的战绩,其1.5%的病亡率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同样,印度每10万人死亡数也只到7.73,而美国达到了64.74.

  这里头既有国内政客推行全民检测、分类隔离不积极、需要政绩“好看”的因素,也有在现有利益格局之下大量穷人无法顾及、自生自灭的原因——这也难怪美国爆出来确诊的都是政客、富豪,穷人只有躺在医院快死的时候才会有身边亲近的人在推特哭诉,然后很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

  可以说,美国就是高配版的印度,印度就是低配版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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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么高的传播量,病毒的加速变异是必然的,是会更弱还是更强?谁都说不好。

  此外,还有堪比印度的非洲大陆。据知乎网友“林有朴樕”介绍,非洲许多地方对新冠的态度是不防、不查、不治。况且,就算没有新冠,还会有疟疾、霍乱、伤寒、艾滋、各种性病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到底是因何而死,谁都不知道。相比得病,更可怕的是穷病及由此导致的治安恶化——具体表现为街头隔三差五的枪战。因此,封城那是压根不可能的事。

  新冠病毒远没有政客病毒和政治病毒可怕。

  “疫观全球”观的不仅是新冠大流行之瘟疫,更是资本主义横行之疫。

  正如白求恩医生亲身经历的那样,他无偿、甚至拼命地帮穷人治病,效果却不太好,也救不了多少人——“贫穷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居住环境、无法得到保障的休息、匮乏的医疗卫生保健是导致各类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换言之,穷人看不起病、身体不那么健康的问题,只能在医疗之外寻找答案。

  于是,他说,“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才荒唐可笑。”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白求恩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中国人民都无比熟悉的一段艰苦历程,并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战斗中。

  这是一个充满大爱的医生,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在与病人的互动中,向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国际主义者转变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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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第一次整体性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昌明、有着相对发达的医疗水平和丰裕的物质成果,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强的民主国家都始终没能走出第一波疫情,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有近3800万人感染,108万人死亡,实在是匪夷所思。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超出白求恩大夫的预见。

  如果不按白求恩大夫指明的方向来,则这以百万计的死亡人数依然未能给未来指明出路,只能算是枉死。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弱势群体首当其冲。

  同时,还会面临类似张文宏医生那样的尴尬——一方面,他们确认“国际协作,构建共同体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就全球而言,不得不接受大流行的现实,并准备提供最低成本的群体免疫或为最优选项”,且无论如何,“各国国情不同,不能互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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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撕裂的两端,或许都是全球医疗界无奈的共识。

  其实出路,早就在85年前,就由张医生的同行,那位顶尖的胸外科医生白求恩给指出来了——那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唯一可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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