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中国海外研究”(上)专题。】
编者按
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09年11月28日至29日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我们多年习惯于接受“海外中国研究”的说法之后，有必要提出“中国海外研究”的议题。中国未来三十年或者六十年的发展，需要进一步了解发达国家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矫正我们对世界的片面认识。同时，中国经济活动的触角已广泛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全球化在所在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作出前瞻性的研究。所以，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的本届论坛，将聚焦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届论坛涉及的具体议题包括：中国的“天下观”和“第三世界”理论、亚非拉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发达国家的海外研究经验、当代中国的世界观等。
我不是做非洲研究出身的，而是半路出家，我和香港科技大学沙伯力合作研究的是中国和非洲之间的投资和移民的状况。先介绍我们研究的背景。从2004年到2008年，我们利用每年夏天的时间到非洲去做研究，一共走访调研过9个国家。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在9个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苏丹、赞比亚)做了问卷调查，除了尼日利亚还没有去过之外，其余8个国家都走访过(坦桑尼亚我们做过调研，但是没有包括在问卷调查里)。2008年，我在c还做了比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今天介绍的问卷调查是我们整个调研的一部分。
前段时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个讲座，主要是关于中国铜矿公司在赞比亚的投资状况的分析。在研究中非联接的几年里，我们思路有很大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从2006年的中非峰会以后，西方媒体就开始把中非关系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最近有个国内学生对我说：“我是出了国才知道，中非关系是这么热的话题。”国际媒体不断地炒作中非关系的话题，并形成了某种定性和定型的看法，即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在非洲只是攫取资源。这背后有个假设，就是中国跟西方相比，西方在非洲搞的是良性资本主义，促进和推动良政、民主化以及管理透明，而中国的所谓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在西方看来，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不管跟独裁政府或其他什么政府，中国都与之打交道，因为你不干涉内政，只要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和魔鬼打交道都没有问题。在西方的媒体里面，西方就变成了一个负责任的良性资本主义，而中国在非洲所作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西部牛仔式的资本主义。因为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话语论述，那么我们在做中非研究的时候就必须要明确地面对这个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视角，否则别人会不断地把你的东西拉入到这个既定的框架里来进行理解。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基本上认为，可以利用世界体系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是一个半边陲国家，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行为，跟核心国家的投资有很多相同的特征，也都是现在世界体系里的一些共有特征，但是中国当然跟西方国家的投资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反而是中国从“万隆会议”以来所保留的一些传统，比如说国家之间的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比如说中国去的一些工程师相对来说仍然具有一些底层的特色，他们的生活条件以及和本地工人打交道的方式和白人工程师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基本上还比较缺少傲慢和优越感，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中非关系的判断也涉及到我们国内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中国特殊论”，认为我们在世界体系里有自己长远的历史，有很多自己的政治思想资源和独特的治理结构，今天，我们在会上也听到了中国特殊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里越来越抛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的特色，越来越具有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特征。所以，我和沙伯力的研究正好也介入到这个争论里。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从具体的企业行为来说，和西方投资的具体的企业行为越来越相像，共同点越来越多，差异性或者说特色在减少。这是一个背景。
另一个背景，我需要讲一下，也正好回应今天会上出现的一些声音，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从我们的研究来看，现在触动国家改革或变革、国家性质转变的(力量)，当然有知识分子起的作用，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今天会上没有提及的——是资本的作用。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来看，一种是国有资本，一种是民营资本。国有资本或多或少受制于国家大的宏观政策的掌控，毕竟代表国家的形象，因此要更多地顾及到当地的利益，不是因为愿意，而是因为它与国家外交政策相勾连。而民营资本，比较专注于利润，是资本最赤裸裸的形式。大家如果关注一些非洲商人或非洲华人的网站
，会发现民营资本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而是我们驻当地大使馆和驻外官员)，其实是非常紧张的，网上抱怨的声音非常多。整个民营资本不断地需要我们国家动用国家能力对他们实行保护，实行政策上的调整。而当中国的资本利益在非洲越来越聚集的时候，当我们的国有公司也股份化在海外上市的时候，比如中石油，那么国家对资本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弱，而资本改革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今天当大家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要为国家进言，我们有自己的责任心，这一方面当然是知识分子的意愿，但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资本这方面的能动性比知识分子要大得多，而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审视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来进言，提供一些批判性的看法，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我讲一下问卷调查。对国内不做非洲研究的人来说，非洲好像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大家不太能够区分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怎样的区别，这些区别有怎样的意义，所以我担心大家会觉得这些数据有点枯燥。这项问卷调查是在9个非洲国家的大学里做的，由每所大学的助手发出250份左右的问卷，大致比例是150份给本科生、50份给研究生、50份给老师。我们一共有13个问题的答案统计表格，我选几个讲一讲。如果有时间，我会讲讲非洲的中国研究的状况，非洲学界和学界以外的精英是怎样看中国的。
先请大家看这个表，“你认为中国与非洲有多少共同利益”(见表1.1)。
在这个表格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和肯尼亚的受访者(分别为84%、83%和81%)对中国和非洲共存的利益看法最积极，认为中非之间有“极多”“很多”和“一些”共同利益。而南非、博茨瓦纳和埃及的受访者对于这个问题是最为消极的，这个比例分别只有31%、43%和48%。赞比亚则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非之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共同利益，认为中非之间没有共同利益的确实还是占少数的。基本上，我们接下去要看到的几个表格，差不多有类似的格局，就是非洲人对于中国的各个方面的评价不像西方媒体那么负面，但也不像中国媒体说的完全正面。
再看下表，“对于中国在非洲只是为了寻求自然资源这一说法，你的看法是……”(见表1.2)。
这是在中非关系上不断被西方媒体所评述的一个问题。国际媒体经常认为，中国在非洲只是为了攫取资源。在这个问题上，赞比亚有58%、苏丹有51%的受访者认同这个观点，这两个国家又恰好是中方投资比较多的国家。随后是埃塞俄比亚46%、博茨瓦纳41%。南非只有7.6%的人同意，这当然跟中国在南非投资比较少有关。南非的人均GDP还是比中国要高出很多。
再看下表，“你认为对于非洲来说，中国的‘不干预政策’是……”(见表1.3)。
选择有“好政策”“基本上是好政策”“弊大于利”“相当不利”，还有“无法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的人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是表示非常支持和支持的。苏丹表示非常支持和支持的人是最多的，高达77%。现在苏丹受美国的制裁是比较严重的，因此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在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赞比亚这些国家，表示支持的人还是比表示不支持的人超出两倍或者更多;在南非和尼日利亚的差距比较小，而且有很多人选择不知道。这里也反应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非洲确实是有不少国家，其政府是有问题的，极度腐败或者独裁、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美国的干预政策对于非洲精英来说很不爽，对于非洲老百姓最基本的民族自尊和基本利益来说(因为受制裁伤害最深、最广泛的还是老百姓)，也是不利的。中国的不干预政策，可以满足老百姓、精英的自尊心，但是对于他们内部的矛盾怎么处理，中国确实也给其政权继续存活以很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资源。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非洲老百姓面临着的问题，即怎么处理“万隆会议”以来形成的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互相尊重的、50年后中国还在执行的外交遗产。非洲受访者中，许多人是有保留意见的。但是，美国式的干预，他们又是肯定不愿意的。那么国与国之间相互的尊重，在当今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关联中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表现?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给非洲施压，要求他们把国有资产私有化。赞比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基本上是在世行的直接压力下最快速私有化的非洲国家之一，这给老百姓的生计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当非洲老百姓要寻找发展的另类途径的时候——这个“另类”用英文比较好说，叫alternative，指和主流不一样的道路——中国是不是这个“另类”?中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国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是什么的争论，还没有完全被非洲的学者所了解，所以，非洲的学者看中国犹如雾里看花，但是，他们还是渐渐地了解到，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共同性还是多了，以前非常“亲中国”的人现在维护中国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在这里有自身的利益，跟别国也是一样的”。这种辩护也反映出他们的认识，即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里，中国并不是一个alternative(另类)，而只是another option(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说，世行给我的贷款有很多附加条件，而中国给我的贷款，没有这些附加条件，是与基础建设捆绑的，这对我的国家可能好一点，这就是another option，是在同样的世界体系下的多一种选择而已，但它并不是alternative。我想，非洲很多知识分子或者从事思想工作的人需要从中国投资的过程中不断去把握中国是什么，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不再是一个alternative。
接下来看，“对于你所在国家中的中国小型企业，你的看法是……”(见表1.4)。
西方媒体强调的是中国小型企业将南非的纺织企业都打垮了，减少了当地人的就业率。但是，在我们调查的国家中，多数还是认为中国的小型企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帮助。不过，非洲人现在对中国的看法也越来越复杂，选择“有帮助，但是也给当地人民带来问题”这一项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其中看到问题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接下来看表，“与西方相比，你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是……”(见表1.5)。
在接受调查的9个国家中，除了博茨瓦纳和赞比亚以外，认为中国政策大体上比较有利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个结果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在非洲任何国家都没有殖民历史，而西方有这样的丑陋历史，这对于很多非洲人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直到现在，中国对于非洲没有正式的干预，只和7 ~ 10个非洲国家有军事上的关系，而美国和48个非洲国家有军事上的关系。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想把他们的非洲司令部从欧洲迁到非洲，遭到很多非洲国家的抵制。
再看下表，“你认为中国的崛起会给非洲带来什么影响”(见表1.6)。
认为中国崛起“可能非常有利”或“可能较有利”的人数还是多于持相反观点的人数。其中，苏丹和肯尼亚的被访者是最乐观的。尼日利亚、博茨瓦纳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持积极的态度。
下面的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对于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这一说法，你的看法是……”(见表1.7)。
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博茨瓦纳、埃及、加纳5个国家，很多人都选择了“中立”或者“无法评论”，而在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埃及，很多人表示同意，在其他6个国家，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当然，这个问卷设计有一个缺陷，就是我们并没有定义什么是新殖民主义，那么填写问卷的人就根据自己关于新殖民主义的理解和想象来回答问题。尽管我个人不认为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而只是一般性的资本主义，但是，非洲受访者有这样一个反映，值得我们警醒。
请看下表，“对于不断增长的中国移民会有利于非洲发展这一说法，你的看法是……”(见表1.8)。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包括欧洲，对于移民的反映都会比较负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博茨瓦纳、南非和埃及持否定态度多于肯定态度，其他国家有很多表示“强烈赞同”或“赞同”，也有保持中立的。中国人移民到非洲的历史还非常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洲老百姓对于中国移民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不过，大家也应该看到，表示“不赞同”和“强烈不赞同”的人数也不少，而且是有份量的少数。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选择了其他几个民意调查做比较，其中一个是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Pew调查中心是一个美国的调查公司，他们做的全球民意调查的量比我们大得多，2007年他们在所调查的每个国家(其中包括10个非洲国家)随机抽样700 ~ 1100个成年人，而我们在每个国家只设置了250人，并且我们是在大学里进行调查，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所以，我们的问卷覆盖面是有限的，反映的是一些准知识分子或者说准精英的看法，但是我们的问卷对中非关系更有针对性，所涉及的问题比Pew的调查更深入。我们的调查和Pew以及其他机构的几个调查可以相互印证。
接下来花一点时间，说一下我们从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其一，中非关系不像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负面，也不像中国官方媒体那么乐观，存在的很多问题已经反映出来了。其二，非洲人对于中非关系的认识是在变化的，人们大多避免对中非关系两极化的观点。那些对中非关系持乐观态度的人并不否认在不少领域存在矛盾;那些总体上对中非关系持负面态度的人也对中非关系的有利方面表示认可，可以说心态是相当复杂的。第三，西方媒体一向认为只有非洲的统治精英对于中非关系是积极的，而老百姓是不积极的。那么，西方媒体怎么知道老百姓是不积极的?那就是通过非洲的反对党，因为他们认为反对党代表老百姓的声音。反对党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比如赞比亚、博茨瓦纳等，把中非关系变成一个“反华”的问题，西方媒体和各方面都在炒作，形成精英支持中国、老百姓反对中国这种两元的观点。这和我们的调查结果不相符合，我们认为老百姓和精英对于中国的看法都是复杂的、多层面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非洲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虽然会在政治上吵来吵去，但是在政治经济上的取向往往是非常相同的。举一个例子，赞比亚现在的执政党MMD(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和两三个反对党基本上都接受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相当同类，但其中一个反对党决定打 “反华”牌来赢得选票。
最后一点，就是在赞比亚、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当政党竞争炒作“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国”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跟其内部政治相关，而跟中国本身在某个国家的具体政策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中国在赞比亚之所以成为竞选政治的热点问题，是跟它党派之间政治竞争和竞选策略相关的。而在有些国家，如果它的反对党没有这样一个政治需求来打中国牌的话，竞选政治中就不会有“中国问题”的出现。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